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诗杀人并不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从宋刘现存诗歌的数量来看，两人的差距很大。《全唐诗》存刘希夷诗1卷23首，《全唐诗外编》《全唐诗续拾》补诗7首，共30首。《全唐诗》存宋之问3卷187首，仅数量就远远超过刘希夷诗，且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虽然，这并不能证明宋不可能偷诗，但至少说明他偷诗的可能性很小。至于诗歌的质量见仁见智，往往无法比较。但史书所载，对宋之问却十分有利。《旧唐书·文苑》云：“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而刘希夷则“体势与时不合”“不为所重”（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旧唐书·文苑》又云：“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此事《新唐书·宋之问传》也有载，不赘述）。宋之问《龙门应制》虽是一首应制诗，但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兴完成一首四十二句，二百八十六字的长诗，又能获武则天的锦袍之赏，说明宋的写诗水平非同一般。盛唐张说认为：“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旧唐书·文苑》）《新唐书·文艺上》评曰：“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陵也。”将“沈宋”并称，并比之“苏李”，可见对宋之问评价之高。这些历史记载足以说明宋之问在文坛上的声名、地位和影响都远在刘希夷之上。何至于为博名
夺诗而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自己的外甥？ 平心而论，宋之问诗集中也确实有不少著作权存疑者。据《御定全唐诗》所载宋之问传世之作共三卷187首诗歌：其中卷51存疑5首，卷52存疑11首，卷53存疑1首,三卷合计著作权存疑者17首，存疑率高达9%。 其中，卷52第74首《饯中书侍郎来济（一作太宗诗）》，可以排除恶意剽窃的可能性，当官有瘾的宋之问，应该没有偷太宗诗的贼胆；卷52第19首《冬夜寓直麟阁（一作王维诗）》和卷52第73首《驾出长安（一作王昌龄诗）》也可排除，二王属于后辈作家，宋之问要剽窃他们，需要穿越到盛唐，也不可能。 当然宋之问诗集中与同一时期作者诗作相同而存疑的也不少，卷51有四首注明“一作沈佺期诗”，分别是《芳树》《折杨柳》《长安路》《有所思》，有一首注明“一作刘希夷诗，题云代悲白头翁”，即《有所思》(卷51第48首)，卷53有一首注明“一作李乂诗”，即《奉和幸韦嗣立山庄侍宴应制》(卷53第7)，卷52有8首注明“一作沈佺期诗”。三卷诗集中仅疑作沈佺期诗的就有12首。按理，如果宋之问真是“文抄公”，他最应该除去的心腹大患是沈佺期。为什么他不去杀大名鼎鼎的沈佺期，而偏偏把一个声名微弱的刘希夷杀了？难道就因刘希夷“许而不与”吗？为什么后人不去替沈佺期申诉，不去指责宋之问抄沈佺期的诗，而唯独替刘希夷鸣不平之冤？难道只因沈佺期活着而刘希夷死了吗？如果仅凭一首相同之作就判定某
人剽窃，甚或有杀人嫌疑，这是很不严谨的（还不用说存在另一种可能，即被指责剽窃的人被人剽窃——谁偷谁的有时实在很难说得清）。 其实在《御定全唐诗》里，作者和作品张冠李戴的情况比比皆是，不独刘宋或沈宋。原因很复杂，由于年代久远，流传过程中记忆、传抄、编辑、刊印等诸多环节的疏漏，皆可造成作家作品错位的遗憾。 诚然，宋之问是品行恶劣的“奸人”。他“倾心媚附”武则天宠臣张易之，“至为易之奉溺器”。被贬泷州后，为免罪获升迁出卖朋友张仲之，为保官“谄事太平公主”，“复往谐结”安乐公主，为天下人所不耻，被睿宗“赐死桂州”（《新唐书·文艺上》），罪有应得。但如果仅因各种文献载刘希夷“为奸人所杀”，便一口咬定杀人者就是宋之问，显然不合逻辑。唐初“奸人”不独宋之问一人，我们不能因为鄙薄他低下的人品，便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故意牵强附会，胡乱地将因诗杀人这样毫无根据的罪名扣他头上。不然，学术的严肃性将不复存在。也许宋之问有偷诗的动机，也许千载之后他仍然逃不脱偷诗的嫌疑，但如果仅以偷诗的动机和嫌疑来定他的杀人之罪，显然缺乏强有力的说服力。 在这场不明不白的公案中刘希夷死于非命是确凿无疑的。千百年来人们对宋之问的杀人指证一直缺乏充分的证据，也毋容置疑。如果没有坚实的铁证，仅凭《旧唐书》一句语焉不详的“志行不修，为奸人所杀”和《大唐新语》含糊其辞的“或云宋之问害之”以及《刘宾客嘉话录》中刘禹
锡一段毫无根据的谈话与后世人云亦云的文字记载，是很难定宋之问杀人之罪的。在没有强力的新材料支撑的情况下，如何对待这桩悬疑千年的公案，《御定全唐诗》的编者已经做出了表率。作为后人涉及到类似悬疑不绝的公案时，我们应秉持的基本态度是：一、直面，不回避，承认公案的客观性和历史性；二、存疑，不轻率下结论，不盲目介入论争——这才是科学审慎的态度。 一场持续千年的文坛公案是否可以因证据不足暂且休庭，或者干脆将疑犯当庭释放，就此结案，让围绕这桩公案喋喋不休的千年争论告一段落，笔者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