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行为人盗窃或者拾取他人汇款单后，采取欺骗手段使邮政职员支付汇款，因为邮政职员的过错等原因导致邮政局应当承担?将汇款补兑给汇款人或收款人?的责任时，由于直接遭受财产损失的是邮政局，而不是邮政职员本人，故在理论上也属于三角诈骗。即行为人欺骗邮政职员，使邮政职员处分了邮政局的财产，邮政职员为受骗人，邮政局为被害人，同样属于三角诈骗。我国理论界可能认为这种情况属于二者间诈骗，即将邮政职员与邮政局视为一体，都属于被害人。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国外被认定为三角诈骗。不过，这种分歧不会影响案件的性质。
概而言之，信用卡诈骗罪中的冒用、使用、恶意透支行为仅限于对?人?使用；行为人盗窃、拾取他人的存折、储蓄卡、汇款单等债权凭证后，使用欺骗手段通过银行、邮政局等机构的职员取得财产，导致他人遭受财产损失的，属于三角诈骗，成立诈骗罪；但是，利用盗窃或者拾取的债权凭证通过自动取款机提取现金的，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注释与参考文献
Vgl.，Gunther Arzt＼Ulrich Web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Lehrbuch，Verlag Ernst und Werner Gieseking 2000，S．458ff；[日]平野龙一：《刑法概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第212页以下；[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论》，弘文堂1999 年
版，第180页以下。
平野龙一：《犯罪论的诸问题各论》，有斐阁1982年版，第329页。
金克木：《比较文化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3页。
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义》中所述，转引自[意]艾科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8页。
[法]亨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许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以下。
本文中的?受骗人?，有时指诈骗罪中的受骗人，有时指盗窃罪间接正犯中作为工具的受骗人，相信读者可以轻易分辨。 前引[2]，平野龙一书，第330页。
如后所述，受骗人与财产处分人必须具有同一性，否则难以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
Vgl.，Wessels＼Hillenkamp，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2，23．Auf．，C．F．Müllr 2000，S．251；[日]京藤哲久：《三者间诈骗》，载阿部纯二等编：《刑法基本讲座》第5卷，法学书院1993年版，第199页。
前引[2]，平野龙一书，第330页。
如后所述，有些三角诈骗可能不是构成普通诈骗罪，而是构成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本文所说的诈骗罪，在许多场合包括这
些特殊的诈骗罪。
这里的被害人，不仅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等单位。就特殊诈骗罪而言，行为人也可能是单位。
参见[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各论》，创文社1990年第3版，第614页。
前引[1]，Gunther Arzt＼Ulrich Weber书，S．498f；西田典之书，第188页。
前引[1]，Gunther Arzt＼Ulrich Weber书，S．499；[日]大谷实：《刑法各论》，成文堂2001年版，第156页。
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1970年3月26日判决，载日本《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24卷第3号，第55页。 前引[2]，平野龙一书，第344页。
Vgl.，Schroeder，über die Abgrenaung des Diebstahls von Betrug und Erpressung，ZSt W．60，3．
参见[日]山口厚：《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载《平野龙一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上卷，有斐阁1990年版，第441页。 前引[2]，平野龙一书，第345页。
Volker Krey，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Band 2，12．auf．，Verlag W．Kohlhammer 1999．S．218．
日本曾有这样的判例：对A的房屋设定了抵押权的X，行使自己的权利，通过不动产转移的强制执行，将房屋的所有权转移给了自己。但是，A将以前制作的已经失效的与L之间的调解书正本，提
交给简易裁判所申请给付执行令，欺骗该裁判所的候补书记官，得到了执行令，向执行官提出执行令使其强制执行，将房屋转移为L占有。判决指出，?在受骗人与财产上的被害人不是同一人的场合，应当要求受骗人具有可以为被害人处分财产的机能或者地位?，?执行官不具有处分X的财产的机能与地位?。于是，没有认定A的行为成立诈骗罪（日本最高裁判所1970年3月26日判决，载日本《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 24卷第3号，第55页）。但是，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指出：?在这种场合，执行官具有转移占有的权限。……认为不成立诈骗罪，也是有疑问的。?（前引 [2]，平野龙一书，第347页）。在本文看来，即使根据日本法律，执行官不具有法定的处分权限，但也具有事实上的处分权限，故认定为诈骗罪更为妥当。
[日]曾根威彦：《刑法各论》，成文堂2001年第3版，第151页。
根据买卖合同，甲欠乙500欧元，由于甲拒绝偿还，乙便向法院起诉。开庭审理时，甲违背事实，辩称未签订任何买卖合同；乙由于没有证据，被法院判决败诉。德国刑法理论认为，甲的行为属于广义的诉讼诈骗的一种情形（前引[21]，Volker Krey书，S．223）。 参见[日]山口厚：《问题探究 刑法各论》，有斐阁1999年版，第155页。
Vgl．，Schoenke＼Schroeder＼Cramer，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26．Auf．，Verlag C．H．Beck 2001，S．2075f；前引[21]，Volker Krey书，S．223ff；[日]大冢仁：《刑法概说（各论）》，
有斐阁1996年第3版，第248页以下。这些书中都分别介绍了德国、日本将诉讼诈骗认定为诈骗罪的诸多判例。 前引[13]，团藤重光书，第614页。
参见[日]泉二新熊：《日本刑法论各论》，有斐阁1931年增订42版，第816页以下。
参见[日]牧野英一：《刑法各论》下卷，有斐阁1951年版，第678页。
前引[26]，大冢仁书，第250页；[日]曾根威彦：《刑法的重要问题》（各论），成文堂1996年增补版，第188页；等等。还有学者做了更为具体的分析。如西田典之指出：?法院在明知虚伪的同时又必须做出A（指诉讼诈骗的行为人——引者注）胜诉的判决，是极为有限的。即实际上只限于B（指诉讼诈骗中的被害人——引者注）在口头辩论时缺席，因此认可原告的主张的所谓拟制自白的场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辩论主义，即使法院明知A的主张是虚假的，也必须做出A胜诉的判决。但是，由于B是在明知缺席就败诉的情况下而缺席，故也可能认为，因被害人承诺而缺乏诈骗罪构成要件符合性，不成立诈骗罪。于是，在此外的场合，根据自由心证主义，在民事诉讼中，由于证据的评价取决于法院的自由心证，故对法院的欺骗行为是完全可能的。?（前引[1]，西田典之书，第189页）。 前引[29]，牧野某一书，第680页以下。
[日]小野清一郎：《新订刑法讲义各论》，有斐阁1950年第3版，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