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面临“终结”(指可能性穷尽、边缘化、与社会发展脱节)，但文学性却渗透在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学术、消费、公共空间和文化，已成为后现代生存的根本性事实。基于这样的现实，文艺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势在必行。尽管余教授在《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统治》的开篇用了这样的说词：“于是在‘文化转向’的鼓动下，我们看到聪明的文学研究者都纷纷与时俱进转搞‘文化研究’了。”这只是表明了他坚守“文学”和“文学性”的立场。当然，这同时也在提醒研究者们不要在文艺研究的文化转向中迷失文学自身。
三、比较诗学：中西文论研究的深层对话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鲁晓鹏博士的论题是《想象他者：西方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对中国的定位》，他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传统比较诗学对古代中国文化/文学的理想化；左派和西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乌托帮想象；近年来中国电影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崛起与其和总体电影美学发展关系。电影研究则是他讲述的重点。对中国电影研究自70年代进驻美国的大学以来的发展情况回顾，大陆、香港和台湾一些知名导演在美国的境况简介。他指出：一、中国电影研究在美国发展迅速，在相当短暂的时间里已经超过文学研究，作为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的一个构成，中国电影研究在美国电影学和中国研究中成为显学；这显现了文艺研究的文化转向已成国际性潮流。二、三地知名电影导演在美国的影响与地位，和我们立足本土对他们可能有的影响的想象有很大出入。除了成龙、李安片子的票房可以和好莱坞一争高低，其它导演总体影响范围和地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广、那么大和那么高，这与我们的介绍方式和介绍内容有一定关系；而其中根本的是一直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意识对东方文化的拒斥。三、《卧虎藏龙》的出现表明全球化形势下，资本的跨国运行，使异质文化因子的熔融、国际化成为现实，文化的中心主义和电影的民族化双双被削弱。
清华大学教授王宁博士回顾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概括出经典的构成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权力机构和人为因素。对既定的经典进行质疑乃至重构成了接受理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以及新修正主义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宁分别作了全面介绍与评述。质疑文学经典这个话题是跟随文学史神话的消解而提出的。静态考察文学史，它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性和历史客观性，可仅20世纪的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关于文学史的写作问题就曾经历了60年代的接受美学和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这2次重大的理论挑战，结果是文学史的写作在定义、功能和内涵上都发生了变化，相伴的是对文学经典的质疑和文学史的重写。藉此，王宁又向学员们介绍了了解当代欧美文学
理论、比较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等学术前沿问题的西方刊物《新文学史》和《批评探索》。 谈到经典的构成乃至重构理论，王宁还隆重推出两位西方学者：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和荷兰的杜威·佛克马。布鲁姆认为取决于当下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批评家和受制于市场机制的广大读者的选择。佛克马基于他的文化相对主义理论认识：每个民族文化都是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文化的全球化带来的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自然要对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学经典提出质疑乃至重构。如何重构经典？哈罗德·布鲁姆的修正式理论得到特别强调，其中的“误读”理论强调：对历代有着丰厚积淀的前人的创造是很难超越的，后代的创作可以通过对既定解释的有意误读达到某种程度的“修正式”创新，当然这种创造性误读是建立在对前辈有着充分理解基础之上的。
近年随着哈贝马斯著作的全面翻译，特别是他本人亲临中国讲学，国内学术界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哈贝马斯热。在这次研修班，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曹卫东博士做了题为《文化的剩余价值――哈贝马斯的大众文化批判》的讲演，讲演讨论了哈贝马斯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思路。哈贝马斯继承了从马克思到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传统，根据他构想的理想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个理论，从规范角度，对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一方面在充分肯定大众文化在形成之初对公共性和公众批判意识的培养上的贡献，同时他也指出，本雅明把大众文化的解放功能宗教化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大众文化的功能应当还是在于启蒙和教化。伴随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遭到严重破坏；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组成因素的大众文化也走上了一条肯定现状的路途。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一种大众文化，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摆布下，已经彻底丧失了其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功能，变成了一种统治的工具。它给我们带来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是消费主义，是主宰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二是“人为的公共领域”，是主宰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两者都是为了追求文化剩余价值。上述是哈贝马斯在明晰了大众文化社会功能演变的历史，对新闻和广告进行个案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他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具体丰富并发展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观念的批判理论，更好地揭示了现代性危机的根源，为重建文化现代性提供了可能。
四、文学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的当代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叶舒宪研究员作了题为《文学人类学与文化寻根》的生动讲演。他介绍了文学人类学的缘起和跨学科性质。人类学出现的前提：地理大发现与人类意识的产生。首先是古猿人由殖民者在非洲、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被发现，其次是
全新的人生而平等的概念在19世纪产生了，再者是关于人的科学的发展，试图以科学的方法观察人本身，把握人的规律、思维和行为，这些致使文学人类学的产生。“人生而平等”是文化相对主义人类学家坚持的核心。虽然学科产生与殖民主义相关，而有良知的研究者转换文化身份，挣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思维模式，深入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去作田野调查，以相对科学、客观和公正的眼光去发现异质文化内在的合理性。人类学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冲击是巨大的。马克思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遭到质疑，田野调查材料表明不存在普遍有效的社会形态；对人的社会科学了解是不可能的，因而发生了解释学的转向；承认文化地方性的合法性，挑战西方知识。肯定地方性文化的意义，文化整合的意义也就显现出来了。质疑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彰显西方知识建构中的殖民立场，冠以理性和客观性历史的欺骗面貌就暴露出来了。文学人类学始终坚持对文化霸权的批判立场。20世纪文化寻根思潮就是反叛西方现代性道路，在非主流传统中重新寻找文化认同的努力。价值重估带有的文化破圣性和解构性是文明人的骄傲还是悲哀？这是叶先生讲学留给大家最大的疑惑。
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对当代神学家托伦斯和艾伯林的神学诠释学方法的介绍，两位神学家对“确定性”和“客观性”求证的努力，多少解答了叶舒宪研究员留给大家的疑惑，诚如杨慧林所期待的为文学诠释学的讨论带来某些启示。意义诠释的“歧义”，让人知道了自己的有限，而信仰出现歧义时，给人以毁灭性冲击。神义不能有歧义，可神义是用人言来表达的，意义与语言之间有着先天的抑制性。神学诠释学从来不消除抑制性，而是保持意义和语言抑制性构成的张力，在弹性和限性的张力之中诠释。意义存在于意义关系之中，人对一切意义的解释，是以人的有限性去感受无限，而不是解释无限。确定性来自三个思路：一、不是客体与主体认知与被认知的结果，意义成于人自身之外；二、意义是主体对真理的不断追问过程，并在过程中显现；三、意义仅仅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成立。理念是在主体性之外寻求一种确定性，真理被期待为绝对，将自己的思维加给自然，结果是意义的丧失和自我的丧失。
五、文艺美学研究的价值论与美学的转向
“美”辨是中国人民大学黄克剑教授对作为一种价值祈向的美的略说。一开始在对“美是什么”的提问方式的检讨中，黄教授首先明确“美是什么”问题在柏拉图“对话”中的意味，他指出：“美的理念”启示给人们的是\美\这一独立价值向度上的可期望的至高境界。我们切不可把它实体化，消除“美”在价值理想上的那份虚灵，美用于“形容”一种情境。
黄教授回顾了西方从柏拉图到康德以至胡塞尔发生的三次审美自觉的历史，让我们去捕捉审美形式后意味的“美”的价值诉求，层层彰显“美”怎样在认知视野中隐去、又怎样在价值趋向上再现的历史过程，拂去蒙尘于心灵的、日积益深的理性。强调我们去感受生命的脉动以及错觉背后心灵对人的价值意义的追问，不要执着于语言或逻辑认知，要不就不会发生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曲解和维特根斯坦对柏拉图的误读。审美形式作为“美”的价值趣向的直观化、表现化和直观化，它不是相对内容的外表的东西，从一开始它就具有措置“材料”的主动。在亚里士多德，它是体现某种确然的价值目标的一定要素的排列和组合；在康德“反省的判断力”将自由与自然、理性与知性联为人的心意机能的有机整体，作为“自然的合目的性的感性表象”审美形式因此自成一格而独立于知性范畴之外；从形式主义到符号学，始终回响着艾亨鲍姆的“形式消灭了内容”的声音，审美形式是灌注精神韵致的意向性构造。与人对生命意义追问相一致，生生不息；换言之，作为价值祈向的“美”呈现于审美形式，审美形式则是对“轴心时代”之“美”本身的无终结的回归。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际美学学会委员高建平博士向学员们介绍了他眼中的“20世纪西方美学主潮”。一开始他就明确“西方”一词概念理解的多样性给他讲演带来的困难。考察历史上种种“西方”概念，这个词早就超出了地理方位的含义，有时它指一种文明，有时它指宗教，有时它指一种文化，还有的时候它也指种族；且不论概念内涵外延错综交迭的复杂，还有以西方中心主义建构的放射文化图式对等中心边缘潜在的文化优劣价值评判，和世界文明是并存、对话、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发展现实的出入，这一切使总体描述无法包括所有的情况。为此他以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三次大的转向即心理学、语言学和文化学的转向为纲，对这个世纪的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作了清晰准确的描述。
“生命美学”的阐释者中国人民大学成复旺教授则向学员们阐释了他的“生命美学”。他指出关于文化的思想，不应以技术模式为导向，而应以生命模式为导向。以技术模式为导向，按人制作器物的样式来考虑问题，以生命模式为导向，按生命生长样式来考虑问题。而中国文化就是以生命模式为导向。同是“气”，在西方，它作为万物始基是无生命的，是微小物质颗粒；在中国，以孕育生命的眼光看万物，它就有了阴阳，而阴阳合则万物生，生生之为易，代代相生。同是“生命”，在西方是生命科学之生命，在中国是生气不息、代代相传的生机；同是“二分”，在西方是内容形式的二元对立和辩证统一；在中国是形神，即形体之形和生命灵性之神，与形式内容不相对待，也是生命眼光看问题的结果。成教授在分析了上述形同质异的概念之后，又举例比较了中西一些文论家的哲学艺术观的差异，进一步说
明中国艺术的美学内核：生命。这不是说中国艺术不讲究“技”，只是它更强调人应该返回自然，与天地万物和谐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
六、文艺理论教学改革问题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先生将他近年来在文艺理论教改方面作的工作作了总结。基于我国现有文学理论课程内容、体系和方法问题过于专业化和理论性，忽视跨学科性和实际的操作性，为此他提出了“在双向拓展中更新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的思路。所谓“双向拓展”即从宏观的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方向拓展和从微观的具体文本方面的拓展，并形成了以文学理论为基础课，以“文艺美学”或“马列文论”为必修课,辅以“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文艺心理学”、“文艺学方法论”等选修课的文学理论课程新格局。教改扩大了文学理论课程的边界，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培养学生综合处理中国语言文学及其他文化问题的能力，而理论批评的结合，不只理论重新焕发生命力。而且在提高学生的批评能力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贵山先生综述了新世纪文论发展的多极化又一体化的趋势，基于20世纪以分析思维取胜的对文艺各个层面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的现实，和他自己多年来学术探索所积累起来的治学经验，提出了文学研究的综合与创新的学术发展思路。他主张多层面、多方位和多视角地综合，具体为：一是多种文论学理系统的整合化和一体化，包括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二是辩证地综合几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像马列文论、国学文论和西学文论之间的综合，文论的物性、诗性和神性之间的综合，科学的、诗学的和神学的文艺观之间的综合等；另外，陆先生还特别强调、倡导和呼唤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作为精神活动的文艺，从舆论倡导和精神层面上对改造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有所助益，但企图通过解构和颠覆文本的语言结构和叙述程序来达到解构和颠覆社会历史结构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实现只有通过实践，与社会理性、历史进步相融合。
中国人民大学陈传才教授作了题为《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亟须深入探索的重要问题》的讲话。他认为正确认识当代文艺实践的重大变革是当代中国文论建设亟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对于当代文艺实践的重大变化现实他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从文学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着眼，“当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主导型生产方式”的今天，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开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