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 分会场二（下）
一、郭鹏《论邵康节体》
我主要是想探讨“邵康节体”作为一种特色化诗体是如何开始确立并流传的，以便准确理解包括《沧浪诗话》在内的宋人诗评中所谓“邵康节体”的本来含义。并且我想将研究置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层面进行探讨进而深入思想史、观念史的层面。1、邵雍迁居洛阳之前共城诗风的特点：“邵康节体”的特征还不甚明显。2、邵雍居洛后诗歌主题与体裁越来越体制化、个性化，“邵康节体”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3、邵雍周边诗友唱和、仿拟“邵康节体”，表明这种体裁、风格已经得到众多文人的认可。这是“邵康节体”概念出现的重要原因。4、邵雍诗歌在南宋的流传情况以及《沧浪诗话》为何会提出“邵康节体”。晚宋时期，《伊川击壤集》已进入诗歌经典范畴，进入士大夫的普遍阅读生活中，多数“江湖诗人”亦浸染其间，甚至对“唐宋转型”、理学地方化、士大夫精英地方化，对南宋以后的阅读史、文学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夏静《文气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近几十年来，较之哲学、史学领域气论的理论拓宽，文学领域文气的研究相对滞后。我们从解释的偏见、解释的维度和解释的转向三个角度，同时也参考目前思想史、观念史两种视野在研讨气论时所关注的问题意识与主要创见，以及在方法论上的创新之处，检视了现有文论领域研究的基本景观，提出文气研究中的多条路径并存、解释转向的可能性。
三、吴海清《魏晋南北朝文体建构活动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 我主要讲问题意识与方法。
1、问题意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一种什么形态的转换？（1）古典话语形态到现代话语形态的转换是否切断了古代文论与文化传统的联系，将它孤立起来？（2）古代文论的现代思想阐释在多大的程度上脱离了古代的语境；（3）转换成能够言说的话语能否应对当下的文学及文学理论问题？还是仅仅为了交流？（4）转换能否启发现代文论的问题意识？转换不单是为了概念的建构，而是面对具体情况的反应，因此转换的过程不应脱离问题意识。
2、西方话语霸权。（1）西方古典文论研究是否存在现代话语霸权？（2）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中运用的是现代话语还是西方古典话语？（3）古典话语如何成为了一种范式？（4）古典话语能否形成对现代的有效批评？
3、方法。（1）更加重视中国古典文论传统的断裂性而不是延续性；（2）研究语境和文论建构的中介——“话语场”。这里借用了布尔迪厄的“场”概念与福柯的“话语”概念。即探在讨话语场中，谁的话语起着主导作用，谁在说话，话语中的身份认同，话语权，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地位，等等。
四、姚爱斌《王夫之<诗 小雅采薇>评语的症候式阅读》
我发言的题目是《王夫之《诗·小雅·采薇》评语的症候式解读》。王夫之《诗·小雅·采薇》评语中提出“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的观点，不惟与诗意不合，也有悖其本人的诗歌情景观。“乐景”、“哀景”说将属人之情归为属物之性，与其“性性”、“物物”的哲学思想及“心目所及”、“貌其固有”、“不敛天物之荣凋，以益己之悲愉”等写景原则相矛盾；将“昔我往矣”等四个景句从全章抽离并前后割裂，拟想出“乐景”与“哀情”、“哀景”与“乐情”两组“相反相成”的情景关系，立论虽新，却陷入了“分疆情景”、“一情一景”等以景就情的“阱”“梏”。体会《采薇》原意，卒章乃是以节候物态的整体变化和对照，烘托因征戍日久、战事艰辛、思归心切等引发的无尽哀伤，其感人至深者，正缘于诗中所呈现并为船山反复推崇的真情实景和整体意境，而非缘于其所拟想的乐景与哀情、哀景与乐情的相反相成。
五、杨合林《从书写方式推测<史记·乐书>的来源》
《乐记》现存两个文本，即《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通过比较发现，两文本间文字书写多有不同，但《乐书》与《史记》的书写方式却有相当的一致性。由此可推测今本《乐书》虽是由后人补入《史记》的，但其中的《乐记》文本却有可能曾为司马迁所亲见并经手，或为司马迁为撰写《乐书》收集、准备的原始资料。这表明《乐记》应是传自先秦的一种关于礼乐文化的古文献，《乐记》在西汉多本并存、分途传播的事实也可证明此点。
六、郑伟《郑玄、郑樵诗学比较论》
郑玄和郑樵是诗经汉、宋学的代表人物。二郑《诗》学的区别是：一，郑玄从还原《诗》的礼学内涵与恢复儒学的政治干预意识两个方面来修复政治文化传统；郑樵则要重建诗与乐的原始关系，以“乐教”完成人的成“仁”之功。二，二郑《诗》学表现为一种“体系性的对抗”，代表了古代《诗》学话语建构的两个基本方向，客观上反映了古代诗史上两大文学传统的对立。三，郑玄骨子里的义理观念和郑樵的“声歌之道”影响深远。在“主声”与“主义”的二维向度中建立起来的新《诗》学，多有一种结构性矛盾存在。
七、提问讨论
1、夏静向杨合林提问：大部分学者都已经认为《乐记》是先秦文本，那么，您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论证《乐记》是先秦而不是西汉产生的文本）还是否称得上是一个问题？
杨合林回答：现在仍然还有很多批评史、思想史著作都仍然认为《乐记》不是产生于先秦的文本，如徐复观、王运熙。我认为《史记·乐书》比《礼记·乐记》权威、正确得多。
夏静提问：那荀子的《乐论》呢？
杨合林回答：我认为是一个源头、多种传播途径。我们不仅要研究《乐书》《乐记》《乐论》的关系，还要研究《乐记》与先秦其他文献的关系。
2、王芳尊（江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向吴海清提问：我对您所提到的“问题意识”很感兴趣，您认为我们将古代文论从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中剥离、孤立出来成为一种学科，那么您是否是想要回到不分学科的形态？但是我们研究古代文论不可避免要回到、要牵涉关联到其他的学科。
吴海清：我认为所谓文学理论是古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而不是职业。因此我们要将作为个体的古代文论价置身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法国的年鉴学派划分出短、中、长三个时段。我认为每个时段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是不同的。我们常说儒、道、佛禅传统，但我认为应当以时段来划分传统：先秦传统，秦统一到魏晋南北朝传统，唐至清传统，在这三个不同的时段，问题发生了转换，并且用不同的资源来回答。从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多元传统。这三个时段，用福柯的话来说，是“知识型”发生了变化，传统中断了。
八、点评
过常宝教授：会场的发言和讨论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理论建构焦虑，对当下处境的不满，以及制度重构的意愿。然而实际上，体系化、制度化排斥了模拟，排斥了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情趣，排斥了即时处境的经验体验以及对它的审美再现。因此，这里存在着一种理论建构过度的问题，将古代文论置于制度性体系中评价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