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承前作用，发展了前人的主权观。另一方面，他在实践上发挥了启后的功能，指导了法国革命。实现了突破和创新，是历史和时代的进步，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表现在：
1.权的拥有者上，卢梭提出“主权在民”，否定了不丹的“主权在君” “主权在民”的观念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洛克的政治主张中已经包含有这一观念的成分，只不过他把主权称之为“自然权利”。而卢梭则是把这一观念系统化的第一人。他宣称： （1）人民是国家主权的主体。 （2）人民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 （3）人民是国家主权的行使者。
（4）属于人民的国家主权不能转让给君主。 （5）属于人民的国家主权不能被君主代表。 （6）属于人民的国家主权高于君主。
（7）人民的国家主权体现全民意志而非君主个人意志。 （8）应该举行直接选举和全民公决，反对君主个人独断。 （9）人民的立法对君主同样有效，国王犯法与庶民同罪。
（10）当人民的权力被篡夺并被运用来压迫和奴役人民时，人民完全有权利举行起义，有权利用暴力来消灭篡权者。
2. 在权力的来源上，卢梭完全否定了“君权神授”
在君主主权中，尽管不丹已经开始从人的角度看待政治问题，但它的理论中仍多少有些神和上帝的成分。例如，为了论证专制君主的权威，他指出，作为君主的主权者是作为上帝的代理人来统治国家的。在规范君主权力时，他认为君主必须服从神法。与不丹相比，卢梭实现了与“君权神授”的彻底决裂。他的“人民主权”与神和上帝毫不相干，而是民享、民用的。“人民”的字眼更是贯穿《社会契约论》的始终。
因此，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其中的
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的口号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要求，为即将到了的法国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起到了革命先声的作用，是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追求的目标，影响了许多革命者，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
权宣言》和《1791年宪法》都体现了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许多的内容几乎都是照搬卢梭的原话。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卢梭的思想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雅各宾派的著名领袖罗伯斯比尔就曾经宣称自己是卢梭的学生，热情的宣传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雅各宾派的另一位领袖马拉也曾高举着《社会契约论》在街头向群众宣传卢梭的政治主张。
1793年6月24日，在雅各宾派上台当月，国民公会经过10天的讨论和修改，通过了新宪法，从而取代了君主立宪派制定的1791年宪法。新宪法是法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他基本上体现了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是雅各宾派政治主张和经济主张的总纲领。宪法前言是罗伯斯比尔制定的新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比1789年通过的宣言更加突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宣言为公民规定了各种自由权利。宣言在最后的一条中宣布，当政府侵犯人民的自由权利时，人民有起义权。新宪法史称1793年宪法或共和元年宪法。至此，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影响已经达到顶点。 （三）人民主权思想的理论缺陷
卢梭“人民主权”学说产生于法国，但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法国。在向国内外传播的过程中，学说的一些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从而产生了一定的和不容易忽视的消极作用。
“人民主权”学说之所以出现缺陷，与卢梭出生于钟表匠家庭自幼丧母，由姑母抚养，12岁时缀学，在各种行业里当学徒。后来，他在贵族家里当仆役、家庭书记员和家庭教师。他有时也流浪街头，演奏音乐乞讨。
幼年的不幸遭遇和生活上的种种挫折使卢梭愤世嫉俗，具有反社会的倾向。他歌颂发自内心的自然感情，而抨击理性。他认为：自然的感情会指引人们去满足公共利益，而理性则鼓励自私，会把人们引入歧途。人类最美好的品德，如同情心、怜悯、无私和诚实都是发自内心的自然产物，但理性却会窒息人们的天性和自然本能，导致邪恶。
基于对理性的误解，卢梭在认识论上突出强调感性的认识功能，而对理性认识世界的能力加以贬抑。卢梭祖籍法国，法国人的激情、浪漫、感性和善于想象的民族性格对于他不无影响。
因此，在讨论理论问题时，卢梭经常抛开具体的历史事实而追求逻辑上的一
致性。这使得他的“人民主权”学说在竭力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一极端的同时，又走向缺乏理性的极端。具体说来： 1.公意”的概念过于模糊
首先，卢梭认为，“公意”是积极向上的公共意志，尽管不一定会被每一个人意识到，确实客观存在的。对于这一说法，笔者认为可以心领神会。但是，笔者仍然不禁发问：如果至少有一个人没有意识到“公意”的话，那么，作为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公意”还是否必须获得全体人民（一个都不能少）的赞同呢？
其次，关于“公意”的内容，卢梭也没有做出具体说明。不过，诸如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平、健康、平安、幸福和快乐的愿望应该归于其中。
再次，作为人民的积极的共同意志，“公意”显然是最重要的。然而，卢梭把“公意”和私意完全对立起来，这种做法本身具有强烈的和明显的感情和道德色彩，割裂了整体与个人的关系。卢梭强调人民在“公意”中的一致性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和忽略了个人的发展。他把私意和团体意志说得一无是处。事实上，共性寓于个性中，体现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公意”也必定符合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和团体的局部利益。应当承认，一个国家的全部人口，即使难以划分为传统观念中的不同的阶级，也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民族、阶层、性别、年龄、职业、党派等等。每一个群体都有各自的利益，每一个人也同样有其个人利益，也就是卢梭所说的团体意志和私意。只要团体意志和私意能够做到不侵害其他团体和个人的利益，它们还是可以被大家认同和接受。当然，如果超越了这个“度”，我们就应当像卢梭一样，去批判这些意志。也就是说，卢梭在把民意分为积极的“公意”和消极的“众意”的同时，也应该对私意和团体意志一分为二，不应该全盘地、盲目地和一概地加以否定。
2.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的最具争议的内容，就是他将“主权的不可分割性”
与国家权力行使过程由不同的国家机关来承担相混淆
卢梭以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因而反对分权学说所划分的立法、设法、行政等权力，认为分权理论是错误的，在于其未区分主权和主权的派生。卢梭认为，主权是体现人民意志的，公共意志不可转让，也不可分割，公意与众意、个别意志相区别。因此，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政治行为只是立法，法律是公意的体现，行
政权力只是法律的执行，是主权派生的行为。
卢梭的理论在逻辑上是能自圆其说的，但卢梭的观点却是建立在对洛克、
孟德斯鸠等人分权学说的误解之上的。实际上，作为国家本质的主权，从不丹提出以来，主权作为整体意志的绝对性犹为后人所承袭。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分权理论并未否定主权的不可分割性，分权不是主权的分割，而只是国家权力在具体行使过程中由不同的国家机关承担而已。
卢梭关于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理由，是“人民的总的意志”的理论，仍然犯了过于抽象和含糊的错误，引发了后人的不同理解。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统治”就是钻了卢梭理论的空子。
卢梭对人民的期望值过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政治觉悟水平是不断提高的，不可能是完美的，当一个国家的民众缺乏政治敏锐力、洞察力、判断力，过分追求眼前利益、现实利益、局部利益、本国和本民族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和长远眼光时，这个国家的民众就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阴谋家所误导。这些别有用心者会鼓动民众走上错误的道路，从而导致巨大的人祸。“人民主权不可分割”就会蜕变为集中君主专制制度相比，有过之而不及。
1793年，在民众起义推动下建立的雅各宾派政权颁布了以卢梭的“主权在民”
思想为核心的共和元年宪法。由于国内外形势异常紧张，宪法成为空头文件。尽管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其危害是严重的，法国大革命从此进入“恐怖统治”时期。“恐怖统治”以雅各宾派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高度集权为主要特点。它在经济上实行“统制经济”严禁囤积居奇，限制日用品价格、运费和利润额，并由国家统一供给食物。“恐怖统治”在政治上实行救国委员会的集权体制，中央特派员在各地方和军队中拥有一切大权。
“恐怖统治”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挽救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但是集权体制的弊端也很突出。权力过分集中的救国委员会已经脱离人民。在国内外形势缓和后，罗伯斯比儿等人养成了排他自保和搜揽权力的心态，他们没有结束“恐怖统治”，而是使革命开始走向反面。他们不断剪除异己，从而陷入完全孤立之中。1794年7月27日，反对党的热月党人终于发难，推翻了雅各宾派的暴政。持续不到14个月的雅各宾派专政在断头台上告终。
总的看来，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在本意上是真诚的，具有人民性。尽管这一学说在实践过程中有功有过，但这些都是后人的得与失，而不是卢梭本人能够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