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人类生态学
主要内容
以人类生态学观念为基础建立的城市地域结构理论注重于由家庭收入、教育水平、种族等因素决定的社会阶层和团体在住宅区位选择上的竞争与分化。现代的城市地域结构的主要模式城市地域理想化结构，这一模式反映城市扩展、经济向郊区扩散的趋势。另外还有一种多核或多中心城市地域结构分散集团模式[15]。
模型
同心圆模型、扇形模型、多核心模型
E．G． Ericken的折衷学说、L．F．Thomas的三地带学说
城市地域理想化结构 分散集团模式
社会物理学
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引入社会问题的空间分析中，引力模式分析和预测空间流（货流、人流、信息流等）的一种理论，潜能模式则主要是分析不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机遇或概率。
引力模式、潜能模式、W．G．Hansen的通达性模式、D．L．Huff的商区模式
经济学
运用经济学知识，基于古典的价格与地租理论，从厂商与居民两个角度研究分别确定他们的最佳区位，利用投标租金曲线，可以得到围绕CBD的圆环形土地利用模式。现代学者分析城市输出产品与价格的提高、收入的增加、交通条件的改善等方面对城市土地竞标地租曲线的影响和相应的城市用地布局的变化。斯科特(Allen．Scott)从关联性的角度来解释因集聚经济原则导致的区位会聚和再聚集
[17]
圆环形土地利用模式
。
中心地理论
多层向心城镇体系模式
地理学
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在地理学相关理论上建立起城市地域结构模式，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体的等级与规模的研究为基础。现代学者在地理学基础上建立的主要城市地域结构模式有多层向心
城镇体系模式、发展中国家大城市地区疏散理论[16]。21世纪中以后，卫星城镇 大城市的恶性膨胀使得许多国家在大中城市外围建立卫星城镇和反磁力中心的中等城市。在卫星城的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后，城市地域结构逐渐形成了多层向心城镇体系的新模式。
反磁力中心
1．3国内对城市地域结构的研究
1．3．1国内城市地域结构演变研究
中国学者致力于对国内城市的地域结构进行反演，在研究的基础上为现阶段城市地域结构提出优化建议。杨吾扬等从区位论的角度研究城市地域结构，提出“在资本主义阶段，集聚效应使城市地域结构分异为自发的功能区和地段。在社会主义阶段，阶级对立逐渐消失，居住区的差别大为缩小，但由于社会主义仍是商品生产，功能区仍能存在，可根据空间经济性和居民生活方便性予以组织，以保证城市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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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活动的高效率”。他总结世界各城市地域结构的模式及其演化律，对北京现在的多层向心城镇体系模式提出优化建议[7]；曹广忠等以大连市1980年和1989年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资料，采用方格法做出不同时期大连市土地利用功能信息图进行分析，回顾内部地域结构的演变过程，详细分析80年代以来大连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特征，归纳大连市内部地域结构的转型特点和模式图，探讨内部地域结构转型与郊区化之间的关系；苏维词从基本特征、趋势、职能结构、形态结构等角度研究贵阳市地域结构的演变，探讨驱动力因子在城市地域结构演变中的作用，分析贵阳市地域结构问题的成因，提出优化
[9，10]
[8]
；孙斌栋
等在进行上海多中心城市结构的实证检验研究中，选取居住中心和就业中心两个角度，采用分街道的居住人口密度和就业岗位密度为指标，运用住宅选址理论分析框架，结合实际，对上海多中心结构提出优化建议
[11]
；石忆邵在对特大城市的空间组织模式演变研究中，从世界主要城市空间组织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吸取
经验，对中国特大城市构建多中心模式提出建议[12];吴国兵等研究不同集聚效果下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以上海为例，分析运用集聚经济效益作用机制优化城市地域结构[13]；陈曦等研究物联网发展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物联网的发展给城市空间结构带来的影响进行探讨，预测物联网的发展将使得长春市的内部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平面”扩张向“双心、两翼、多组团的多中心分散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转变[14]；李振泉等研究长春市商业地域结构的历史演变，根据长春市商业发展的区位条件和城市经济发展现状提出调整建议[18]。 1．3．2国内城市地域结构模型研究
周一星、陈彦光等根据城市地域结构形成过程中各种动力的影响作用，将中国的城市地域结构大体上归纳为集中式、分散式和集中分散式三类[19];许学强、胡华颖等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广州市进行因子生态分析，推出广州社会空间结构模型呈东曳长的同心椭圆态势
[20]
；杨永春、曾尊固在其对兰州市
地域结构的研究中，通过主要结节点因子指数、级别的统计以及对研究区均质地域均质度与紧凑度的计算，分析自然条件与工业化过程对城市地域结构的影响，判定兰州市的地域结构[21]；林目轩提出了多目标城市土地定级估价方法，以镇江市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镇江市商服、居住、工业目标用地的定级估价因素及其权重值，根据竞租理论运用转换边际法确定城市的综合基准地价和最佳地域结构[22]；祁新华、程煜等采用“三步法”：第一步区位商法；第二步根据各镇（街）经济社会指标进行边缘区进一步细分；第三步根据城市意象图主要景观轴的景观梯度变化验证边缘区的划分。以广州为例，对广州市地域空间格局进行划分[23]。
城市地域结构的研究内容丰富多样，国内学者不局限于依据土地利用类型和人口密度等指标探究城市的形态特征、空间结构，还利用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研究城市中抽象的产业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宋志军研究中国中小城市居民购物出行下的城市地域结构形成，以安阳市为例，结合中心地理论，运用遗传算法，解释购销动态拟合下的地域结构[24]；赵群毅、谢从朴等对北京都市区生产者服务业地域结构进行研究，利用北京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技术将北京都市区划分为7种生产者服务业地域类型[25]；阎小培以广州市为例，采用第三产业普查资料，揭示信息密集服务业发展对城市地域的影响，分析第三产业对广州城市地域结构形成的影响[26]；陈忠暖等研究昆明城市商业地域结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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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昆明市行政区划划定的城区中二环路以内的区域为研究对象，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将昆明城市商业地域结构概括为“四大分布特征”和“六种地域类型”[27]；吴世君等从仿生地理学角度，研究城市地域结构与生物螺旋体结构间的关系，以安徽合肥市为例，选取围绕市中心的交通干道为研究对象，提出对数螺旋曲线方程进行计算，比较自然形成的螺旋曲线与对数螺旋曲线，最后提出螺旋体地域结构[28]。
1．4城市地域结构形成的演变动力
城市地域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受到自然、社会、人为因素等的影响，或促进或阻碍城市地域的分化，这些影响因素即为形成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动力[15]。最早触及地域分化的是科尔毕(C．C．Colby)的向心力离心力学说，指出这两种力的关系不一定呈面状扩展，更多的情况是沿交通线呈轴状，或由于地形障碍而表现为扇形或星形
[17]
。后来泰勒（G．Taylor）的时间空间学说对其进行了完善。另外，影响地域分化
的因素包括社会原因、经济原因和行政原因，其在城市地域分化中表现为相关力的作用[3，16]。国内学者研究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动力，普遍集中于集聚力、离散力和摩擦力这三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2]。
针对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动力，国内学者进行了许多研究。杨上广提出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重构与分异的综合动力模式，包括政府力、市场力、个体力和社区力[4]；张庭伟发现在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包括政策、经济、技术发展因素的影响，即“所谓‘政策力’、‘经济力’、‘社会力’三者共同作用”；吴良镛将我国城市的更新归结为3个积极性（开发商的积极性、老百姓的积极性和市场的积极性）的推动耿慧志认为城市中心区的更新是政策力、经济力、社会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19]
[14][5]
；
；张兵从利益主体论的角度，
认为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动力主体有政府、城市经济组织、居民3种类型；石崧认为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主要由政府、企业与居民构成[6]；袁丽丽认为政府、企业、社会公众3个利益主体构成城市用地空间结构演变的动力主体，城市用地空间结构是在其互相作用产生的合力下形成和演变的。
[4]
2．研究区概况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的宁镇（镇江）丘陵地区，东临长江三角洲，西靠皖南丘陵，南连太湖水网，北接江淮平原，“黄金水道”长江穿越境域，距入海口380公里。南京是江苏省省会，著名古都，是长江下游地区重要的产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也是华东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南京市境内共辖11个市辖区、2个县，其中鼓楼、白下、玄武、秦淮、建邺、下关、雨花台、栖霞八区为中心城区。
南京具有2500余年建城史、450余年建都史，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公元229年，孙权在此建都，此后，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均相继在此建都，故有“六朝古都”之称。
南京是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是中国农业重要生产区域之一，是中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仅次于上海的商贸中心城市。201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010亿元，年均增长13%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五年累计超过11000亿元。城市居民收入达到2831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11128元，全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优化为2．8：46．5：50．7。
3．南京市地域结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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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建国前南京市地域结构演变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灭吴后筑城于秦淮河畔，为南京最早古城。三国期间，孙权自武昌迁都建业，后在今南京城西草场门至清凉门之间建都，即吴石头城遗址。建业城的布局依照周礼制思想，用地依自然地势发展。建业城位于淮水北五里，北依鸡笼山（北极阁）和覆舟山（九华山），城周二十里十九步，以石头山、长江险要为界，依托玄武湖防御，皇宫位于城市南北的中轴上，重要建筑以此对称布局。三国期间，孙权广增农田，在建业和沿江地区大规模屯田，人民生活富饶，城市南面部署市、手工作坊和居民闾里，为城市经济活动区，当时的南京城内已有了职能分区的雏形。
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在此建立东晋王朝，都城名建康。建康南迁人口甚多，加上本地士族人口约二百万，当时南京经济发达，物资充裕，是一个人兴物阜的大城市。东晋都城大体沿用东吴建业旧城，并在内城外加筑篱栅式外郭城，至公元332年又重新建成宫城。东晋西起石头城，东至倪塘，北过紫金山，南至雨花台，东西南北各四十里的巨大区域，地域面积广。为了安置大量南迁人口，还在城东沿着青溪外侧开辟新的居住区，建了一些侨寄郡县；为保卫建康，在其四周又建了若干小城镇军垒。建康城地域规模进一步扩大，地域结构演变为内外两层的布局。
公元937年，南唐正式定都于此，南唐都城摆脱了六朝建康城的框架，向南作了迁移，把秦淮河两岸经济富庶区包入城内。该城前依聚宝山（雨花台），后枕鸡笼山，东望钟山，西凭清凉山。南唐期间，南京城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周长达二十五里四十四步，南唐经济更加繁荣，地域结构进一步完善，城内新辟了东门（大中桥）、南门（中华门）等，环建康的城镇聚落陆续发展成居民区和商业区，并逐渐连接成一片。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成为南京的鼎盛时期。当时中国人口6069万人，南京聚集了大部分的人口。正德年间，南京市人口明显增长，据史载，上元县坊厢户增至六千一百二十九户，江宁县坊厢户增至三千二百一十九户[34]。经济方面，南京作为工商业经济中心的地位日渐突出，南京与长江上下游之间及全国各地市场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进行着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转运贸易活动，成为长江流域的重要商业贸易中心[34]。正德年间，民营手工业兴起，尤以民营纺织业发展显著。同时，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市集贸易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除了原有的晨市，出现了晚市与夜市。期间朱元璋大事建设，明南京城地域结构为四重环套配置，从内至外为宫城、皇城、京城、外郭。南京城地域范围扩张，其中京城全长33．676公里，即今南京明城墙，设13座城门，门上建有城楼；宫城南北长2．5公里，东西宽达2公里；外郭全长60公里，辟18座城门。明城墙墙三面阻山控野，一面依傍长江，系为加强南京城防而筑。南京城地域职能分工有了明确部署，如京城内有三个功能区：东部的政治活动区，西、南部的经济活动区，北部的城防区。明城区道路分为官街、小街、巷道三个等级，于城南地区、东部皇城新区、城北军防区三个区域自成相对独立系统。
南京近代城市规划始于1919年，1927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都，南京再次成为政治中心，促进南京人口规模的增长，当年南京市人口达100．64万人以上，同时国民政府兴建了一批大规模的企业，带动了南京的经济发展。1929年制定的《首都计划》，规划总面积855平方公里，南京城地域规模扩大，规划中城市地域结构呈同心圆式四面平均展开，渐成圆形之势。南京城地域职能划分中将城市划分为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工业区、商业区、文教区与住宅区6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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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建国前南京市地域演变
3．2建国后南京市地域结构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迎来了社会主义社会，南京于1954年、1957年先后制定了城市初步规划草案。1958～1960年，城市规模急剧扩大，沿着城外的主要公路建设了很多工厂，并开始建设大厂、板桥等卫星城镇。该时期城市发展快速，区域不断扩展，南京市城市地域发展呈圈层式扩展。
1980年中国开始研究城市地域结构，国内学者在引进西方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领域的实证研究。南京是国内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对于南京市的地域结构研究比较先进。1981年，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规划范围包括南京市区及六合、江浦、江宁三县共4717平方公里，确定市区规模为122平方公里。在当时“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方针指导下，城市布局以圈层式城镇群体的布局构架，使大、中、小城镇和郊外广阔的绿地有机地结合。从内到外共5个圈层，第一个圈层是中心圈层--市区，第二圈层为蔬菜、副食品基地和风景游览区，第三圈层有沿江三个卫星城、三个县城和两浦地区，第四圈层是市域内大片农田、山林，第五圈层是远郊小城镇。这种布局被概括为“市-郊-城-乡-镇”的组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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