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土地制度
第一节明代土地制度的形式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国家的财政收入，最根本的是田赋（又称田租、税粮），是为税收的正项。“赋从田出”。有了土地，才能有田赋。土地，要依靠农民开发耕种。为了使农民能够勉强生活下去，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就必须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历代封建皇朝为了保障田赋收入，无不十分重视土地问题，建立了一套土地制度，并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时加以修改、补充、完善。
所谓土地制度，一般是指土地的分配与所有权的归属；土地的垦殖与经营管理形式；地租的等则与征收方式，以及地租的分割占有等。
明朝承元朝之后，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土地制度和其他各项典章制度一样，“多因前代旧制”。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创造，显示时代风貌与特征。其“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堧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明史·食货志》的这段话，大体概括了明朝土地的种类及其归属和官田的内涵。为了进一步了解明朝的土地制度，有必要首先粗略介绍一下各种官田的历史渊源、演变沿革、所有制性质及其经济功能。
宋、元时入官田地，即宋、元两代遗留下来的官田，又称“旧额官田”，或“古额官田”。明朝新籍的官田，称为“抄没官田”，或“近额官田”。前者主要是南宋的官田，后者主要是没收豪强地主的。这两种官田大多分布于江南苏、松诸府。 还官田，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明初赐给公侯，以其租入充俸禄。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给公侯岁禄，归赐田于官”。另一种是赐给官员或百姓承种，后因事故还田于官。洪武十二年（1379）以前，苏州一府即有功臣还官田二万余亩。
没官田，籍没之田，即由政府没收入官。这种做法，早已有之。明代凡官民犯法，被抄家没产者，土地概归入于官。明初在苏州府抄没的田土最多，达三百八十多万亩，占全府田土的三分之一以上。抄没的对象，主要是张士诚“大周国”的成员，以及被明太祖视为不法的“富民”。没官田有“一没”，“再没”，“三四没者”，科则亦随之加重。
断入官田，指双方互争，而又来历不明的田土，因无法断给任何一方，由官府裁定没收入官。
学田，亦称府县学田，有些地方称“供田”。又可细分为书院田（学院田）、儒学田。为府州县学所有，以其租入为办学费用或资助贫困学生。宋元两代置学田之风甚盛，明代江南等地亦相当流行。
皇庄，皇庄之名始于明代（详后）。 牧马草场，官马放牧之地（详后）。
城堧苜蓿地，城堧地，即城郭旁之余地。苜蓿，为农作物之一种，可作为马的饲料。这种余地原来禁止耕种，后来解除禁令，听任开垦。
牲地，即光禄寺、太仆寺所用牲畜之饲料地或牧放地。
园陵坟地，指帝王陵墓用地。如南京钟山明孝陵和北京昌平十三陵等。 也包括地方上的公墓用地。 公占隙地，“多指民间义家或显贵坟茔，官仓坛殿等所占用之田”①。
诸王等赐乞庄田，包括赐予和奏请两种。前者，为皇帝主动赐给功臣的田地。后者，是诸王等为了占夺土地，向皇帝奏请乞讨的。 百官职田，即品官职分之田，又称“公田”，以其租入为补充俸禄之用。职田之名，始于隋朝开皇年间。北宋天圣年间曾下诏罢革，不久复设。明代行职田之制时间不长，洪武末
1
年即告结束。 边臣养廉田，置立在边境地区，以其租入用于边镇官吏和监军使俸禄以外之津贴的官田地。
军、民、商屯田，这三种屯田，经营管理体制和收入所得分配等各有不同（详后）。 民田，为民所自有。种类比较少，主要有新开田、沙塞田、闲田、僧道常住田等。 “官田”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对其后来的发展变化，史书记载不一。有谓“自汉至唐不闻云官田者”，有说汉、唐时亦有“官田”。宋、元以后，官田渐多，迄明益盛。关于明代官田的所有制性质，特别是对于明代初年江南苏、松诸府官田的性质，从明代开始就有不同见解，长期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明初苏、松、嘉、湖诸府的没官田、断入官田，是“名为官田，实民田耳”，不可与皇庄、牧地诸在官之田相提并论。或者说，明初苏、松、嘉、湖诸府，“虽有官田、民田之分，然皆系民业，并非公产，唯科则有轻重之不同，与宋之官田又不同矣。若明之皇庄及诸王、勋戚所赐庄田，则为在官之田”①。近年来，多数学者比较倾向于下列观点：包括明初苏、松诸府在内的官田，实为“国之所有”，即国有土地，法律上禁止自由买卖；民田为民所自有，是私有土地，允许互相交易。就数量而言，明代全国官田少，而民田多；在明初苏、松二府则是民田少而官田多。明中叶以后，官田逐渐私有化，其科则与民田合而为一。
官田和民田，不仅数量不同，种类不一，所有制性质有异，而且征税的名目、税粮科则（田租的等级与数量）也各有差别。官田曰租，民田曰税。
① 梁方仲：《〈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续三），《北京师院学报》1981 年第2 期。① 《清文献通考》卷十二《田赋考·官田》。
官田租重，民田税轻。科则则数多寡亦有区别，经营方式也不一样，官田多由贫民佃种，民田多归豪右所有。只有根据官田与民田的这些不同情况，建立一种比较可行的土地制度，使之与户口制度相配套、丁口与田产互不分离，才能使国家的赋役征发有保障，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进行。明代的土地制度，虽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总的说来，与户口制度一样，大部分也是前紧后松，最终流于形式。
第二节编造田籍核田定赋
元末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用战争的形式，把他的政敌打翻在地，一统天下。可惜，无情的战争，也同时把事关军国大计的户籍、田籍，或者化为灰烬，或者残缺不全。“版籍多亡，田赋无准”①，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朱元璋深感忧虑。不立即解决这道难题，编造田籍，皇权的巩固与强大，势必成为一句空话。
为了尽快改变“田赋无准”的局面，使税粮征收有所依据，赋役均平，减少矛盾，唯有立即制定田籍。
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明太祖在南京称帝，建国号“明”。因为田籍一事关系重大，刻不容缓。同月十三日，即派遣国子监生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苏、松各地核田亩，定赋税。明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兵火之后，郡县版籍多亡。而田赋之制，不能没有增损。征敛失中，百姓必然生怨。今欲经理，以清其源，不能超过限度损害百姓。养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今派周铸等人前去各地核实田亩、定其赋税。又告诉周铸等人说：你们经理田亩，必须据实奏报，不要重复以往的弊病，妄自增损，曲徇私情，以害吾民。否则，国法难容②。
此后，明太祖在抓户口建设的同时，认真抓紧核实田亩，严禁欺隐田地，为制定全国田籍做好准备。
制定黄册、鱼鳞册洪武四年（1371）六月，中山侯汤和统帅大军进入四川重庆，“夏国” 明昇投降。次年六月即命户部派员清丈四川土地①。
洪武十三年（1380），令户部核实天下土田。于时，江、浙等地豪民富户极力与封建朝
2
廷争夺人口与土地，为了逃避赋役，往往将自己的田产隐瞒起来，诡寄于亲邻、佃仆之家，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沿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骗府，奸弊百出，称为“通天诡寄”②。结果是平民百姓赋役负担越来越重，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社会矛盾更为尖锐，拖欠税粮的现象日为严重，皇权的物质基础受到威胁。明太祖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以赋役不均，命令户部编造“赋役黄册”。
①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版籍”，原指户籍，这里包括田籍在内。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② 沈度：《圣君初政记》；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七。
洪武十四年（1381）正月，赋役黄册造成。二月，命户部覆核天下官田。赋役黄册对于加强户口管制，健全基层政权组织，维护社会秩序，完成赋役任务等都起了不小作用。但它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丁粮之数，类多错误”，尤其是因偏重于户口，那些田产多者便经常从中钻空子，搞名堂，减轻自己的赋役负担。由于当时赋役是按照人丁、事产佥派，丁、田都必须负担。所以，单有赋役黄册仍然有缺陷。对于这一点，明太祖说得清清楚楚：“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赋役均，则民无怨。”①又说：“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历代相承，皆循其旧。今民愚无知，乃诡名欺隐，以避差役。互相仿效，为弊益甚”②，以致“一里之内，贫富异等”。欲验“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使民无怨，就必须同时弄清户口和田地，既要在普查人口的基础上建立户籍，又要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建立田籍，并使之互相发挥作用，相辅相成。
于是，从洪武十九年（1386）开始，明太祖便先后派遣国子监生武淳等人，分行江、浙等处府县乡里“丈地、画册”，经理“田赋图籍”③，即在核定田亩的基础上，制定田籍。其具体内容为：第一，随税粮多寡定区，设立粮长。以税粮一万石为一区，每区设粮长四人，“以田多者为之，督其乡赋税”。这一点，与大造赋役黄册时编民为里实行里甲之制，设立里长、甲首完全一样，也是先抓组织落实，责任到人。于此亦可见，明太祖是何等注意把全国的纳税户组织起来，实行专人管理，以民（粮长）治民（纳粮户）。这样朝廷就可以少为征纳税粮之事操心。第二，核定田亩，对田土逐丘进行丈量，方圆、坐落，俱令绘成图册，各按字号次序排列。图册上写明田主姓名、田土丈尺、四至，编类为册。因为所绘之地册图，形如鱼鳞状，故号“鱼鳞图册”④。
洪武二十年（1387）二月，浙江布政司、南直隶苏州府等府县，首先编成“鱼鳞图册”，进呈朝廷。随后各地陆续编制完毕。编造田籍的工作随之结束。 黄册以户为主，详列旧管（原来登记的户口数）、新收（新出生或迁入的户口）、开除（迁出或死亡者的户口）、实在（现在实有的户口）之数为“四柱式”。也就是四项主要内容。“鱼鳞图册”与之不同的是，它以田土为主，各类田土及各种田质，如平原、山地、低洼地、新开田土、田地肥沃与贫瘠、沙荒地、盐碱地等之差异，毕具其中。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三。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
③ 参见《明史》卷一五○《古朴传》、卷一五一《吕震传》。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
“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①凡是典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由官府记录在籍，有案可稽。田土纠纷因此减少。隐瞒田土、转嫁税粮、产去税存的现象也有所改变。
鱼鳞册与黄册互相配套，经纬结合，户口制度与土地制度并行不悖。封建国家从此既控制了全国户口，又掌握了全国土地，立法可谓完备。
3
在编制田籍的过程中，明太祖还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在土地分配与开发上实行不同政策，既有原则又灵活多样。
针对中原地区田地荒芜数多的特点，命中书省臣议定土地分配办法，计民授田。并于洪武三年（1370）五月设立司农司，专门经管河南各处垦田事务。
临濠地区，以地多闲弃，故验民丁力，计亩给田，以尽地利。又令富者不得兼并。 北方近城地区，因地广人稀，“地多不治”，召民耕种，每人给田十五亩、菜地二亩，三年免纳税粮。
制定田籍，打击了豪强，清理出一些漏脱、欺隐的土地，有利于局部调整生产关系，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农村安定，生产发展。而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又有利于加速土地开发。当时明确规定：凡由官府资给耕牛、农具者，收其租税；凡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永远不纳税粮），各地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比较充分的调动，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据明朝官府提供的资料，洪武初年全国垦田数逐年上升，有些年份增幅甚大，少者以万计，多者至近百万顷。请看洪武元年（1368）迄十六年（1383）全国的垦田数：洪武元年：全国州县垦田七百七十余顷。 洪武二年：全国郡县垦田八百九十八顷。
洪武三年：山东、河南、江西府州县垦田数达二千一百三十五顷。 洪武四年：全国郡县垦田十万六千六百二十二顷。 洪武六年：全国垦田三十五万三千九百八十余顷。
洪武七年：全国郡县垦荒田九十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四顷。
洪武八年：南直隶宁国诸府、山西、陕西、江西、浙江等省开垦田地六万二千三百零八顷。
洪武九年：全国开垦田地二十七万五千六百六十四顷。 洪武十年：垦田一千五百十三顷。
洪武十二年：垦田二十七万三千一百零四顷。
洪武十三年：开垦荒闲田地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一顷。
洪武十六年：垦荒田一千二百六十五顷（南直隶应天、镇江、太平、常① 《明史》卷七七《食贷一》。
州四府七百三十八顷，山西平阳县五百二十七顷）①。
以上十六年内共计垦田二百零五万三千三百十四顷。另据《诸司职掌》等书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田土总计八百五十七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②。元末明初以来田多荒芜的现象为之大变，农村经济面貌焕然一新。田野辟，户口增，是明初经济恢复的主要标志，也是明太祖巩固皇权的重要基础。这个目标的实现，与土地制度的建立、推行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封建制度的剥削本质，又决定了当时各项法律不可能贯彻始终。“赋役黄册”，到了后来已是“十之八九”变了样，“誊旧塞责，遂成故套”，“鱼鳞图册”的命运也差不多。
鱼鳞图册名存实亡
“鱼鳞图册”之作，非始于明代，至迟在元朝已经有之。核田亩，定赋税，亦是历代相沿的惯例，而历朝历代没有一个能坚持下去。明代“鱼鳞图册”，在洪、永二朝以后很快就受到冲击。税粮与田亩相分离，“有田者无粮”、“有粮者无田”，田产已去而税粮犹存，无田者纳无穷之税的怪现象，比比皆是。
在北方广大农村，由于大亩、小亩之制引发的土地不均现象日益加剧，并为地方在赋税上大做手脚、欺骗上司，提供了便利条件。当时，北方凡田以近城为上地，远者为中地、下地。计亩的方法，以五尺为一步，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百亩为一顷。而河北诸州县的地亩，却有大亩、小亩之分，两者的步尺完全不同。起初，明太祖沿用元代里社制①，原来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以社分里甲，称为“社民”。后来移民屯田，新迁入者叫“屯民”。屯民分屯之地，
4
以屯分里甲。社民原占有的亩大，屯民新占有的亩小，故又称社地为大亩，屯地为小亩。至宣德朝，土地政策开始改变。国初规定“永不起科”的一些垦荒田地，以及低洼、盐碱之地而无粮者，一概量出作数，列入赋额。是以原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大大超过旧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恐怕亩数增多，引起朝廷不满，为使符合原额之数，乃以大亩当小亩，至有数亩当一亩者。自是每次编制册籍，往往采取双重标准：以大亩上报朝廷，用小亩向小民派粮。由大、小亩制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人们可以随意伸缩地亩，为经理者上下其手、弄虚作假开了绿灯。亩数的随意性，终于使鱼鳞册渐渐成了一纸空文。
① 以上据《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四八、五九、七○、八六、九五、一○三、一一○、一一六、一二八、一三四、一五八。
② 一般以为此数偏大，实际为六百五十万顷左右。 ① 即在乡村里中以五十家为一社，二十家为一甲。
北方地区大、小亩之异对田籍的破坏，终归还只是局部性的问题。尤为严重的是全国各地田制发生混乱。当初，明太祖治乱世，刑用重典，执法严猛，人们多数不敢以身试法，如实申报、登记，欺隐田土的现象尚不十分普遍。明中叶以后，由于法制日趋松废，土地兼并之风盛行，鱼鳞图册已是名存实亡，田土多被欺隐，见籍纳税者日为减少。嘉靖八年（1529）六月癸酉，詹事霍韬等奏曰：臣等奉命修《大明会典》，各该衙门未见送到册籍。未及编纂，臣等先于私家将旧典各书翻阅。窃见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是宇内额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则赋税何从出，国计何从足耶？臣等备查天下额数，若湖广额田二百二十万，今存额二十三万，失额一百九十七万。河南额由一百四十四万，今存额四十一万，失额一百三万。此失额极多者，非拨给于藩府，则欺隐于猾民，或册文之讹误，不然何致此极也？若广东额田二十三万，今存额七万，失额十六万，又不知何故致此也？盖广东无藩府拨给，而疆里如旧，非荒据于寇贼，则欺隐于猾民也。由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耳，天下额田已减强半。再数百年，减失不知又何如也。乞敕户部考求洪武初年额田原数，备查弘治十五年失田额数，及今日额田实数，送馆稽纂。仍乞特诏户部尚书询之。洪武初年，甫脱战争，人庶鲜少，田野多荒，田额宜少也，乃犹垦辟八百万顷。今奕世承平，人渐生聚，田野尽辟，田额宜多也，乃失额四百万顷。总国计者，可不究心乎？天下有司，受猾民赃利，为之欺隐额田，蠹国害民，弊无纪极①。
霍韬这份奏疏列举了中叶以后田土失额的严重情况，分析了失额的原因和危害，历来为治明代经济史者所注意。田土大量减额，田赋无从所出，国家财政日益困难。于是嘉靖以后，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怀抱忧患意识，纷纷上书请求核实田亩，丈地之议由此兴起。江南、江西、河南等处的地方官，首先身体力行，履亩丈量，均平赋役。但是，由于“法未详具，人多疑惮”，一些豪民大户亦乘势而起，攻击他们是变乱祖宗成法，结果不少是“虽有均田之名，殊无平赋之实”，不了了之。稍后，福建各州县又掀起一股丈地浪潮，同时编造经、纬二册，登记土地和户口。其法虽详，而“率以地为主，田多者犹得上下其手”，大搞名堂，丈地工作遂告失败。自是全国各地欺隐田土的现象有增无减。 隆庆元年（1567），巡按御史董尧封奏言：查出苏、松、常、镇四府投献、诡寄田土共计一百九十九万五千四百七十亩、花分田三百三十一万五千六百亩。这一事实再次说明田土确实非清丈不可了。
张居正清丈田土
万历改元，明神宗朱翊钧用大学士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荆州府江陵县（今湖北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性沉深，勇敢任事，素以豪杰自许。隆庆时即上六事疏，① 《明世宗实录》卷一○二。
请求革新时政。为内阁首辅以后，明神宗非常尊敬他，委以重任，张居正亦“慨然以天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