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要冲向乡村市镇推进的趋势，行业分布也表现出由从事大宗贩运买卖的中介行业向撮合零星日用商品交易扩散的态势。牙行商人的活动成为当时商品流通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
因商成市：云南市场丰富多样
纵观历史发展进程，商业发达与否，往往与人口聚居以及购买力集中程度有密切关系。反过来，商人集中的地方商业发达，又促进了城镇的兴起与发展。云南的商人及商人资本首先集中于人口密度和购买力都较高的商业都市，如昆明、大理等地；其次是那些商路沿线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如永昌、腾越；再次则是散于全省各地的中小市镇，如个旧、东川等。
在云南各民族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市场类型。元时，云南大理白族地区出现了午前聚集交易，日落而人散市终的“街子”。在傣族地区，则是每五天赶一次街子。到了明代，云南各地普遍出现了集市，集市名称也变得五花八门。就其命名而言，有以十二生肖命名的，如逢子日赶集称为鼠街，逢丑日赶集的称为牛街，逢辰日赶集称为龙街；有以旬日命名的，如于每旬二、六日赶集的称为二六街，于每旬第九日赶集的称九街等。
此外，很有意思的是，明清时期，云南各地的集市还随时令的不同以及侧重交换商品的不同，形成以交易商品命名的现象。如正月为灯市，二月为花市，三月为蚕市，四月为锦市??除一般的乡村集市外，云南各地还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大型商品交易会。如三月街、丽江骡马会等。
而以贸易方式来讲，云南各民族的贸易方式以集市贸易、城乡店铺贸易为主，此外，由于云南境内自然和地理状况非常复杂，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一，使物物交换这种较为原始的交换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存在。随着物物交换的不断进行，在一些少数民族的交换活动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一般等价物。如怒江等地的傈僳族和怒族在以物易物时，黄牛、铁锅几乎成了基本计价单位，甚至买卖土地、抵偿债务、给付嫁娶聘礼嫁妆等等，都以黄牛和铁锅为计值单位。此外云南还形成了马帮贸易、朝贡贸易等形式的贸易。
“备上金箍的马鞍子，佩上晶亮的银铃，驮上山里人的物品，带上亲人们的嘱托，我赶马的年青人呵，离开家门奔他乡??”
这是一首在云南民间流传甚广的《赶马调》，这古老的歌谣描写的是常年奔波于崇山峻岭间，在各民族地区间贩运商品、互通有无的特殊的商人群体——马帮赶马人的生活。
在云南境内山高路险，地形错综复杂的广大地区和边境贸易中，运输几乎要全靠人畜之力。加之云南盛产良马，于是马帮便成为最方便、最经济的运输形式
马帮：古老的运输业
云南马帮形成于何时，史书并无准确记载。但早在西南丝绸之路的博南道通行前后，已经开始出现了马帮。后来，由于商品流通规模进一步扩大，运货的途程也越来越远，往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才能走一个来回，临时性马帮显然已不能适应要求，于是又出现了专业性马帮。
清代是云南马帮运输大发展的时期。由于交通运输条件有较大改善，省内各府州县之间、与相邻省之间，甚至与邻国之间都建立了密切的交通联系。驿站、铺递遍及全省，铜路、茶路、水路沟通城乡各地。据记载，清代全省置驿81处，有夫役1647人，驿马508匹。
到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云南，云南传统的、封闭的地方市场，开始被纳入与世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开放性市场体系。但在滇越铁路通车以前，云南境内仍然以人畜驮运的马帮运输为主。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云南地区古老的马帮运输业，在近代获得了迅猛发展，达到鼎盛。
马帮运输经营的运输路线长，自滇西北入西藏可达印度；滇东南入越南、老挝；滇南入缅甸可达泰国或印度，其足迹遍及云南全省、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诸国。在当时的云南地区，除有专业性的马帮外，另有一些资力雄厚的商帮或商号，为解决大量进出口货物的运输问题，往往采取自办马帮或固定租用马帮的形式。此外，在马帮运输迅猛发展的情况下，还出现了一批专业经营马帮的大户。如凤仪的包有才，拥有100多匹骡马，专门雇佣了“马锅头”和赶马人；玉溪后裕乡尹家，是名噪一时的大马帮。至民国年间，仅大理、凤仪一带就有马帮大户十七八家。
在马帮商人行走四方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利用产地、销地巨大的地区差价、季节差价和批零差价来赚取利润。同时，马帮“讲信誉、重诺言”也是家喻户晓的。、
丽江：滇藏贸易中转站
纳西族从事商业贸易有着久远的历史，早在唐宋时期，纳西族先民与吐蕃、南诏、大理等地的贸易已相当频繁，这在纳西族象形文字东巴经中便有记录。纳西族主要的聚居地丽江地区，是云南西北地区与四川、西藏、印度的交通孔道、滇藏贸易的中心和枢纽。加之丽江自古以来就是云南良马“丽江马”的出产地，这就为丽江纳西族商帮尤其是马帮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内地来的商人因安全条件、语言、风俗习惯等不相适应，所以到丽江即止。同时康、藏商人也是到丽江就不再前进，原因在于对内地相当陌生。而丽江恰好与两地区接壤，边界相连，气候、语言、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等基本融会贯通，起到藏区与内地经济交往的中介作用。
后来由于丽江重要的地理位置，其县城大研镇逐渐成为当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各地商帮，如喜洲帮、鹤庆帮、腾冲帮、西藏帮以及北京、山东、江西、湖南等地商帮均在此设立商号。在这些商帮商号的影响和带动下，纳西族商人不满足于仅从事远途贩运贸易，也加入到就地从事商业经营的行列中来。他们先是到鹤庆、喜洲、腾冲等商帮的商号中提货，开店零售，后又以“入伙分红”的形式投资到鹤庆、喜洲、腾冲商帮中，成为股东。在投资、经营获利后，因资本日趋增多，便脱离而出，建立起自己的商号，自主经营，成为独资经营的行商。
纳西商帮的许多商号大多拥有自己的马帮。而马帮从事的远程贸易，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帮的发展和壮大，使其对藏、印的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据统计，丽江纳西族从清末以来到藏区贸易的商号有30多家，往来马帮已达上千匹驮马。大研镇北阿迎昌村因之成为专门接待马帮的村落，有不少纳西族的“马锅头”和小伙计（商号帮工）以穿藏装和说藏话为荣。
腾冲：玉从石生
玉石原产于缅甸，那里是世界最大的产地，产量占全球的90%。但翡翠却是由中国人最早开采并形成交易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缅甸出产的玉石几乎全部运往腾冲集散，占世界交易额的90%。1902年腾冲的玉石进口量为271担，1911年增至628担，1917年已剧增至801担。腾冲因此得名“翡翠城”。
现代都市里的人都知道炒股票利润大，风险也大，一夜之间可以发财，顷刻之间也能破产。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做玉石生意也是兴衰沉浮，大起大落。清嘉庆年间，腾冲城南绮罗乡的玉石商人尹文达，从猛拱老山的玉石厂驮回一块通身深黑的大玉石，许多行家看后都说不值钱，于是便将其随手扔在门口。由于来他家的客人总在那块石头上拴马，日子一长，皮绳磨，马蹄踏，那石头上竟显出了晶莹的绿色小点。尹文达忙把它抱去解磨，竟是大块的绿色翠玉！他把其中最好的材料做成了两只翡翠宫灯。据说中秋之夜他将一只拿出来悬挂，竟将整个院子都映绿了。精明的尹文达又把余下的边角碎片做成上百副耳片，在当时每副便值二、三十两白银。
另有腾冲人官某，从20岁就上厂挖玉，整整挖了50年，却连块像样的玉石都没挖到。一天，他坐在山头上遥望家乡，不禁悲从中来，痛哭失声。哭罢起身撒尿，突然发现冲出了一块有点发绿的石头，竟然是块艳夹淡水绿的大玉石。从此，官某70衣锦荣归。
高原女人：撑起商贸半边天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中，妇女不能轻易抛头露面，更不用说入市交易了。但在云南地区，各民族却较少受此羁绊，很多妇女不仅能出入市井，而且在商业贸易中还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
大理、鹤庆、剑川等地的白族妇女，从清朝初期以来，每逢赶街都要背着货物到市场上做生意，这种习俗一直沿袭至今。她们背着针线、手工艺品等进丽江、中甸等地，换回皮毛、药材等山货土产。有的甚至背运木器到各地销售，或深入山区收购香菌、药材等农副产品。这种做法俗称“背背子”。
纳西族妇女历来便有经商的传统。清代，她们常常背着商品外出售卖。抗日战争时期，纳西族妇女经商的人数更是大增。1944年，丽江大研镇共有1058名本地经商者，其中妇女就有440人，约占总数的44%，比例之高，为国内罕见。
在滇南傣族地区，傣族妇女十分勤劳，不但承担了家里家外一切事务，出入城乡集市、以有易无更是她们分内的事。从元代云南集市形成开始，在傣族地区就有专门为妇女开设的“早市”（即露水街）。天还未亮，傣族妇女就挑着农副产品入市交易，太阳刚出、露水未干便完成交易散市，匆匆赶回家做家务或下地劳动。
在近代云南的大商号中，还出现了一些精明强干、知人善任的女性经营者和管理者。“洪盛祥”可谓典型。
作为近代名震西南乃至东南亚的大商号，“洪盛祥”由腾冲人董绍洪于清末创办，主要经营石磺、翡翠珠宝、棉花棉纱、茶叶等进出口业务，并经营汇兑。董绍洪去世后，“洪盛祥”即由“老太太”李氏总管。李氏是腾冲的一个奇女子，她知书达理、精明能干，秉承“洪盛祥”一贯的经营原则，对五个儿子要求严格，对店员们却很宽厚。李氏经营“洪盛祥”直至七十多岁。
云南各民族妇女就是这样以其智慧和汗水，在商业贸易这个原属于男性的世界里，开创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为云南商贸的发展增添了一道独特而又亮丽的风景。
花泽飞：弘扬滇商精神为加快民营经济发展聚能量
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
今年初，花泽飞从省文化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被聘为省政府参事。按照省长对省政府参事提出的要求：“讲真话、察实情，加强对当前发展中重点问题、前瞻性问题、重大决策落实情况的研究”，他将目光聚焦到了民营经济上。当选为云南民营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后，他倾情投入省民营企业家协会，搭建政企桥梁，创建民企之家，努力将其建成云南最强的协会。
经历决定眼界
作为知青，花泽飞从上海来到云南艰苦创业，他先后担任过深圳锦绣中华云南民族饮食文化艺术中心总经理，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兼云南民族村总经理、党委书记，云南世博集团总经理兼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