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的破坏情形时，说：自洪武至永乐，为田二万五千三百余亩（顷），粮七十一万六千石有奇。当时边有储蓄之饶，国无运饷之费，诚足食足兵之道也。至于宣德以后，屯田之法虽曰寝废，军士犹余四万五千四百，而粮亦视旧不减三分之一。近彼边方多事，屯田之法尽坏。..今所存唯正军一万六千七百余名，而岁征粮止一十六万七千九百石，..较于旧制，屯田之法十不及一③。史称：“屯粮之轻，至弘（治）、正（德）而极。”④弘治时，屯粮愈轻，有每亩止收三升者。屯粮愈减，根源在于屯法愈坏，屯地多为贵戚、势家、王府、太监等侵占，据为私业，或被军士盗卖，以故“征粮之数，多不过三分”。于时，兵部尚书马文升奏言：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法古为治，首定民田，验亩起科，以备军国之用。次定屯田，上纳子粒，以给军士之食。此我朝一代紧要制度，行之万世不可废者也。..迨我太宗文皇帝，其于屯田尤为注意，创置红牌事例，示以激劝良法，册籍明白，无敢欺隐者。不知始自何年，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清出在京在外卫所屯田被人侵占等项，共四万一千余顷，该征子粒四十万八千余石。中间尚有未能清出者。..下人作弊..不能清足原额①。弘治十五年（1502）议准，京卫新增地亩，每粮一石折银二钱。寻复议轻减，每亩征银一分五厘。在京赴太仓、在外赴附近有司交纳，放支官军月粮。翌年，题准浙江除昌国卫田亩数多、温州卫田地膏腴外，其余各卫所屯军全纳子粒六石，每年本（色）折（色）中半，每石征银二钱五分，由附近有司官库收贮备支②。
③ 以上分别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三、卷一七八。 ④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① 《明宪宗实录》卷十四。 ② 《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一。 ③ 《明宪宗实录》卷二四四。 ④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① 马文升：《清屯田以复旧制疏》，《明经世文编》卷六三。
沿及正德，屯粮进一步锐减，饷粮艰难。正德三年（l508）六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周熊，以辽东为例亟言屯政之坏，曰：永乐十七年辽东定辽左等二十五卫，原额屯田共二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五十亩，该粮六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五石。至是，田止一万二千七十三顷，该粮二十四万一千四百六十石。外给操练舍余田共二千三百一十四顷，该粮三万七千二十四石。又地亩田园之类共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三顷，该粮五万九千五百四十石。皆先年创法，征之以补屯粮者。今奉敕会查，新增田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顷，该粮一十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六石，通共四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一石。揆之永乐间，田多一万八千三百五十顷，而粮反少一十八万三千七百五十三石。缘永乐年间征之屯军者比今多三之一，又今粗细相折，该去粮一十三万六千七百七十石外，实少粮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三石有余。皆常操军承种逃故，屯田从轻征收之故耳。又永乐年间，常操军士凡一十九万，以屯粮四万二千有余供之，而受供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足用。今军止八万有余，皆仰给于仓，边外之田无复敢耕。军饷告匮，亦实坐此①。
上述周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时至正德初年，辽东军屯已遭到严重破坏。而是时宦官刘瑾擅政，为伪增田数，横加搜括，遣官分出丈田责逋，竟然说辽东军屯比永乐时增加一万八千余顷，而屯粮之入减少五十余万石②。
正德、嘉靖以降，社会风气大变，官豪势要之家纷纷求田问舍，广置田产，土地兼并之风益为盛行。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多破产逃亡。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军屯之制也进一步走入了死胡同：“屯地多侵没于将领豪右之家，以致屯军终岁赔粮”；“管屯之官，至计十岁以下幼男报充屯丁，叁两朋合，谓之抬粮”；“卫所官占种屯田，私役军卒，扣减粮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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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奸利”；“军士之领屯者无几，而屯丁之逃故者日多”；“屯田私相典卖，隐蔽难稽”。还有，户部管粮官不问屯田有无，月粮只给半数。沿边屯地，或者变为盐碱、沙碛，不能耕种，而粮额照旧征收。屯田御史，又于额外增加本折，屯军益不能堪。凡此种种，说明屯田已是“名存实废”。当时给事中管怀理上言：“屯田不兴，其弊有四。疆埸戒严，一也。牛种不给，二也。丁壮亡徙，三也。田在敌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犹欲按籍增赋，非扣月粮，即按丁赔补耳。”①嘉靖时林希元说：明太祖立卫兴屯，用意周密，为法简易，然军屯“行之未久而大坏，军士逃亡且尽，田土遗失过半，其故何也？科税太重。又拨田之初，不问腴瘠洼亢、虚实隔涉，但欲足数牵纽补搭配抑军人而使之耕。加之军士多游惰，督耕无良将。此其法所以速坏也”②军屯科税，明初为每亩一斗，其后愈轻。至“嘉靖中渐增，隆庆间复亩收一斗”③。又行“折色”。嘉靖八年（1529），准浙江爵溪所屯田，并象山县民带种本卫中前千户所屯田，照有司税粮折银事例，每石征银二钱五分④。隆庆二年（1568），令宣府、大同开垦田已成业者，每十顷内给将官五十亩为养廉之资。若副、参开种不及百顷，守备以下或不及十顷，俱予参论戒饬。隆庆四年，令各边自垦田地，照永乐二年事例，永不起科。如每年增加十万石、五万石，自垦田至百顷、千顷者，予以重赏。
② 万历《大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 ① 《明武宗实录》卷三九。
② 叶向高：《屯政考》，《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一。 ① 林希元：《应诏陈言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② 林希元：《应诏陈言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万历十一年（1583），议准陕西延、宁二镇丈出荒地，凡不在屯田旧额之内者，俱听军民随便领种，永不起科。各边但有屯余荒田堪垦者，亦俱照此例。
屯粮“折色”征银，是大势所趋，自然不必非议。但由于屯法大坏，军士逃亡且尽，屯田大量遗失，将士多不用心，无论屯粮科则如何变更，此时屯田没落已成定局，下令清理也好，戒饬督耕也好，都于事无补。万历时，计军屯之数只六十四万四千余顷，比洪武时减少二十四万九千余顷，田日减而粮日增，弊病丛生，已无良方妙药可救。万历三年（1575）十二月，户科都给事中尤懋等人疏曰：“国初额设屯田，所在无几。今欲复屯田，先清军额。军数明，而田数明。”①叶向高在谈到九边军屯之坏时说：“因循废格，日以滋坏。及嘉（靖）、隆（庆）以来，累清屯田，虽时盈时耗，而较其见存之数，大约损故额十之六七矣。盖在洪（武）、永（乐）间，辽东屯粮以石计者七十万，今十七万；甘肃六十万，今十三万；宁夏十八万，今十四万九千；延绥六万，今五万；蓟州十一万，今仅视延绥。山西计其初，岁亦不下十万，今得二万八千有奇。”他认为九边军屯之坏，原因有四：一是边境日渐多事，多抽屯军补伍，田地荒芜；二是沿边腴田多为将官、豪右侵夺；三是边备设施湮没，无以抵御边境骚扰；四是赏罚不明，玩愒成风②。尤、叶等人所论虽不无道理，但毕竟是大势已去，纸上谈兵而已。
当是时，还有一些地方官，为了挽救明皇朝，也纷纷上疏请兴屯田。山东巡抚郑汝璧请开垦登州海北长山诸岛田；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开垦海坛山之后，复请开垦南日山、澎湖，以及浙江滨海诸岛；天津巡抚汪应蛟请于天津兴屯。结果全都以失败告终，有的奏疏被明神宗束之高阁，留中不发；有些是兴屯不久，即告停止，半途而废。
③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④ 万历《大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 ① 《明神宗实录》卷四五。
② 叶向高：《屯政考》，《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一。
天启时，巡按御史张慎言建议在天津静海等处屯田；御史左光斗在天津兴水利，种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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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贞巡抚天津时，对屯田事务亦颇用力。最后皆因时局动荡，加以年年旱、蝗成灾，而鲜有实效①。
崇祯时，兵部尚书王洽上言：“祖宗养兵百万，不费朝廷一钱，屯田是也。今辽东、永平、天津、登（州）、莱（州）沿海荒地，及宝坻、香河、丰润、玉田、三河、顺义诸县，闲田百万顷。元虞集有京东水田之议。本朝万历初，总督张佳胤、巡抚张国彦行之蓟镇，为豪右所阻。其后巡抚汪应蛟复行之河间。今已垦者荒，未垦者置不问。遗天施地生之利，而日讲生财之术，为养军资，不大失策乎。乞敕诸道监司，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垦之制，实心力行。
庶国计有裨，军食无缺。”②于时，明亡在即，王洽还梦想复兴军屯，可谓关心军国大计。崇祯皇帝也以为其言甚善，命即行之，可谓精神不死。而究其实都是说说而已，自欺欺人，根本不可能付诸施行。随着明末农民起义军浩浩荡荡进入北京城的脚步声，明代军屯也终于宣告结束。
明代的商屯政策
与民屯、军屯同时进行的，还有商屯。从总体上说，它们都是为了满足军国之需。但出发点各有不同。推行民屯，主要是为了解决民食；推行军屯，主要是为了解决边区及内地军队的粮饷；而推行商屯，目标则比较单一，就是为了资助边境军粮。另外，商屯的作用亦远远不如民屯和军屯。操作方法也不一样。
商屯，按照《明史·食货志》界定的含义，为：“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盐法开中之制，在宋、元两代已有之。商屯的产生，源于盐法。盐，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由政府垄断，实行专卖，严禁民间私贩，违者治罪。明太祖初起，即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二月，“议立盐法，置局设官以掌之，令商人贩鬻，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资军饷”①。元朝至正二十六年（1366），置两淮盐官。吴元年（1367），又置两浙。洪武初年，诸产盐地次第设官，建立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六个都转运盐使司；广东、海北、四川、云南黑盐井、云南白盐井、云南安宁盐井、云南五井七个盐课提举司，以及陕西灵州盐课司，分别管理各地盐的生产与销售。
“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所谓“开中”，就是“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召募商人将其粮食运入官仓，按米与盐的一定比价，向官府换取盐引，到指定盐所支盐贩卖。卖毕，复将原给引目交回所在官府。盐引有大引、小引两种，“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
① 以上参见《明史》卷二四一《汪应蛟传》、卷二七五《张慎言传》、卷二四四《左光斗传》、卷二四八《李继贞传》。
② 《明史》卷二五七《王洽传》。 ① 《明太祖实录》卷九。
明代商屯，最初始于洪武三年（1370）。是年，山西行省奏曰：“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明太祖准从所请。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②。 洪武四年（1371），正式定淮、浙、山东中盐之例，皆以盐一引为率，视入仓道里远近，定商人输米之数。具体为，输米入：临濠府仓，淮盐六石、浙盐四石；开封府及陈桥仓，淮盐二石五斗、浙盐二石；襄阳府仓，淮盐二石五斗、浙盐一百五斗；安陆府仓，淮盐四石、浙盐三石五斗；辰州、永州及峡州仓，淮盐三石五斗、浙盐二石五斗；荆州府仓，淮盐四石五斗、浙盐四石；归州仓，淮盐二石、浙盐一石二斗；大同府仓，淮盐一石、浙盐八斗；太原府仓，淮盐一石三斗、浙盐一石；孟津县仓，淮盐一石五斗、浙盐一石二斗；北平府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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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盐一石八斗、浙盐一石五斗、山东盐二石五斗；河南府仓，淮盐一石五斗、浙盐一石二斗；西安府仓，淮盐一石三斗、浙盐一石；陈州仓，淮盐三石、浙盐二石；北通州仓，淮盐二石、浙盐一石八斗、山东盐二石五斗①。
此时，商人赴淮、浙、山东三地中盐，虽然输米之数有别，上自六石，下止八斗，但是无论在何地，以米易盐的手续都极为严格：必须“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纳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转运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则如数给与。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①。
后来，米、盐的交换比例，有所变动。其原则是以时势缓急、米值高下、道里远近险易以及中纳者是否有利为转移。
洪武十一年（1378）二月，明太祖以原先所定盐价过重，以致商人利薄，商屯效益不佳，命令中书省议减盐价。诏曰：朕初以边戌馈饷劳民，命商人纳粟，以淮、浙盐偿之，盖欲足军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数年，所输甚薄，军饷不供，岂盐价太重，商人无所利而然欤？尔中书议减盐价，俾输粟于西河、梅川，庶粮饷可供，而内地之民省挽运之劳。
② 以上参见《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一。
① 《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
于是，中书省臣奉诏定拟，凡输粮于：凉州卫者，每盐一引，米二斗五升；梅川，三斗五升；临兆府七斗；河州四斗②。
洪武二十二年（1389）九月，普安军民指挥使司周骥奏言：“自中盐之法兴，虽边陲远在万里，商人图利，运粮时至，于军储不为无补。今蛮夷屡叛，大军所临，动经数月，食用浩穰，而道里险远，馈运不给，宜减盐价以致商人。旧例：云南纳米二斗，给淮、浙盐一引；二石给川盐；一石七斗给黑井盐；二石四斗给安宁盐。近因盐重米轻，故商人少至，请更定其例。”奏文送到朝廷，明太祖采纳其言，命户部量减盐价：淮、浙盐一引，米一斗五升；川盐一引，米一石五斗；安宁盐一引，米二石；黑井如川盐之数③。民屯与军屯价值的实现过程是，通过直接开垦土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而商屯实行之初并非这样，没有与耕地发生关系。商屯价值的实现形式是：通过商人以米、官府以盐，官商互相进行米、盐交换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商人运往边境的粮食，不是由他们直接经营土地生产出来的，而是以（盐）引目为媒介，通过商业流通渠道实现的。
明成祖即位以后，商屯的范围和内容发生了新的变化。范围的变化有些反复：“成祖即位，以北京诸卫粮乏，悉停天下中盐，专于京卫开中。唯云南金齿卫、楚雄府，四川盐井卫，陕西甘州卫，开中如故。不数年，京卫粮米充羡，而大军征安南多费，甘肃军粮不敷，百姓疲转运。迨安南新附，饷益难继，于是诸所复召商中盐，他边地复以次及矣”①。内容的变化，主要是一些商人直接参与土地开发，将商业资本引入粮食生产领域。
原因是，当时一些商人感到运粮到边境，路途遥远，且多危险，费用浩繁，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不合算，本大而利微，遂改变形式，招民直接在边境进行农业生产：“募众督耕”，开垦土地，自设保伍，就地种粮，换取盐引。募众督耕之法行，经济上对商人有利。侯方域代其父侯恂奏议屯田，谓：“国初计边地寒，又受兵，且耕且守力最艰，乃通商中盐以维之，令贾人输粟边郡，官给之引，赴盐所领盐转鬻。永乐时，粟二斗五升，得盐一引，商赢引过当，争趋之，各自设保伍，募众督耕，于是边地尽垦，而塞下粟充溢露积，饶于中土，屯军亦因其保障，守望相助，得力耕。时各镇军饷，就其地足给，无所谓太仓年例者，闾左自正供外，亦无他财赋。”①永乐帝去世后，朝廷对商屯的政策，除了继续鼓励商人募民垦边，就地种粮之外，主要是根据时势变化，不断调整米、盐比价，激发商人输粟于边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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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调整，首先是由钞法引起的。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七。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 ① 《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
明代的货币，开始用钞（纸币），后改为银。纸钞行不多时，即遭到破坏。明成祖逝世不久，因钞法不通，户部尚书夏原吉上疏，请令有钞之家中盐。明仁宗下旨允准，遂定各盐司中盐则例：沧州盐，每引，钞三百贯；河南（东）、山东盐，每引，钞一百五十贯；福建、广东盐，每引，钞一百贯。
输钞不问新旧，支盐不拘资次②。
由于钞法阻滞，积重难返，这种办法很快也宣告失败。
明宣宗继位之初，即令停止中钞之法，恢复纳米易盐之旧制。宣德元年（1426）六月，行在户部奏曰：“各处运司岁办盐课，本召商中粮，以供边储。近因钞法不通，暂许官员军民人等中纳烂钞，不次支给，人图便利，无复输米。且边境各场，岁办有限，不足支给。请停中钞之例，仍旧纳米，用实边储。”明宣宗从之③。 宣德三年（1428），户部尚书夏原吉以北京官吏、军人、工匠粮饷不支，而中盐旧则太重，致使商贾少至，上疏请更定中盐之例。乃定盐每引易米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不等，召商纳米北京④。
宣德四年（1429）六月，行在户部尚书郭敦以中盐则例已减，而商贾来者反少，疏请收缩中盐范围，其言曰：“尝具奏减中盐则例，召商于北京纳米，不拘资次支盐。缘近年中纳各项数多，盐不足支，客商来者愈少。今拟依永乐五年营造事例，淮、浙等处盐不为常例，以十分为率，六分支与北京在城仓纳米者；四分支与辽东、永平、山海（关）、甘肃、大同、宣府、万全已纳米者。其余各处中纳，暂且停支，则客商皆至，粮储可积。”奏疏呈上，俱得允准。郭敦又说：洪武中，客商中淮、浙等处盐者，年久物故，其子侄及远亲异姓之人，往往具文代支，多有虚冒。请行各运司，将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以前客商所中盐，于流通簿内销注。以各商姓名、籍贯造册缴部，移文原籍有司，每盐一引，给钞十锭，以革连年冒支之弊。明宣宗曰：国家尝资其用，今彼身虽殁，而妻子尚存，仅给钞十锭，不偿所费，宜每引给钞二十锭①。
① 引自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二册），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614 页。② 《明仁宗实录》卷二。 ③ 《明宣宗实录》卷十八。
④ 《明史》卷八○《食货四·盐法》。 ① 《明宣宗实录》卷五五。
宣德五年（1430）四月，行在户部奏定各处中纳盐米则例为：京仓：云南安宁等处井盐，每引纳米五斗。
宣府卫仓：淮、浙盐，每引纳米三斗五升；山东、福建盐，每引纳米二斗；河间、长芦盐，每引纳米四斗；四川、广东盐，每引纳米二斗。
山海卫仓：淮、浙盐，每引纳米三斗五升；山东、福建盐，每引纳米二斗；河间、长芦盐，每引纳米四斗；四川、广东盐，每引纳米二斗。
甘肃卫仓：灵州盐课司小盐池盐，若陕西、山西所属客商，每引纳米麦四斗五升；宁夏卫并行所属客商，每引纳米六斗。
同时，又奏准独石开中盐粮则例：淮、浙盐每引纳米二斗五升；山东、福建、河东、广东、四川盐，每引皆为一斗五升；云南安宁等井盐，每引纳米三斗①。
宣德七年（1432）四月，因各处总兵官纷纷请招商纳米，以实边地。行在户部经奏准，重拟边境中盐粮例：宁远、独石、肃州三处，淮、浙盐每引纳米二斗五升；河间、长芦盐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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