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没有产生认识错误，而是处分财产的受骗人产生了认识错误，但是，刑法条文并没有规定只能由被害人产生认识错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财产处分人既不必然是财产的所有人，也非必须是财产的占有人（如代理案），所以，只要具有财产处分权限或者地位的人产生认识错误进而处分财产即可。（3）虽然被害人没有处分财产，但受骗人处分了财产。刑法同样没有将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人限定为被害人。因为，一方面，诈骗中的处分行为，并非仅指民法上作为所有权权能之一的处分，而是意味着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第三者占有，即由行为人或第三者事实上支配财产。所以，不要求财产处分人具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例如，甲没有返还的意图，却隐瞒真相向乙借用轿车，乙将轿车交付给甲后，甲开车潜逃。乙只有转移占有的意思，但甲的行为依然成立诈骗罪。另一方面，在财产关系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财产的单纯占有者乃至占有辅助者，都可能处分（交付）财产。例如，丙将自己的财物委托给乙保管，其间，丙给乙打电话，声称第二天派丁取回自己的财产。偷听了电话的甲第二天前往乙处，声称自己是丙派去的丁，乙将自己占有而归丙所有的财物交付给甲。处分财产的乙并不享有所有权，只是事实上占有了财产，但这并不影响甲的行为成立诈骗罪。所以，即使不是财产的所有人，也完全可能因为认识错误等原因而处分财产。（4）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的行为，使得行为人或者第三者获取了财产。（5）表面上由于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的行为，导致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但受骗人与行为人并非共犯，故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应归责于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既然三角诈骗
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主客观要件，司法机关就没有理由将其排除在诈骗罪之外。
最后，从刑法的相关规定上分析。显而易见的是，刑法分则关于金融诈骗罪的规定，事实上包含了三角诈骗的情形。例如，刑法第194条将?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规定为票据诈骗罪的一种情形。在此，行为人所冒用的汇票、本票、支票具有真实性，而不是指使用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行为人甲冒用己的汇票、本票、支票通过银行职员丙取得现金时，丙是被骗人，乙是被害人，但甲的行为依然成立票据诈骗罪。再如，刑法第196条将?冒用他人信用卡?规定为信用卡诈骗罪的一种表现形式，行为人甲冒用乙的信用卡时，特约商户（加盟店）或者银行职员丙是被骗人，但遭受财产损失的是乙，尽管如此，仍然成立信用卡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都是诈骗罪的特殊表现形式，在刑法没有将票据诈骗、信用卡诈骗规定为独立犯罪时，司法实践就一直将这种行为认定为普通诈骗罪，理论上也没有任何异议。这说明，普通诈骗罪原本包括三角诈骗。在票据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之后，规定票据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的条文与规定普通诈骗罪的条文形成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凡是符合特别法条的行为，都必然符合普通法条。既然如此，冒用他人汇票、本票、支票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就不仅符合票据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且符合普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只是依据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的原则而不以普通诈骗罪论处而已）。概言之，冒用他人汇票、本票、
支票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三角诈骗行为，仍然符合普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因此，诈骗罪包含了三角诈骗的情形。
由上可见，三角诈骗的三角是指行为人、受骗人（第三人）与被害人。问题是，在三角诈骗中，财产处分人应当是谁？是必须由受骗人处分财产才成立诈骗罪，还是必须由被害人处分财产才构成诈骗罪？国外的少数观点认为，财产处分人必须是被害人。但如前所述，诈骗罪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使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产。既然财产处分人必须基于认识错误，而产生认识错误的人为受骗人，那么，只有当受骗人处分财产时，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如果受骗人没有处分财产，而是由未受骗的人处分财产，则不可能成立诈骗罪。因此，在三角诈骗中，财产处分人只能是受骗人，或者说，三角诈骗的受骗人必须同时是财产处分人。但应说明的是：在二者间诈骗中，被害人处分的是自己占有的财产；而在三角诈骗中，受骗人处分的既可能是自己占有的财产，也可能是自己没有占有的财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骗人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处于可以处分他人财产的地位。 二、三角诈骗与盗窃罪的界限
在三角诈骗的情况下，虽然受骗人与被害人不是同一人，但是，（三角）诈骗罪的成立，不仅要求受骗人与财产处分人是同一人，而且要求现实的财产处分人（第三人）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处于可以处分被害人财产的地位。一方面，如果受骗人不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与地位，就不能认定其转移财产的行为属于诈骗罪的处分
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受骗人没有处分财产的权限与地位，行为人的行为便完全符合盗窃罪间接正犯的特征。如前述西服案中的C，不具有将B的西服处分给A的权限或地位，所以，A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而是盗窃罪的间接正犯。再如，10余人参加小型会议。散会前，被害人B去洗手间时，将提包放在自己的座位上。散会时B仍在卫生间，清洁工C立即进入会场打扫卫生。此时，A发现B的提包还在会场，便站在会场门外对C说：?那是我的提包，麻烦你递给我一下。?C信以为真，将提包递给A，A迅即逃离现场（以下简称会议案）。在本案中，清洁工C没有占有B的提包，他也不具有处分该提包的权限或地位。换言之，C是A盗窃提包的工具，而不是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人。因此，A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只能成立盗窃罪。
显然，受骗人是否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地位，成为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间接正犯的一个关键。可以肯定的是，当受骗人具有法律上的代理权时，必然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地位（如前述代理案）；基于同样的理由，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职员依据金融凭证等支付现金时，也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认定为三角诈骗。换言之，凡是能够从法律上直接认定受骗人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地位时，均能认定为三角诈骗。但是，如果仅限于法律上的处分权限与地位，便过于缩小了诈骗罪的成立范围。例如，上述保姆案中的保姆丙，在法律上并不具有处分乙的财产的权限或地位，如果因此而认定为盗窃罪，恐怕难以被人们接受。所以，除了法律上的处分权限或地位外，只要受骗人事实上具有．．．
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者地位，就可以认定为诈骗罪。但问题是，根据何种标准认定受骗人在事实上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或地位？对此，德国、日本的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称为主观说，其内容是以受骗人是否为了被害人而处分财产为基准：如果受骗人是为了被害人而处分财产，则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反之，行为人的行为成立盗窃罪。在保姆案中，丙是为了被害人乙而交付西服的，所以，甲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在会议案中，C是为了行为人A而交付提包的，所以，A的行为成立盗窃罪。这诚然是一个标准，或许在许多情况下也能得出正确结论，但是，将?为了谁处分?这种主观的要素作为标准恐怕是不妥当的。因为单纯根据不属于被害人的受骗人的心理状态决定行为人的行为性质，有悖犯罪构成的基本原理。
第二种观点称为阵营说，其内容是以受骗人是与行为人的关系密切还是与被害人的关系密切为标准，换言之，以受骗人是属于行为人阵营还是属于被害人阵营为标准。如果受骗人属于被害人阵营，则行为人的行为成立诈骗罪；反之，则成立盗窃罪。根据这一观点，在保姆案中，由于交付西服的丙属于乙的阵营，所以甲的行为是诈骗；而在西服案中，C属于A的阵营，是A盗窃的工具，所以，A成立盗窃罪。但是，一方面，在会议案中，C是否属于A的阵营，还难以断定，他可能是一位?中立者?。另一方面，虽然阵营说确实提供了区分标准，但其内容似乎与诈骗罪的本质要素缺乏必然联系。
第三种观点称为授权说，其内容是，受骗人在被害人概括性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