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效率性，希望以尽量少的时间和财力去解决纠纷。但是随着法律的普及和律师业的发展，造成了当事人双方过分的诉讼攻击和防御活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缠讼和滥讼现象。要对这些现象进行处置，诉讼法的明文规定显然无济于事。法官不得不求助于富有弹性的诚实信用原则。特别是战后以来，所谓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受到了社会团体主义的矫正，要求个人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得对社会利益给予适当关注，现代民事法制由个人本位转向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结合。在民事诉讼上，发生了民事诉讼观念从相互对抗的自由主义诉讼观向公平论战的诉讼观的变化。在诉讼中，要求当事人真实陈述、相互协作，不得以欺诈等为手段妨碍他人和社会，诚信原则在诉讼中的作用得到了凸现。所以，“信义原则的观念得到了很大的重视，而对该原则在各个领域具有的特殊性的认识已经逐渐淡薄，从而对横跨公私法领域的民事诉讼法解释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诚信原则产生上看，由于裁判诚信的存在，使得诚信原则本身就成为一个诉讼问题；而且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由于成文法固有的局限性，不可能覆盖诉讼当事人的一切行为，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地方，需要诚实信用原则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同时，在我国民事诉讼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当事人以不正当方法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状态，故意拖延诉讼，作虚假陈述影响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正确判断，提供虚假证据等信用缺失现象，导致一系列弊端的产生；在我国社会有重视团体本位的传统，要求当事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兼顾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因此诚信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应该成为基本原则之一，这不是“历史的错位”，而是有着现实的必要性与价值。
二、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功能与局限
从诚实信用原则的起源以及它与成文法的渊源可以看出，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功能就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诚实信用原则的授权功能源于其内在的性质。诚信原则内容抽象，又有高度的弹性和包容性，必须在具体的适用中才能表现出自身的内涵，因此学者称其为“白纸规定”，即表示其内涵和外延都不确定，含盖范围很广，其模糊性远远超过一般的原则规定。在适用该原则时，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情形进行分析，决定其适用的内容。“立法者正是通过这种空白委任状,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使之能够应付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19世纪成文法国家对法律完善无缺的信念早已随着历史而破灭了，明智的立法者承认，法律不可能制定地完美无缺，不可能对一切需要调整的行为给出详尽而又确定的答案，法官也不是孟德斯鸠所谓的“自动售货机”，他需要在法律不完善时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民事诉讼法不是简单的操作规程，它包含诉讼程序、法院职权、当事人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的规定，需要进行深入理解和适用。在实践中，当事人滥用诉权、恶意拖延诉讼等行为多种多样，大量出现。这些行为在民事诉讼法上并不是都能够找到明确的解决办法，这就要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以缓和法律的刻板性。从历史上看，一些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的倒置，就是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方式完成的。如20世纪工业化的到来，大量出现了污染、医疗、产品责任等侵权案件，在审理这些新型案件时，如果按照传统的举证责任分配办法，则显失公平，法官在此过程中就运用诚信原则，在诉讼中要求侵权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从而在诉讼法上诞生了举证责任的倒置。
如果只看到了诚信原则的授权功能，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诚信原则在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暗含了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它要求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必须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本着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公平兼顾的原则去发展和创制规范。这是诚信原则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内在限制。诚信原则要求法官从立法者的角度出发，去探求立法者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处理；同时，法官在创造性的司法活动中，这种司法处理活动逐步积累和增加，就会逐渐地明晰该原则适用的范围、边界和具体的内容，并借由判例对以后的类似行为产生影响，形成对某类行为的具体处理方式的类型化，使原先具有创造性适用的司法活动得以稳定化。这种诚信原则的具体化、类型化的处理方式构成对法官司法活动的外在限制。这也是诚信原则的客观化或称外化的过程。当这些判例的具体处理类型成熟时，通过修改成文法加以吸收和消化，把它上升为体现诚信原则的法律规范。
正是由于诚信原则对法官的授权和限权的双重变奏，法官的自由裁量行为有了安全、确定的外观，从而把法官造法的活动以静态、朴素的形象表现出来，使法官的创造性司法活动获得了正当化的支持。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即使法官在法无明确规定而运用自由裁量权造法的时候，仍然使“审判神话”不至于破灭。
诚信原则还有降低民事诉讼成本的功能。诚信原则要求诉讼主体在诉讼活动中本着诚实善意的心意进行诉讼活动。它要求诉讼当事人真实陈述自己的主张，不欺诈和伪造证据，不恶意地滥用诉权，拖延诉讼，双方相互协力，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要求其他诉讼参
与人善意公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而迅速、公正、经济地寻求纠纷地解决。诚信原则要求法官严格公正地遵守和适用法律，不随意延误案件的受理、审理，不故意拖延判决的执行等。通过诉讼参与人和法院的共同努力，保证诉讼活动公正有效顺利地完成。这样就能够节省物力、节约时间，大大降低诉讼成本，包括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在以前的研究中，学者们只注意了诚信原则的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功能，而没有看到它降低诉讼成本的功能，从而低估了诚信原则的价值。
除了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之外，还可以借助诚信原则对民事诉讼法的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如运用诚信原则探讨判决的既判力、论证举证实效的正当性等，形成了对诉讼理论与实践的新贡献，因此具有理论认知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存在着作为说明概念的诚信原则和作为实践概念的诚信原则。
与任何原则一样，诚信原则具有过大的灵活性和模糊性，它通常并不是对诉讼行为进行直接规范。它往往作为一种精神或者思想指导，渗透到具体的条文中，通过具体条文的运作体现和实现自身。一般情况下，人们遵守具体规范也就实现了诚信原则的要求；法院往往也不会直接适用诚信原则，而是适用体现该原则的具体规范。从这个角度而言，诚信原则总是补充性的，第二性的。它只能在法律缺乏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适用它就不能正确解决案件的情况下起作用。当存在体现着诚信原则的具体条款时，这些条款应该首先得到适用。如果适用这些条款所得出的结论与法律的目的性背离或者违反了公平正义的社会理念时,才能排除这些条款的适用,应用诚信原则去创设新的规范。这是诚信原则适用的特点,也是其局限
性之一。另外，由于诚信原则集授权和限权于一体，而限权主要通过法官的正义观念以及的诚信原则的外化来实现，如果这两个因素之一欠缺时，诚信原则就会成为法官滥用诚信原则的合法外衣。 三、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和法律效果
诚信原则必须对诉讼当事人和法院三方都适用。因为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当事人双方三极构成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以其中一个顶点针对另一个顶点实施某种行为时，当然会对另一个顶点产生影响。另外，作为实践概念的诚信原则具有裁判规则和行为规则的双重属性。它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去澄清法律规范的边界和内容，弥补法律所未规范的地域，对诉讼参与人的行为进行评判，在此意义上是裁判规则；它要求诉讼参与人真实陈述，相互协力，要求法官本着公正地理念从事审判工作，不拖延审理和受理、执行，公平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在这个意义上又是行为规则。作为裁判规则，当然适用于法院；作为行为规则，它既要适用于法院，也要适用于诉讼参与人。过去有些学者对诚信原则是适用于当事人之间还是当事人和法院之间还是两者都要适用存在不同意见，其根源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诚信原则的裁判规则和行为规则的双重属性。
在民事诉讼法上，违反诚信原则可能产生两种效果：实体法上的效果和程序法上的效果。在诉讼中的行为也是法律行为的组成部分，所以也必须接受实体法的评价。如果构成侵权行为，则产生损害赔偿责任。此外，诉讼法上的行为同时也要接受程序法的评价。此时，诚信原则就成为判断诉讼行为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判断标准。在一方的行为就能够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的情况下，如果该行为违反诚信原则，将被判为无效，已经产生的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