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商之前生今世
滇商简介
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复杂的历史原因，云南经济的发展与沿海和内地相比，处于相对落后、封闭的状况。直到进入近代，云南地区的社会经 济结构，仍然由于自身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对外联系的薄弱而停留在原来的状态中。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云南沦为外资 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对外贸易为主体的商业贸易在近代空前发展，而且呈现出流通交换领域内容复杂和形式多样的特点。
云南商人很早就在对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历史渊源上看，云南沿边一带早就有从事这项经营的行商及小贩。但直到晚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和开埠通商的影响，云南对外贸易呈现出一种多样性和异乎寻常的发展态势，手中积聚了一定财富的商人、地主以及华侨受到经营进出口贸易有利可图的刺激，纷 纷集资组号，直接向国外厂商订货销售。外贸商人这一部分新的社会经济势力，成为近代云南商人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滇南地区从事对外贸易者多为迤南商人，又有玉溪帮、石屏帮、建水帮等之分。迤南商人出境贸易的年限较早，光绪年间就有杨发春、李继先、杨体国 等人以日用百货经营为主，赶着马帮走通了迤萨至越南莱州的商路，并把越南莱州的棉花运回家乡出售。随之羊街、浪堤等地区的商人也驮着茶叶到越南莱州出售， 然后采购棉花而归。
此外，建水人朱辅所开设的“朱恒泰”商号和孙海航的“正顺昌”商号，是在云南商帮中出现较早、影响也较大的“建水帮”主力。另有1897年由周 柏斋、周厉斋创立的“顺成号”，成为滇南巨商。
在滇南与老、泰、柬、缅等国的贸易中，河西(今通海一带)、玉溪、峨山等地的回族马帮商人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据称，这一带的许多回民都依靠赶 马帮到思普沿边及泰国、缅甸、老挝做买卖为生。
在近代，云南的外贸商人大多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外贸商人同时兼有货主、运输商(马帮主)、零售商等多种角色。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大都自己养 马，外出经商时便赶着马匹驮运货物，成为走四方的马帮商人。即使是代客运货的运输商人也不完全靠收取运费为生，而大多还兼做商业贸易。他们通常把甲地货物
捎往乙地销售，以此获利。大的马帮商人组成的商队通常还有武装护卫，从而形成了集采购、运输、贩卖、武装押运为一体的特殊商人集团。
滇商
滇商或许没有京商的傲气、大气，但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唯一的一品商人却是滇商王炽，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排在第四位的便是唯一一名榜上有名的中国人王炽。正如经济学界认为的，明清时代兴起的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初步形成了传统的市场体系，而作为这一时期的市场主体，大商人资本成为了17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滇商或许没有晋商那般“走西口”的血泪与艰辛，但滇商也同样的有着“人生分作几截过，三起三落不到头”的艰辛历程。云南的马帮男人们也曾父子相继走马各地谋求生计，有人发财衣锦还乡，也有人埋骨他乡，随一盏白纸灯魂归故里。 滇商或许缺少沪商的精明、干练，也没有川商的灵巧、徽商的儒雅、粤商的开放等，但高原人特有的勤劳坚韧、敢于吃苦、急公好义的“勤”“俭”“诚信”伦理训条，克服了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的桎梏，为“滇商”烙下了独有的精神内核印记，并为促进西南边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极为重要的“革命性要素”，锻造了滇商敢为天下先的胆识与气魄：从闻名世界的五尺道、蜀身毒道到茶马古道；从全国第一座水电站，到全国第一条商办民营铁路的建设运营等等，成就了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杨林肥酒、老拨云堂、富滇银行等等百年金字招牌。
滇商曾经辉煌与滇人曾有的冒险创业精神是离不开的，但是受地理、政策、人文环境、历史发展等因素影响，今天的云南人似乎失去了走出去的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在新世纪的大市场环境下，在竞争越来越激励的全球化格局下，在云南占尽东盟桥头堡的有利地域环境下，我们广大滇商应秉承祖辈们的创业精神，像往日的王炽一样将云南人的生意做遍全国。
话说滇商
自古云南就是中国的边疆地区，因为地处偏远，历来在世人眼中都是蛮夷之地，发展缓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云南这块边远的土地上，在云南大山的皱褶里，隐藏着滇商历史演进的兴衰荣辱，隐藏着时代更迭的悲欢离合。”云南
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罗群教授说，云南商人在这里，知地取胜，择地生财。“的确，云南没有王者气势的帝都风采，没有繁华鼎沸的十里洋场，没有曲折离奇的津门旧事，没有婀娜多姿的秦淮倩影。然而，云南是丰富多彩的。”而这些，同样拥有被记录、被研究的价值。
因此，本期商业地理特意节选了罗群教授所著《话说滇商》，伴随着马帮的铃铛声，再次漫步在云南商人编织的经商史卷上，通过回顾云南近现代商业史中那些家喻户晓或鲜为人知的滇商故事，希望仍然能使今人获得感动与启迪。
相传，西汉年间，当汉武帝得知西南夷有一条通往印度的丝绸古道后，就经常在宫中面南遥视，频频看见彩云现于南方。汉武帝感到这是吉祥之兆，于是，便遣使臣追寻这彩云的踪迹。使臣们沿着彩云的方向，一直追到了今天的祥云县，驻留多日，认为这已是彩云的尽头。后来，汉王朝便在此设县，取名云南。可见，云南在当时中原人的心目中是多么遥远。
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复杂的历史原因，云南经济的发展与沿海和内地相比，处于相对落后、封闭的状况。直到进入近代，云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仍然由于自身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对外联系的薄弱而停留在原来的状态中。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云南沦为外资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对外贸易为主体的商业贸易在近代空前发展，而且呈现出流通交换领域内容复杂和形式多样的特点。
外贸商人：统办全球洋货
云南商人很早就在对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历史渊源上看，云南沿边一带早就有从事这项经营的行商及小贩。但直到晚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开埠通商的影响，云南对外贸易呈现出一种多样性和异乎寻常的发展态势，手中积聚了一定财富的商人、地主以及华侨受到经营进出口贸易有利可图的刺激，纷纷集资组号，直接向国外厂商订货销售。外贸商人这一部分新的社会经济势力，成为近代云南商人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滇南地区从事对外贸易者多为迤南商人，又有玉溪帮、石屏帮、建水帮等之分。迤南商人出境贸易的年限较早，光绪年间就有杨发春、李继先、杨体国等人以日用百货经营为主，赶着马帮走通了迤萨至越南莱州的商路，并把越南莱州
的棉花运回家乡出售。随之羊街、浪堤等地区的商人也驮着茶叶到越南莱州出售，然后采购棉花而归。
此外，建水人朱辅所开设的“朱恒泰”商号和孙海航的“正顺昌”商号，是在云南商帮中出现较早、影响也较大的“建水帮”主力。另有1897年由周柏斋、周厉斋创立的“顺成号”，成为滇南巨商。
在滇南与老、泰、柬、缅等国的贸易中，河西（今通海一带）、玉溪、峨山等地的回族马帮商人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据称，这一带的许多回民都依靠赶马帮到思普沿边及泰国、缅甸、老挝做买卖为生。
在近代，云南的外贸商人大多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外贸商人同时兼有货主、运输商（马帮主）、零售商等多种角色。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大都自己养马，外出经商时便赶着马匹驮运货物，成为走四方的马帮商人。即使是代客运货的运输商人也不完全靠收取运费为生，而大多还兼做商业贸易。他们通常把甲地货物捎往乙地销售，以此获利。大的马帮商人组成的商队通常还有武装护卫，从而形成了集采购、运输、贩卖、武装押运为一体的特殊商人集团。
华侨商人：身在异邦心向桑梓
云南省有四千多公里漫长的国境线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这样的自然地理情况，使得边境一线的各民族得以侨居他国或进行季节性往返贸易。即便是在远离边境的弥渡、祥云、普朋、南华、姚安、大姚等地的汉、白、彝等各族小生产者，也在每年秋收过后，成群结队地前往缅甸边境的一些矿山挖矿做工。
由此演化，由于运输的需要和对外经济联系的日益加强，于是云南腹地的各族群众中，也出现了不少季节性往返的侨商。如河西（今通海）、玉溪、峨山一带的回族，从清光绪初年起，就有由经营马帮从滇南思茅、车里（今景洪）、佛海（今勐海）一带经缅甸、老挝抵达泰国进行季节性往返的侨商贸易。他们几乎在东南亚的整个旱季中，都侨居他国进行贸易活动。有的或因贸易活动不顺利或其他原因不能在来年春耕时节返回故里，就滞留于泰、缅地域进行短途贩运，由此而在国外定居。
近代云南华侨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由滇南前往异国的华侨，主要集中于泰国，而且以回族居多；分布于上缅甸各地的滇侨，则主要来自滇西一线的腾冲、
龙陵、大理等地区；少数分布于印度的云南华侨，则多为由滇西北的中甸、丽江等地区去的少数民族商人。例如中甸的藏族商人马铸材，就曾长期侨居印度进行滇、印、藏之间的“三角贸易”。
晚清时，边界重镇腾冲、河口、思茅、蒙自相继被辟为商埠，更规定在滇缅陆路边界实行免税贸易，为对外贸易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云南的对外贸易前所未有地发展。因经营对外贸易的利润很大，许多商人都把自己的经营重点投向进出口贸易。这种情况对于当时已积累了一定财富而又熟悉进出口的一部分华侨而言，自然更不例外。他们纷纷开设商号，从事进出口贸易，从而成为当时云南商人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僧侣经商：掌控中甸经济市场
在近代云南商人中，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商人群体引人注目，这就是长久以来在中甸藏族地区所形成的寺院经济中的僧侣经商现象。
中甸县位于滇、川、藏三省交界，自古以来就是茶马古道的交通要塞和互市场所。距县城五公里处，有一座规模宏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这就是康熙皇帝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所建的藏区十三林之一——噶丹·松赞林寺。松赞林寺是当时垄断中甸经济发展的最大机构。
公元1688年，应达赖喇嘛请求在中甸立市，这就为松赞林寺喇嘛商人参与频繁的滇藏贸易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松赞林寺凭借自己雄厚的政治经济势力以及与康藏各寺院密切的关系网络，进行滇、印、藏“三角贸易”，逐步成为中甸经济和市场的垄断者。
松赞林寺拥有大批的交通运输工具——骡马，还有雄厚的经商资本。当时中甸资本最大的汉族商人周汝奇和蔡文春，所有资本也不过20万元，在雇不到骡马或治安不好的情况下，他们很少进康藏贸易。于是，具有得天独厚条件的中甸松赞林寺喇嘛藏商便把运来的藏滇印货批发给中甸商贩，来自云南内地如丽江和鹤庆的滇商也只有到松赞林寺才能购买到大量的酥油、毛皮和药材等藏货。因此，中甸松赞林寺便成为滇、川、藏、印、中甸货物的集散地及互市场所，操纵着中甸的市场与物价。
此外，在清代云南的商人有一种居间撮合、介绍买卖的中间商人，成为牙商群体。随着社会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牙行商人的地域分布表现出从商业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