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变动，体现为媒体型、日常型的话语日渐遮蔽和改写着现代性的理论批评话语。二、从艺术生产的角度观察，电子传媒改变了当代文艺生产的整个生态环境，世界上再也难以找到纯一体的文化形态。三、从文艺发展的内外因素看，传统文艺形态，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逐渐边缘化，大众文化及新奇的艺术娱乐形式日益成为现代文化艺术的主要形态。四、比较大众文化和传统艺术各自的长短，基于影视、多媒体艺术表现方式限制想象力的挥洒，而传统艺术形式有它不可取代的价值，陈先生预言在大众的文化活动中，随着人们艺术趣味的不断变化，经过调整后的传统艺术形式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还会上升。上述文艺实践的重大变化，要求我们对这样几个问题做出深入探讨。一是将文论研究置于文学文化的大视野中，求得对当代文学艺术的内涵和外延的科学定位，二是揭示文艺研究中文化维度的意义及其限度以及与文学之维的深层关系，为拓展文艺的基本范畴及至重构当代文论的话语形态提供学理依据，三是探讨当代文论的本土化特征，以及它和当代世界文论发展的关系。陈先生的讲话，对文艺理论学科的改革不仅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学科问题的深入探讨指明了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周忠厚教授也就马列文论教学中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问题，从5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说：“对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发展的关系的考察中，我们既要看到微观范围内的不平衡，又要看到宏观范围内接近于平衡；既要看到绝对意义上的不平衡，又要看到相对意义上的平衡。也可以说，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的关系在微观的不平衡和宏观的平衡、绝对不平衡和相对平衡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所说的5个方面是：一、从大的范围和长的时间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是认为物质生产发展带来艺术生产的发展；二、这种宏观的大体平衡表现为微观的不平衡，相对的平衡表现为绝对的不平衡，这种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三、既要看到艺术生产受物质生产制约，又要反对简单平衡论；四、从更长时间、更大范围承认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发展的大体平衡关系是唯物的；而从偶然性和绝对意义的角度承认两者的不平衡关系是辩证关系。五、全面认识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这种微观不平衡和宏观的大体平衡的辩证关系的规律是有极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文艺学的前沿、热点与高层
胡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顷前在西安召开的“文艺学前沿高层论坛”上发了一通言，遵嘱演绎成这篇文章。题目就在“前沿”与“高层”间加一个“热点”。“热点”是文艺学的一个夙命的属性，她永远需要“热点”，亦永远有“热点”。有的“热点”是随着学科伸展与深化自然生成的，亦有的是担心这个场域热力消失而人为制造的。“热点”的话题永远是站在学科“前沿”的“高层”论者的兴奋点，围绕“热点”生发的理论光芒时时激活这个学科的生命力与先锋论者的想象力，推进这个学科向前发展。
本来，文艺学就是站在文学学术的理论前沿，为整个文学研究导平先路、执旗领军的。在科学的文艺理论指导下，文学研究其他板块如古典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才摸得着前进的方向与路径，才能紧跟上文艺学术深化与发展的步伐。当前的文学研究各学科大体来说，古典文学研究的重头工作是从史料的整理走向史料的解释，在已经差不多做完的文献整理工程的基础上搜寻文学史发展的规律，为三千年一部古典文学史作出客观公正的历史判断，为各种各样悬而未断的“问题”拟出学术结论。现当代文学的工作重心恰好相反，从大量现成的历史结论与定性标签走向艰苦、繁琐的史料的发现、整理与分析，改写结论与撤换标签常常是更为迫切的常规功课，显然过去的史料解释工作和定论定性工作做得太匆忙、太草率、太简单片面了，而指导和规范上面两大板块操作运动的又正是文艺学理论研究的时新成果。
文艺学自身的格局建制与历史要求恰恰在这个关节时段有点脱了节，有点慌了神。文艺学的理论探索与学科规范被社会经济全球化“举世滔滔”裹挟而行，不免步履踉跄，力不从心。抬望眼，西风渐紧，语境应变，“眼见长江趋大海，青天却似向西飞”。不免又心眼失衡，视野模糊。近些年来，我们的文艺学“热点”一个紧挨一个，“前沿”不断前移，为了追上层出不穷的理论新思维与变幻万千的学术新语码，我们亦步亦趋，换了一茬又一茬关键词，“当下”、“在场”、“向度”、“维度”、“建构”、“解构”、“逻各斯中心”、“本质主义”??这些今天最时新的关键词除了因囫囵搬弄而夹生不熟之外，难免还有文字游戏、概念游戏、逻辑游戏的嫌疑。等我们再站立学术视窗前，文艺学的图景已经大变了，“理论”的航船已驰到了后现代文化批评的“前沿”，“审美”重心已经移出了“文学”的边界，在“文化”玄妙吊诡的波涛里打转。一团热气从波谲云诡中升腾而起，四周锦波涟涟，迷彩团团，我们忍不
住要步上前沿去细看一番这个叫做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的“热点”。
就在我们中国将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奉为圭臬又轰轰烈烈制造革命浪漫主义新民歌运动的同时，英国人雷蒙德·威廉斯出版了《文化与社会》，吹响了要将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纳入研究视野的号角，20世纪70年代安东尼·伊索普在《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大著中主张推行高雅经典的文学与大众的通俗文化合二而一的“文本研究”与“话语实践”。斯图亚特·霍尔发起的《新左派评论》与《文化研究底稿》开始为文化研究设置学术机构并筹划出版丛书。80年代初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的重要著作中明确表示：“文本”分析应面对整个文化实践的领域，而不仅仅是那些贴有模糊不清“文学”标签的文学，文学研究必须进入媒介与传播的领域，而文学理论也应顺理成章转入“文化批评”的阶段，其内涵多样性分布包括了广告艺术、影视作品、时装模特表演、建筑、音乐、广播、青年时尚与蓝领文化读本等。
文化批评的主旨就是打击将高雅艺术与人文科学孤立与拔高、封入学术象牙塔的企图，这一运动在90年代的实际领导者多为美国大学教授与左派批评家，在他们主办的刊物如《文化批评》、《社会文本》、《表征》等尝试将文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结构分析等纳入广泛的文化阐释范畴，其中心观念是：单一纯粹的文学研究必须抛弃，必须大大提高大众的日常生活社会阐释系统的学术地位——广义的文化研究“历史性出场”了。我们这里套用“历史性出场”即是指“后现代”观念的出现，“后现代”的一个核心标志就是用商品的观念与实力处置文化、改造文化、规范文化的生产。这样的文化生产使社会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通俗的大众的日常文化景观日益占据了人们的生活视野，展示了进入“后现代”社会的人的审美风采与生活方式。——本来，所谓“文化”就是一个特定“文明”阶段所形成的生活方式。
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曾为“文明”与“文化”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每一种文明都包含有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因子”。一个瓦盆、一个陶罐是一种文明，一台电视机、一座原子反应堆也是一种文明；一叶舢板、一轮独轮车是一种文明，一辆“奔驰”汽车、一艘豪华游艇也是一种文明，各个文明阶段形成的生活方式就是“文化”。故有瓦盆、陶罐文化——以瓦盆、陶罐为大众日常生活主轴的生活方式，瓦盆、陶罐加几条彩绘图案也就是艺术创造和审美了。舢板、独轮车文化则是以舢板、独轮车为主要交通手段的生活方式，
舢板、独轮车的设计构成已包含有莱布尼茨、文克而曼等人对称与平衡的美学观念了。电视机文化、电脑文化、手机文化、数码相机文化、“奔驰”与豪华游艇文化当然标志着进入了“后现代”的生活方式。——文学的文化化，文学理论的文化批评化放大了对社会生活图像系统的关注，将之纳入最为宽容、宽广的视野，单为复杂细腻阐释而已。
文化的生活方式本质与社会消费特征消解了传统的文学经典及其高贵浪漫的本质，而同时拉开了通俗文化、日常生活、鸡零狗碎、垃圾泡沫的闸门，文化的过度消费，滥俗无聊的“大众审美”大得其道，烂仔、小丑的文化名人结队而出，招摇过市，经典文学像是一位被街头流氓强暴后的可怜的公主，站立一隅委屈垂泪。——保守的文学论者愤怒了起而抗争，转而又无奈慨叹，并随手关闭了与当代流行文化——已经完全陌生了的外部世界交际的大门。然而大众日常生活照旧，一面商品化，一面“审美化”。这个转型过程的意义判断与认识解悟实际上引导、修正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运作的逻辑，决定了运行的方向与速度。这种研究的完整程序也制约了研究者观察社会与反省自身的方式，并最后规范了社会的改革尝试与运行实践。“意义”的阐释与理解、生产与传播是文化研究最为内核的问题，这比传统的纯正的文艺学研究，所谓文本中心主义、审美中心主义显然更接近这个社会生活的真实，并感受到这个真实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重建学科价值，安排话语选择与知识论铺垫，并重新激活学科的学术属性与研究者的活力。——这便是摊派给文艺学高层论者的历史任务。然而文化研究的功能不仅仅在“意义”的阐释与生产，而且还在“意义”的凿实与效用。进入现实文化场域，它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文化研究时时要展示其挑战性的理论锋芒。与西方的文化研究一样，20世纪来，新世纪之交涌出的中国文化批评体系，裨贩西方知识论、真理观、方法论，同样夙命地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表现在对社会现实秩序与经济文化形态持隐晦但尖锐的质疑与批评立场；尽管文字与论述还在审美日常生活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问题上打转，但可以嗅到马尔库塞工业社会批判理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论述、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研究、赛义德、斯皮瓦克、霍夫·巴巴等后殖民文化建构理论等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气息。亨廷顿到福山的“文化对抗”与“历史终结”则更带有强硬的政治文化批判的意气。——文化批判方法论的意识形态分析被视为最为重要，它始终关注文化作品中、文化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浓度、取向，呈现形式与影响力的变化。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浓度也在上升，他们的理论旨趣显然是健康的，他们的理论锋芒并不显示在对“身体写作”之类的滥俗倾向的批判中，他们的思维大多数时候是清醒的，有条理的，他们在努力争取自己学术地位
与影响的同时，不忘对后现代社会的种种文化痼疾和历史遗产做出精致的分析和尖锐的批判。西方文化批评的话语他们大多都学会说了，而且精神内核也学到了。他们正是这两年来叫嚷着要跨越“边界”到“文化批判”的新天地里大干一场的前沿论者——他们就要登上高层了。但他们却有一个挣脱不了的夙命！
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的前沿论者面对一个真实的活动世界，不仅有商品，而且有权力，文化被大规模消费，而消费又迅速上升为文化——商品与权力有时抱成一团，话语学术有时要兼顾两头。在阐释者来说，一个“后现代”社会在理论上是可以解释的，但解释的方式与冲动往往不能同步，或者说他所呈露的对自己文化功业的认知与判断是滞后的，也就是说他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思考与写作的是“后现代”、“后结构”，但他在文化经验层面上却又是在“现代”、“结构”的制约体系中挣扎，他识别不了他自己的生存状态，也分析不了捆缚着他生存意志的文化环境，他跨越不了文化心理的真正前沿，他超越不了他的时代，也超越不了他自己。本来猛志非常，“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但孤芳自赏又无根依托，“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以至遭到许多充满敌意的质疑。文艺学的圈子里人固然可以各操各的话语，各驰骋各自的平台，各自的话语平台与文化资源可以互不干涉，但同一个太阳下的活动则形影清晰。——你们越过“文学”的边界到“文化”的疆域，实际上也越过了学术图谱的伦理秩序，在关于“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的争鸣中已有人对此一点深层动因作了深度阐释，既涉及“文化权力”的争夺，又论述了知识伦理学与学术传承谱的扰乱因素，所谓“仙家鸡犬近来肥，不向淮王旧宅飞”。文艺学高层的争鸣传出的信息是内涵十分丰富的，意义也是十分深远的。
其实文学理论从学术话语的层面来看，穿越或跨越边界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从神话、民间文学研究到原型批评，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到语言学的勃兴，文学理论的边界不断被跨越，战线不断被延长，旗号不断在改变，场域不断在扩展（当然也包含了各种迁徙）。我们的文艺理论界向内转、向外转也几经循环，“热点”连绵。文化研究进入文学理论据说也是为了救弊补偏的（罗兰·巴尔特、米歇尔·福柯都从语言学得益转而又从修辞学、符号学的门进入文化研究的殿堂的）。文化研究自称是为文艺学的新生而另开法门——向外把门开得更大了，而且几乎撤除了边界所有的警戒障碍。
中国的文学理论界的前沿学者既然决定要闯过边界，开创自己的地盘，还须对走私和闯关挟带的思想资源作一个“合法性”的阐释，更要为他们心中郁积的意识形态情绪寻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