Rosenberg认为个体的一般性评价是单维的,且其量表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同时,一些研究者认为自尊可以区分为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两个维度。Rosenberg也发现可以用两个因素解释,但实际上反映了同一种人格特质。Kaplan 和Pokorny 对500名成人施测得到两个不相关因素,可以解释45%的方差。另外Shahani、Dipboye和Phillips[4]、Hagborg、Goldsmith的研究支持自尊的二因素模型。李虹也发现SES可以用两个因素,即自我肯定和自我贬低来解释。一般性的自尊区分为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两个维度有其理论意义。
早期研究多为测量对个体一般性评价的自尊,常用的测量问卷有:Rosenberg1965的自尊量表（SES）、Coopersmith(1967,1975,1981)的自尊调查问卷（The Self-Esteem Inventory,SEI）、Marsh（1984）的自我描述问卷（Self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SDQ）、Janish和Field于1959最初编制，Fleming和Watts于1980年修订的缺陷感量表（The Feelings of Inadequacy Scale,FIS）、Shrauger(1990)的个人评价问卷（Personal Evaluation Inventory,PEI）等等自尊或自我的问卷引入国内。[45]也编制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自尊量表，如魏运华（1997）的儿童自尊量表、黄希庭等人（1998）编制的青少年自我价值感量表等。其中Rosenberg的SES量表是具有代表性的测量工具，此量表使用频次很高，且远远超出其它量表。此量表的优点在于信效度高且简明方便，但其中文版的缺点在于第八题意义理解上的差异，以及此题如果按照正向计分则会出现鉴别度及量表信度提高的现象。 1.2.1.2自尊的发展特点
青少年期是自我发展的关键期或转折期，青少年自尊的发展对个体整个自我系统及其心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CamPbell，Uvallee，1993)。国内外学者对青少年自尊的发展特点进行了大量研究，整体来看，青少年的自尊发展是不稳定的。Wigfield等的研究表明，小学阶段的自尊水平基本稳定，但进入初中后，自尊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张林，2004)。 1.2.1.3自尊的影响因素 （1）自尊与人口统计学变量
M.Bolognini[41]的研究表明，女生的总体自尊水平要高于男生；而Harter的研究指出，在青春期，女孩比男孩更多地报告内部的冲突，女性的社会化更多地涉及在家庭中的角色、人际关系、情感联系，自我中心矛盾品质成为特别突出的问题;王欣等人的研究也显示男中学生的自尊高于女中学生[43]，导致这种相反结论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被试的文化差异和研究者采用的测量工具不同等原因造成的。王建平[8][9]等对男女中学生自尊、男女中学生自尊获得方式及其受损后应对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学生在自尊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得性别差异，中学生群体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假性自尊现象，男女中学生中均存在因低自尊而导
致的弱势群体，且表现出特定的性别特征差异。而李虹、张艳霞等人的研究则表明:中学生自尊水平的性别差异不显著[39][40]。 （2）自尊与其他影响因素
除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外，研究者还探索了其他因素对自尊的影响，如家庭因素，父母教养方式、自我效能感等。这些研究基本采用测量法，通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直接测量被试的自尊水平，研究其个体差异及其对个体认知、情感和行为影响。
傅茂笋、管晓丽[7]等学者对新生自尊水平与家庭因素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大学新生自尊水平与性别、户籍、家庭人口数、月生活支出、父母职业等家庭因素存在显著相关;家庭环境与自尊得分的相关性:医学新生自尊得分与亲密度、情感表达、独立性、文化性、娱乐性、组织性呈正相关，与矛盾性呈负相关。王建平[8][9]等的研究表明:城乡、家庭关系、家庭经济状况等因子对男女大学生自尊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关系对于男女大学生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答会明[6]的研究显示: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文化程度、是否独生子女等家庭因素均与违纪大学生的自尊水平有着不同程度的显著相关。
傅茂笋、管晓丽[7]等学者的研究还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中父母情感温暖理解与自尊得分呈正相关，父母惩罚严厉、拒绝否认、父亲的过度保护与自尊得分呈负相关。
余洁在以大学生为被试的情况下，将自尊与自我效能感归因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大学生的自尊与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对自尊的形成有积极的影响，自我效能感直接影响自尊。 （3）自尊与结果变量
除了考察自尊的影响因素之外，对于自尊与结果变量的关系研究也是心理学领域的另一大热点。
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等)、自尊、社会支持、人格特质、应付能力、适应能力等预测指标中，自尊是预测生活满意感的最佳指标之一[47]。Campbell，Converse和Rodgers发现，在所有与生活满意感相关的预测变量中，自尊与生活满意感的相关最高[48]。Rosenberg(1995)对1886名十来岁的青少年男孩的研究表明，自尊同幸福感的指标快乐感、生活满意度等积极相关。文化研究中发现，自尊与生活满意感的相关达到.047[49]。一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也表明，自尊水平高的人其主观幸福感较高，对生活的满意度也较高[50]。
人们对各种不同的人格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了人格因素是影响个体应对方式选择的重要内部因素。王振宏（2001）Thoits（1995）A.Provost（1999）
的研究表明，自尊水平高的个体会采用针对问题的积极应对方式，而自尊较低的个体倾向于采用回避的消极应对方式。王桂平等（2001）的调查研究表明，自尊水平较低的中学生更倾向于采取幻想、发泄和离群等消极的应对方式，中学生自尊水平与逃避应对呈负相关。张涛、李炸山（2006）结果表明，自我概念的正向因子与消极的应对方式呈显著负相关，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自我概念的负向因子与应对方式的关系则相反。赵荣霞等（2002）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的应对方式、自尊、父母教养方式三者的关系。结果发现，中学生的自尊与解决问题、求助两种应对方式呈正相关，并且与解决问题相关非常显著；自尊与其它的应对方式呈负相关，并且与自责、退避的相关非常显著。李琨[46]的研究表明自尊对应对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其研究通过对自尊的干预达到改变应对方式的目的。
王宏坤[51]的研究表明中学生的自尊与道德价值观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自尊对道德价值观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有学者在研究自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中已经表明:焦虑、抑郁、沮丧等心理问题无不与自尊的水平密切相关，所以研究中学生的自尊水平对提高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1.2.2未来研究构想
1.2.2.1进一步考察自尊与影响因素、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
当前已有部分研究对自尊的影响因素及其结果变量进行了考察。但由于自身人生观价值观仍未形成，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变迁，使得中学生成为极易受影响的一个群体，考虑到未来实践的应用性，应进一步加大研究的力度，对中学生的自尊因素进行进一步甄别，对其结果变量进行全方位考察，一边寻找核心因素，构建中学生自尊理论模型，对中学生心理健康咨询和辅导实践提供参考。
在自尊影响因素方面，已有的研究主要考察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其的影响，如性别。其次是户籍、家庭人口数、月生活支出、父母职业等家庭因素，而类似父母教养方式、社会支持等环境变量的研究及自我效能感等心理环境变量的研究还比较缺乏，未来的研究可以纳入以上变量，以便更好的探讨自尊的核心影响因素。
在自尊的结果变量中，已有的研究揭示，自尊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应对方式、心理健康等变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未来研究还可以进一步考察自尊与它们的关系。
此外，当前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影响因素与自尊，自尊与结果变量两维关系的探讨，未来应加大影响因素-自尊-结果变量的三维考察，即考察第三变量，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
1.2.2.2加强自尊的应用实践研究
中学时期是学生心理、智力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学生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
体，他们健康的自尊感与各种积极的心理品质相联系，在个体心理成长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在当前市场经济的今天，特别在沿海地区，由于父母外出打工，造成了很多留守儿童，而留守中学生这一群体受到了来自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压力，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
自尊研究的对象大多是大学生、问题学生、青少年、运动员、儿童，然而在中学情境中，中学生自尊的发展和培养是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最值得注的一个问题，因为良好的自尊状态意味着平和镇静、轻松愉快、有利于形成健康心理。中学生成长中的成功体验和经历，决定了其较诸同辈群体自我期望高、自尊水平高的特点。由于中学生现有的心理水平和所处的独特发展阶段，加之认识水平、价值取向上的不成熟等，使得自尊敏感也成为一个明显的现实问题。
因此可以深入的了解影响自尊的因素，并行之有效地制定出增强学生自尊的途径而方案，这些对于提高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是大有裨益的，对中学生心理健康咨询和辅导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1.2.2.3跨文化研究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自尊的跨文化研究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发现，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被试在相同测验中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如，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自尊低，内控感
低，外控感高，焦虑高，神经质高，精神质也高。中国人在测谎题上的得分也较高。这些研
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文化或群体下，人们的自尊存在很大差异[52]。
自尊和社会支持都是社会性很强的概念，具有文化区域性的特点。不同区域、不同属性院校的中学生对于自尊和社会支持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受其所处文化区域的限制。总的来说，被试、语言习俗，文化差异等都可能是造成自尊差异的因素，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多结合地区的特点进行研究。
1.3社会支持及其与中学生自尊的关系研究现状
社会支持不仅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对维护一般的良好情绪体验也有重要的意义[11][12]。社会支持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客观的、可见的或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与参与；二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或情感上的支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因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三是个体支持的利用情况。对社会支持的评定有必要把对支持的利用情况作为社会支持的第三个纬度。
所以，社会支持是心理社会压力与心理障碍之间的中介因素之一[13]。库利认为，他人的积极关注如赞许、尊敬等社会支持是影响自尊的关键因素[16]。彭
欣、马绍斌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自尊与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没有显著相关，但与社会支持中支持的利用度有显著相关，反之亦然[10];李琨[46]的研究表明：学业不良初中生的社会支持与自尊存在显著的相关。由此，我们推断自尊与社会支持的三个维度在中学生人群中会有比较密切的关联。
对于社会支持的研究，以往大多是在医院中实施，多考察的是社会支持对术前焦虑、术后恢复等变量的影响，或者是检验社会支持对有较重大生活危机的个体中的作用。而被试大都是大学生、问题学生，社会支持对中学生群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支持与其自尊水平有怎样的关联，这类的研究太少。
综上所述，鉴于自尊的重要作用以及以往研究的基础，本文将探索性的研究社会支持与自尊的关系，以期为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咨询和辅导提供借鉴。
2问题的提出
2.1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