孰谓奇蹇之运，遭逢恶人，寸禄不沾，长怀顿挫，斯才高而见忌者也。贾生悼长沙之屈，祢衡痛江夏之来，倏焉折首，无何殒命。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所较者轻，所失者重，玉迸松摧，良可惜也，况于骨肉相残者乎?”前半部分具体详述刘希夷生平及《白头吟》成诗过程和死因，补充交代了凶手和行凶地点，所述刘遇害原因和情节基本雷同韦绚、王谠诸篇，应该也是沿袭前代说法。后半部分议论感叹，替刘鸣冤，并为其感到可惜。同样没有提出新的证据。 明朝张岱《夜航船·爱杀诗人》亦云：“唐宋之问爱刘希夷诗，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句，恳乞不与，之问怒以土囊压杀之。”所载与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一般无二，也是人云亦云。 明朝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宋之问》又云：“汝州刘希夷，少有文华，好为宫体诗，善弹琵琶。尝为《白头翁咏》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我此诗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乃更作一联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又叹曰：‘此句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即两存之。宋之问，希夷舅也。爱‘落花’二句，恳乞许而不与，怒以土囊压杀之。后孙翌撰《正声集》，以此诗为刘集中之最，由是大为人所称。”与上述诸篇大同小异，沿袭了诸篇对刘希夷命案的记载，略为不同的是说宋之问因“爱‘落花’二句”（即“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杀刘。 清赵翼《瓯北诗话》云：“‘年年岁岁花
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此刘希夷诗，无甚奇警，乃宋之问乞之不得，至以计杀之，何也？盖此等句，人人意中所有，却未有人道过，一经说出，便人人如其意之所欲出，而易于流播，遂足传当时而名后世。”指出宋夺诗杀人的原因是刘诗“易于流播，遂足传当时而名后世”。 一些现当代文学专著和辞书也采用上述说法，例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周勋初《唐诗大辞典》、陈伯海《唐诗汇评》、沈起炜与刘德重《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中华书局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书籍皆有所记载，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以上诸多文献几乎众口一词，均以宋之问夺诗为杀人因由，依据是宋诗集中存有刘的诗歌。然而这种观点历来也有不少质疑之声。 北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率先提出质疑：“吾观之问集中，尽有好处，而希夷之句，殊无可采，不知何至压杀而夺之，真枉死也。”认为宋诗比刘诗写得好，不至于因诗杀人，公开替宋之问叫屈。 金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上》也持魏泰观点：“宋之问诗有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问甥刘希夷句也，之问酷爱，知其未之传人，恳乞之不与，之问怒，乃以土袋压杀之。’此殆妄耳。之问固小人，然不应有是。‘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何等陋语，而以至杀其所亲乎？大抵诗话所载，不足尽信。”王若虚以刘希夷名句为“陋语”虽不能为人苟同，但他认为宋之问因诗杀人“大抵诗话所载，不足尽信”，也有一定道理。笔者稍后详
论。 明代李攀龙《唐诗直解》云：“《代悲白头翁》本非其佳处，而俗人专取之。五、六尤卑。”直指《代悲白头翁》并非刘诗佳作，认为五、六两句尤其不好（即“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与魏泰和王若虚对刘诗的评价遥相呼应。 明祁骏佳《遯翁随笔》（上卷）亦云：“余谓此诗不过如沿街唱劝之语，实为鄙俚。以之问之才，岂欲窃此鄙俚之诗？且之问固非端品，然何至以乞诗不得，遂杀其人乎？”认为《代悲白头翁》为“鄙俚之诗”，宋之问固然品行不端，但以他的才华还不至于为了两句诗去杀人。 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云：“刘庭芝藻思快笔，诚一时俊才，但多倾怀而语，不肯留余。如《采桑》一篇，真寻味无尽。《春女行》前半亦婉约可思，读至‘忆昔楚王宫’以下，不觉兴阑人倦矣。钟氏盛称之，独贬其《代悲白头翁》。此诗悲歌历落，昔人之赏自不谬，特亦微嫌太尽。《孤松篇》极多佳思，及观宋延清《题张老松树》诗，便觉宋劲净，刘沓拖，大有老稚之别。余尝谓刘诗如花落鸟啼，宋诗似云蒸霞蔚，不徒手笔迥异，各有所长。宋实出于刘上，何苦夺其句而杀之！况‘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亦甚无奇，弇州之辨良是。”直陈刘希夷诗“多倾怀而语，不肯留余”“微嫌太尽”诗意直白的缺点，并将宋之问同题材作品《题张老松树》与刘希夷《孤松篇》比较，“觉宋劲净，刘沓拖，大有老稚之别”，认为“宋实出于刘上”，宋没有必要“夺其句而杀之”。 现当
代学者也多有认为这场公案不可信者。如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说:“相传刘希夷吟到‘今年花落……’二句时，吃一惊，吟到‘年年岁岁……’二句，又吃一惊。后来诗被宋之问看到，硬要让给他，诗人不肯，就生生地被宋之问给用土囊压死了。于是诗谶就算验了。编故事的人的意思，自然是说，刘希夷泄露了天机，论理该遭天谴。”由文中“编故事的人”一语可看出闻一多认为夺诗杀人之说多半出自虚构，纯属子虚乌有。施蜇存《唐诗百话》引述辛文房《唐才子传》时，也指出“这是唐人小说中所记的一段文艺轶事，未必可信”。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也说：“《唐语林》亦载此事，殆小说家言也。”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引《本事诗·征咎》云：“果以来年之春下世。”并作出结论：“皆不云（或未确言）之问害刘。” 这些质疑具有一定道理和依据。稍加考察，不难发现后世持阴谋论者，都是受了刘肃《大唐新语》和《刘宾客嘉话录》的影响，把这两部唐人著作当作了坐实宋之问因诗杀人的依据，并没有提出什么有力的新证据。但如果仅凭这两部文献的记载，就据此推断宋之问杀了刘希夷，却很值得商榷。 如前所述，关于宋之问因诗杀人《大唐新语》仅存暗示，并未坐实，刘肃所言“为奸所杀”之奸是否就是宋之问，仅凭一句“或云宋之问害之”（连说话人姓名都没有，说明只是传言），很难断定，难以作为证据。《刘宾客嘉话录》中刘禹锡的谈话也只能视为对《大唐新语》所载内容的一种演绎，亦不足
为证。刘禹锡与刘希夷之死相去已一百多年，刘禹锡凭什么断定刘希夷为宋所杀？他坐实宋之问因诗杀人的依据是什么？这个依据又从何得来？是受了刘肃《大唐新语》和当时社会传闻的影响，还是因鄙薄宋之问无良品行而生出的臆断？ 据晚唐孟棨《本事诗·徵咎第六》载：“诗人刘希夷尝为诗曰：‘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欤。’复遘思逾时，又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又恶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两留之，果以来春之初下世。”《本事诗》并未留下宋之问偷诗杀人的记载。孟棨只言写诗，不言偷诗，更未提杀人，比韦绚所记要谨慎得多。如果真有其事，那么与韦绚同为晚唐人的孟棨为什么不在《本事诗》里留下记录？从《刘宾客嘉话录》记载看，刘禹锡的谈话明显缺少权威史料作为依据。作为老师的刘禹锡在给弟子韦绚授课时，多半只是据传闻推测而已，不然这么大一桩文坛公案，如有新的证据材料，他肯定要给自己的学生大讲特讲，而韦绚也不可能不在《嘉话录》里留下更多的具体线索。 后晋刘昫等所著《旧唐书·文苑》亦载：“时又有汝州人刘希夷，善为从军闺情之诗，词调哀苦，为时所重（笔者按：刘肃《大唐新语》诸篇均为“不为所重”），志行不修，为奸人所杀。”只说刘希夷“为奸人所杀。”但“奸人”是谁并没有说明。而北宋欧阳修等编著的《新唐书·文艺》对刘希夷更是只字未提，可见宋之问杀刘希夷之说于史无据。 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