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世界既然是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能认识，至多是在实验室里达到模糊的认识；维科认为：民族世界是由人类创造的，因而是人类能够认识的，它的面貌可以在人类心智本身的变化中来寻找。人类有共同的本性，因而有共同的起源和相似的发展路线。所有民族，都有某种宗教，都举行隆重的婚礼，都埋葬死者。这种共同性，是科学地认识历史的基础。
维科根据社会管理制度差别，把所有民族的历史分为3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凡人时代的人如果腐化而丧失创造力，就会发生螺旋式的重演，再出现神权时代。把历史看作由低向高，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永恒的，螺旋式发展的有规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民族发展或者衰亡，但并不改变人类进步的总趋向。他没有摆脱宗教，但却展现出启蒙时代的乐观主义和科学精神。
法国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提出了地理环境与民族秉赋关系的理论。炎热气候使人萎靡，寒冷气候使人坚韧勇敢；土地贫瘠则人民强悍，土地肥沃则人民柔弱；地域小的国家宜于共和，地域大的国家宜于专制。这种理论虽然难以应对大量例证的检验，但是却是一种从客观存在条件来解释历史运动的尝试。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路易十四时代》、《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彼得大帝统治时代的俄国等》、《历史哲学》。特别注意社会文化，注意群体的精神风貌，不将精力放到政治名人与战争问题，奠定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伏尔泰推崇科学、思想文化精英而非政治英雄。蔑视依靠暴力的征服者，把他们看作哪个时代都不少的“大名鼎鼎的坏蛋”。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到他的时代正走向光明。 卢梭（Rousseau, 1712-1778）《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表述了人本主义的进化历史观。最初的人处于自然状态，需要结成社会、家庭，私有制随之产生，人的感情和观念也发展起来，不平等也发生了。人固有的自我完善的倾向和竞争的潜力在外界条件作用下导致了社会进步，扩大了邪恶。冶金术和农业导致土地私有权，出现私有财产关系冲突；激烈的竞争中形成政治社会；国家，富人和穷人订立契约以实现秩序；领导者异化成为统治者；应该建立真正的契约社会。这种理论没有建立在历史实证的基础上，是历史哲学与社会理想的结合。 康德（Kant, 1724-1804）《一个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认为：
历史是在运动中有规律地前进的。人类有进入社会的倾向、各行其是的非社会倾向，相互矛盾中发展自己的能力，禀赋由粗陋趋于完美。恶、虚荣、贪婪、权力欲等对人类进步发生了积极的作用，战争具有促进融合，激发人的潜力等积极意义。
黑格尔（Hegel, 1770-1831）是理性主义历史哲学的集大成者。《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原理》至今影响人类思考。黑格尔认为：除了理性以外，没有什么现实的东西，理性是绝对的。把历史学分为3类：叙述的历史家局限于关于事实的知识，复述已经发生的事情，缺乏反思。反思的历史用抽象的观念来压缩叙述，由思想概括事实，寻求历史内在精神脉搏。哲学的历史是完善的历史，用历史理性来认识历史。所谓历史的理性就是历史的最一般规律，世界历史呈现为一个合理的过程，“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所谓合理的，并不是合乎需要的，而是具有必然性的。以自由意志为线索，把历史分为古代东方、古希腊罗马、日耳曼三个阶段。古代东方是专制君主自由的阶段，希腊罗马是公民社会部分人自由的阶段，日耳曼是意识到普遍自由的阶段。历史因而是趋向自由的，是理性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实现自己。史学的任务不是在史料的基础上描述事实，而是揭示背后的必然性
他的理性是西方的，他的世界史也是欧洲中心论的，非洲黑人没有理性精神，东方的历史本身也没有进展，游牧民族也没有自己的历史。指出历史家总有先验的局限，不能摆脱用自己时代的精神去概述历史，在叙述中贯彻实用的目的。因而把历史叙述看作当下的思想。 3，科学实证主义发展
17、18世纪，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哥白尼、科普勒、伽利略、哈维、牛顿等科学巨人从根本上推翻了中世纪的宇宙观和世界秩序观。对于科学力量、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信心与理性主义对于事实的尊重相辅相成，形成了将历史学和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化的潮流。
他们将社会看作某种特殊的物理组织，可以通过规律、法则来严格地加以描述、解释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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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科学真理在握的感觉。
康德说：给我物质，我就能造出一个宇宙来。
科学主义的历史观念推动了史料挖掘、整理和考据，整个地中海地区，到处是考古挖掘的现场。 吉本（Gibbon,1737-1794）《罗马帝国衰亡史》被看作启蒙时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从公元180写起，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为止。篇幅巨大，精审雅致，是注重思想创建时代出现的在历史编纂学方面显示严谨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史学著作。对基督教严厉批判，认为罗马勇武精神在基督教下消失，是灭亡的主要原因。抨击专制君主制。
焦点不在哲学观念论证，而在历史事实的叙述中表达关于罗马命运的思考。尽量利用古典时代的文献和文艺复兴以来考据学家挖掘出来的资料，旁征博引地考核史事，史料详实，一一注释出处。他提出：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直录过去的史实以供后世的借鉴”。
德国柏林大学的兰克（Ranke L. V.,1795-1886）是这个时代科学实证主义历史学的集大成者。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和研究中，造就了大批专业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和日耳曼民族史》、《十六、十七世纪南欧各民族史》、《塞尔维亚革命史》、《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十六、十七世纪法国史》等欧洲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如实直书：不评判过去，不教导现在，不考虑未来，摆脱实用社会价值的左右，仅仅追求过去的真实。不试图把历史学扩大成为可以解释一切的普遍知识，坚持具体经验的立场。强调原始档案的价值，这至今是评价一项研究水准的尺度。 对包括马基雅维里在内的学者进行史料学批判，指出了他们大量的错误。创造了讨论班教学的方法。
法国商坡良(Champollion J. F.,1790-1832)开创了埃及学。自幼掌握古希腊和拉丁文，初中毕业时写出了《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史》第一卷，后来到巴黎大学学习。1821年，发现解读古埃及文字的秘密，把对埃及历史的研究置于文本记载的切实基础上，打破了希腊罗马作为人类文明起点的神话。
4，历史学家的职业化和学院体系形成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代，历史学家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职业。大批平民知识分子可以从容从事历史研究，历史研究成为制度化和连续性的学术事业。
十五世纪以后，德国、英国许多城市陆续建立大学。大学成为古典文化和人文主义学术的中心。学者们引进、翻译、出版古典著作，搜集古代文本进行考据。以后，便在古典学术精神的影响下，研究本国自己的历史。
大学设置历史学讲座，历史课程普遍开设。学院化的历史学，与历史哲学保持距离，更接近于纯历史学和微观的历史学。 三，西方近代史学 小结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于欧洲兴起的历史学传统是一个新的学术范式。尽管包含许多争论与分歧，人本主义、理性权威、科学实证、历史学家职业化构成了其基本要素和总体特征。
普遍兴起的大学体系，在人文、理性、科学、自由精神指导下成为历史研究的基本社会机构。 这一研究范式以激烈鲜明的方式颠覆了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奠定了现代史学研究的基本观念、方法和评价原则。
这种史学范式，伴随着西方的实力扩张，蔓延到世界范围，形成了对其他文化系统中史学传统的冲击，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在世界范围内，基本处于西方近代史学的影响下。 到19世纪以前，西方史学传统经历了从古典、中世纪、近代三次大的范式转变；
中国史学传统可能经历了两次范式转变，王制时代的实录史学到帝制时代的道统史学。
东西方史学演变有多方面的差异，但是历史经验都愈来愈成为具有根本意义的知识，其探求和表述的方式都日益接近了科学实证精神和人本的精神。 第二章 历史学的源流 四，中国现代新史学
19世纪中国海禁大开，西学东来，在民族危机的压力下民族文化开始发生整体性改造。史学是中国知识精英理性思维的主要路线，遂有史学的大变革，奠定了一个世纪史学观念的框架。就大致阶段性言，有学者称有三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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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新史学主导阶段，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
2，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及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展的事业，重心是如何研究历史；
3，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重心是怎样解释历史。
依思想变动的内容言，参较传统史学的一般特征，现代中国的史学观念有5个要点： 1，进化论历史观成为主流； 2，历史研究范围扩大；
3，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普及； 4，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学兴起； 5，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显学
这种新的史学范式之概念要素，主要来自 1，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
2，兰克、杜威等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影响； 3，马克思—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
4，中国民族危机和文化重建的处境激励； 5，传统史学的影响。
随着“新史学”的兴起，中国史学界在30、40年代开始，逐步提出了20世纪中国史学界所能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其中包括80年代以后讨论的计量史学、心态史学等等。
8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的较新潮流，如年鉴学派史学、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克罗齐、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等等，促使中国历史学界探寻进一步的变革。 1，进化论历史观在中国的兴起
中国传统历史观主流是循环论，“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中尽可变化，道外则无变化。 清中叶以降，今文经学、公羊学尊《公羊》、《谷梁》二传，引发各种变通学说。《公羊》传中把历史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成为政治改革的思想依据之一。龚自珍、魏源、王韬皆有类似表述，未脱离循环论，但重心在言变革。
康有为改述公羊三世说，把“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相对应，论证“大同”世界为历史之必然，由此将中国历史演进并入世界历史演进过程中。
他称：“盖自据乱进化升平，升平进化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自，验之万国，莫不同风。” 严复1895年写《原强》，称道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1896年，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1903年，将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译为《群学肆言》。 梁启超在这样的时代形成了进化论的历史观。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称： “试一翻《四库全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居其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及于国民者。何也？”
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集体；3，知陈迹而不知有今务；4，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由于这4个弊端，遂有两个病症：
1，“能铺叙而不能别裁”，2，“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结果：“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殚……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职此之由。”
这类言论在当时振聋发聩，激发扬弃旧史学的革新思潮。今推详其说，有的较为切实，有的夸大。
1，旧史学以国家事务为中心，“国家”常被当作政府（朝廷），甚至君主一人，历史遂形成少数人运作权力活动的纪录。
2，旧史注重个人，尤乏国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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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陈迹而不知今务，则中国史学历来注重教训借鉴，并非不知当下作用。但厚古薄今。 4，中国传统史学中历来有载道精神，此即历史家理想，惟史家理想着眼于前代与后世的关系及史学本身尊严，不像政治家的理想更针对当下问题。
5，章学诚曾力主别裁，称郑樵《通志》“卓识明理，独见别裁”，是为“独断之学”，即对史事提出明确看法，而非记注而已。旧史家并非无别裁，惟其史观缺乏逻辑的展开而多直觉的体悟和道德的取向，所以于宏观论证贫乏。
6，通3000年史学，因袭有之，创作有之。
书多难读、难择，从学术积累意义说，并非缺陷。新史学积累有日之后，也就书多难读了。“无感触”大致为任公愤世嫉俗之语。
梁启超从进化论中看到历史观念更新的前景，鼓吹进化论不遗余力：“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是也。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尽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天然学。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
“历史学者，研究时间之现象者也……就历史界以观察宇宙，则见其生长不已，进步而不知所终，故其体为不完全，且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
梁启超的新史学强调种群之进化而强调“民史”，力排“君史”，在重新界定历史学的职能意义上，产生了划时代的结果。他受西方科学主义影响，主张“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反对任情褒贬，因而特别注重研究问题的专门史。由于强烈的社会改造意识，注重当代史，“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保持了史家经世致用的晚近传统，将历史看作人类社会螺旋式进化的过程，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一般观念基础。此思想来自西方社会进化论，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种族优胜劣败说融合其中。对于史家内在的依托“经典”的取向，并未反省。对于道德评价，虽然明张鞑伐，但并未摆脱。二十世纪初，自觉以进化论观点写作历史的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来于1933年再版时改名为《中国古代史》。 2，历史学范围的扩大
传统史学关注以国家事务为中心，以政治行为者为主体，以王朝治乱兴衰为线索，以诸经为公理，来褒贬评价教训，并有正统的编纂法则，历史基本成为国家统治的工具。 现代史学展开伊始，就把历史的范围扩大了。
梁启超的民史观，是启蒙主义和社会学为基础的，比较抽象地强调人的群体。其历史的范围，即“社会的传记”。
梁启超以此为范围，以社会组织为经，以社会变动为纬，综合而提出中国历史研究22个方面的问题，以见历史之总的“体相”，详见氏著《中国历史研究法》。
李大钊：“历史既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既是整个的社会的变革，那么，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种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 “以经济为中心，纵着来考察社会变革。”
李大钊认为梁氏关于“历史是社会的传记”的说法不可取：“如此解释，吾人以为失之太狭。个人的生活，氏族的生活，种种社会集团的生活，民族的生活，乃至全人类的生活，都应包括在历史的范围内。”他所说的史学有“普通（广义）历史学”与“特殊历史学” 两部分。
特殊历史学中的“理论之部”即政治学、经济学、法律、伦理、宗教、文学、哲学、美术、教育等各个人文社会学本身；其历史的发展，就是特殊历史学的记述之部，政治史、经济史等等。 狭义的历史学分两部分：记述的历史包括个人史、氏族史、社会集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历史理论包括个人理论、氏族理论、社会集团理论、国民理论、民族理论、人类理论等。 李大钊本人专注于体系建构，未做出实践表率。他的历史学不是从作为个人的历史家而设计的，是为社会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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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新史学”迅速地拓展其视野，具有了以本民族命运为中心的世界眼光，与哲学社会科学汇流，并超越了政治史中心的传统。新方法、新材料的运用与这种史学观念的变革也相辅相成地展开。
3，科学实证研究的兴起
进化论本是随着西方科学的发展和启蒙主义思潮而兴起的。中国历史学家在进化论影响下形成的新史学自然以科学的尊严为至上的准则，是以能照见旧史学重道德、重正统、少别裁的缺点。但道德化的历史学并未如历史循环论那样被基本排除，而是转移其体位，成为新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时思想者，不脱以史学为一切学问之总渊薮的行迹，期望于历史学的，实际大于历史学所能够承担的，如揭示人类社会之公理等。
王国维，字静庵，号观堂（1876-1927）浙江海宁人。初学哲学，后云：“哲学可信而不可爱，文学可爱而不可信”，遂笃志史学。后游学日本，钻研甲骨、金石之学。
1921年，46岁，学问大成而无声名。胡适聘请出任北大研究生院通讯导师。1925年清华研究院成立，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同为导师。后来史学名家，多出王、梁、陈三人之门。王国维在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在金石甲骨文字与上古史考证、元史、西北史地研究领域。他将甲骨学与殷商历史结合，使上古历史建立在文献与考古资料双重基础之上。
提出“二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证，以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互证，以异族文献与本国旧籍互证，以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证，为后来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建立了轨则。 王国维有“三无”论：学问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分。学者只应问一学之真伪是非，而不问新旧古今中西。为学不问中西，自可中西兼修并蓄，自然宏博。学问可说皆有用，亦可说皆无用，“事无大小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他认为：
学问不问立竿见影之效，则可不避深湛幽微之思，不辞迂远繁琐之讥，方可致其曲微，成其精绝。急功近利以治学，只能及“口耳之学”，“若夫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大之文学，则固非此等学者所能有事也。”王国维认为学术不外乎科学、史学、文学：“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于二者之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其中任何一门，无不有待于其他学，亦无不有造于其他学，因此各种学问之精神，需贯通起来，而后可以生发创见。 三种学问，皆中西共有之学，彼此差异，只在广狭疏密，不可专以中西断其优劣。且中西学术已经交汇成为一个世界学术，“盛则俱盛，衰则俱衰，互相推动”，故不可分。“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这种见，要旨在以公允、超然精神为治学根本，近于科学实证主义，远于经世教训传统。
胡适（1891-1962）将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的实验主义，也称实用主义哲学与历史学的实证方法混合起来，提倡一种自然科学式的，中西方法结合的实证主义。
杜威把自然知识归结为经验，经验使人与其创造的环境的交涉，一切科学只是人整理经验和适应环境的工具。胡适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白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 胡适的口号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研究的步骤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从实证的原则出发，以往关于历史的许多成见缺乏切实根据，所以胡适的方法论常表现为疑古。他主张对古史运用“历史的眼光”，分析其构造的过程。古史中的记录，在时间中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原本平常的事情，后人添枝加叶，遂为奇事，尧、舜、禹、汤、伊尹、文王、太公望、周公故事，无不经过人为的添饰。
整理的方法是：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个事件在每个时代各有怎样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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