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尔。朕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于是命魏徵”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教戒太子诸王》）当然，诸王未必都能因此从善弃恶，但这种认识和做法却是必要的。再如，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谏议大夫王?回答道：”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唐太宗称是：”信如卿言。”（《崇儒学》）用人以德行、学识为本，这是贞观朝君臣的共识。还有：魏徵所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道》）魏徵回答唐太宗所问，认为守天下”甚难”，这是因为：”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 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政体》）魏徵又引用《礼记·曲礼》上的话阐明全面看待和评价一个人的原则说：”《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君臣鉴戒》）
等等。这些都是带有规律性或普遍性原则的认识，其内容可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但其本质却不会过时；正因为这些认识是同有关的史事结合在一起，故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并从中受到启迪。
清人龚自珍说过：”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龚定庵全集类编》卷四《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吴兢的《贞观政要》，正是一部出于”良史之忧”的著作，必能为今日之”智者”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