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高，死亡率低。洪武时宗室人口只有五十八人，永乐时上升为一百二十七人。经过一百四十多年的繁衍，至正德间除去死亡，以及因罪在皇族谱牒（玉牒）中被除名不计者之外，仅男性即有二千九百四十五人。嘉靖时，又比洪武、永乐年间增加一百五十余倍。嘉靖八年（1529）为八千二百余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升为一万余人。隆（庆）、万（历）之际，宗室繁衍，“可谓极矣”。如：明太祖第三子晋王朱?的后裔、庆成王朱济炫，“生一百子，俱成长，自封长子外，余九十九人并封镇国将军。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①。万历二十三年（1595），见于《玉牒》所登的宗室人口为十五万七千人②。明末复增为数十万人，达到“千古所未有”的惊人程度。
人口与消费成正比。宗室人口骤增，而且生活奢华，花费势必巨大。除国家追加禄米，主要是依靠拨给大量土地，充作王府庄田，以庄田的地租收入予以维持。否则，何以为计。明代，自洪武至万历亲王五十五国，虽然有死有废，情况不尽相同，但王府俱有数额多少不等的庄田。全国王府庄田之多，也就不难想象了。
今据《明实录》提供的有具体数字记载的资料（当有遗漏），将历年赐给（包括皇帝主动赐予和经奏讨被动赐予、少数王府遗田转赐）各地王府的庄田之数，整理统计于下：洪熙元年（1425）至弘治十八年（1505）的八十年间，共计赐庄田三十次，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五顷。其中：洪熙元年至天顺八年（1464）赐六次，计为一千六百八十九顷；成化元年（1465）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计赐九次，二千九百四十七顷；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十八年（1505）赐十五次，计七千七百十九顷。正德元年（1506）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福王之国河南洛阳之前的一百多年间，共赐十次，计六千八百四十八顷。其中：正德元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计赐六次，二千九百十三顷。
② 洪武三年封为吴王，洪武十一年改封为周王。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皇明盛事述一·庆成王百子》。 ② 《明神宗实录》卷四九二。
嘉靖元年（1522）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一次，一千五百二十顷。 隆庆元年（1567）至隆庆六年（1572），一次，六百零一顷；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二次，计二千八百十四顷。以上数字显然只是一小部分。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在正德以前，赐予王府庄田最多的是成化、弘治二朝。其时，徽王（朱见沛，英宗第九子，成化十七年之国河南钧州）、兴王（朱祐杬，宪宗第四子、世宗之父，弘治七年之国湖广安陆），岐王（朱祐■、宪宗第五子，弘治八年之国湖广德安）、衡王（朱祐楎，宪宗第七子，弘治十二年之国山东青州）四王，“田多至七千余顷”①，平均每人近二千顷。崇王（朱见泽，英宗第六子，成化十年之国河南汝宁），“岁有常禄万石”，又有“赐地二千五百余顷”②。明代从整个社会风气演变过程来说，土地兼并之风主要是从正、嘉以后开始的。而上述王府庄田的发展历程说明：在社会上土地兼并之风盛行之前，宗室已经开始疯狂兼并土地。这个事实证明：有明一代土地兼并之风，首先是由最高统治者皇帝刮起来的。
皇帝以皇庄与国家争夺地租，以保障皇室的高消费。王府庄田的性质与皇庄相同，也是与国家争夺地租，以保障王府的巨额费用。其结果都是威胁中央政府的税粮收入，引起军国费用困难。弘治十三年（1500），为了限制王府庄田的大肆泛滥，不断扩充，明孝宗曾经发出一道诏令：“凡军民人等，将争竞不明，并赏过及民间起科；僧道将寺观各田地，朦胧投献王府及内外官势之家，捏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①又令：诸王辅导官，凡导王奏请土地者，罪之。
然而，这道诏令，形同一张废纸。其后照样是“奏献不绝，乞请亦愈繁”②。尤其是到了嘉、万以后，所赐王府庄田数额越来越大。
嘉靖四十年（1561）二月十七日，世宗第四子、景王朱载圳之国湖广德安以后，“多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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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田”。世宗宠爱，无视祖宗规矩，概予赐给，庄田多至数万顷③。嘉靖四十四年（1565），景王病死，无子可嗣，景府遂废。
万历中，穆宗第四子、神宗之弟潞王朱翊镠，在京时“王店、王庄遍畿内”。万历十七年（1589）二月十九日就藩河南卫辉以后，又多请赡田（养赡之田，即庄田），神宗俱予允准。景王府所遗下之庄田皆归其所有，“多至四万顷”。
而在明代历史上，王府庄田问题闹得最凶的，当推福王庄田。
①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② 《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九。 ① 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七《田土》。 ②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③ 《明史》卷一二○《诸王五》。
福王朱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初五日，明神宗第三子，为皇贵妃郑氏所出。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封王，封国河南洛阳。福王未出京以前，明神宗令户部每年支给禄米三千石④。还允许他在北京崇文门外开设官店，经商牟利，每年可获利润一万余两银子。万历四十年四月初四日，洛阳福王府建成。当天，礼部上疏请择期令福王之国。明神宗置之不理。福王迟迟不肯离京，明神宗和郑氏也想让他在身边多住些日子。于是父子两人便在庄田额数上大做文章。由于廷臣反复奏请，明神宗无奈下诏应付，说万历四十一年（1613）春天令其出京。后来，明神宗言而无信，以种种理由改变日期。由于明神宗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使得福王之国的日期一改再改。万历四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因廷臣交章奏请不已，明神宗忽然下旨，出了一道难题，令：按福王的请求，拨给福王府的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并由王府“自行管业”。诏曰：览王所奏，比例请给养赡地土。前已屡有明旨，着照景、潞二府事例拨给。今经已久，该地方官尚尔不遵，推诿支调，稽误大典，尔部里还行文与河南、山东抚、按等官，即于各地方细查各府所遗及应拨地土，务足四万顷之数，不得将荒芜搪塞，着归今府自行管业，以资养赡。还着上紧作速具奏，不许再有迟延①。
对此，廷臣无不大吃一惊。当时全国田土总计大约只有七百余万顷。四万顷，约占全国总数的千分之六。在各省田土中，唯大府能有四万顷，小府只有一二万顷。特别是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非但百姓无田，即朝廷亦无田”。四万顷之数从何而出？况且这个数字也严重违背祖制：“明初，亲王岁禄外，量给草场牧地，间有以废壤河滩请者，多不及千顷。”②在福王之前，由于情况不同，唯有景王、潞王庄田超过数万顷，其外概无先例。所以从此开始，福王的庄田数额，遂成为廷臣争论的焦点之一。
争庄田顷亩，核心是争夺地租。明神宗无视祖宗法度，不顾现实，令福王庄田非四万顷不可，意在为私其子，与国家争夺地租收入，企图将向国家纳税的大量土地，转变为福王的私业。因此，四万顷之诏一出，各地为争占地租，确保地方财政收入，纷纷上疏反对。阁部大臣亦轮番进言，极力抗争。目的也是为保障国家的税粮收入。在抗争福王庄田的廷臣中，万历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内阁首辅叶向高所言最为激烈而中肯。其言曰：按照《大明会典》的记载，亲王禄米万石，所谓养赡名目，已是添加，岂可过多！各省直田土之数，惟大郡方有四万顷、小者仅一二万顷。自祖宗以来，封国不少，假如亲王都各割一大郡，则天下土地必尽。今日非但百姓无田，即朝廷亦无田。圣子神孙源源不断繁殖，哪有土地拨给。列圣相传，遵守家法。每一个都想爱子，欲予加厚，只因祖制不敢逾越。必如是，而后万世可常行。福王所请，不过援引景府、潞府事例。潞府就封地，废府田地尚多，未尝括及民间。如今田地已尽，而福王租银之入已超过潞府，何必要求如此之多。至于景王久不之国，皇考穆宗皇帝在裕王府邸时，就常怀危疑，其后皇祖世宗皇帝断然勒令他之国，人心始安。景府屡请湖广地土，几至激变，当时皆讥讪皇祖太过宠爱，不是爱护他，此亦前事之鉴。臣以为祖制当遵，吉典当举。福王方建维城之固，与国同休，不当以土田小事滋生天下人之口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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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明神宗实录》卷三九一。 ① 《万历邸钞》。
② 《明史》卷一二○《诸王五》。
叶向高还进一步从当时的土地关系状况出发，尖锐批评明神宗和福王无视祖宗法律，说：假使福王庄田必足四万顷，则之国无日。福王奏称祖制，《皇明祖训》有这样的规定吗？《大明会典》有这样的规定吗？历朝功令有这样的规定吗？臣不知福王所引的祖制是什么。如系援引景王府，则自景府以前，诸王庄田从未超过数千顷之数的。唯独景府以皇祖宠爱超过分数，致坏祖制。这是由于皇祖一时没有采纳忠言的缘故，至今仍追其过错。
福王为何引以效尤。况且今日河南、山东等省抚、按官，已将土地搜括殆尽，如复搜括不已，恐有奸徒以“投献”为名，挟仇报怨。如果这样，中州、齐、楚之间，稍有土地者必不安心其生，天下必从此多事①。
其后，叶向高又多次上疏抗争。其他廷臣也一再力争。明神宗才被迫同意减半，改为二万顷。最后总计实给一万九千余顷。
因为河南肥沃之地不足，只能拨给一万一千余顷。差额由山东、湖广二省各划给四千余顷，予以补齐。福王才于万历四十二年二月之国洛阳。 在明代封国河南的诸王中，福王府庄田最多。“诚为迥逾常格”，“偏爱而私之”。据《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七月条载，是月户部奏中州诸王钦赐庄田之数：周王府五千二百余顷；赵王府九百九十余顷；唐王府一百四十余顷；郑王府三百六十余顷；崇王府八千五百顷；伊王府、徽王府遗地三千余顷。
明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后继者起而效尤。天启七年（1627），明神宗第五子、瑞王朱常浩就藩汉中府；明神宗第六子、惠王朱常润之国荆州府；明神宗第七子桂王朱常瀛进居衡州府，所赐庄田，“动以万计”②。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明代王府庄田与皇庄比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分布广。皇庄除了南方有湖广安陆皇庄以外，均设在京师地区的北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四府。而王府庄田则遍及全国各地。在两京十三省中，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广、江西、广西等省都设有王府，有的一省有多个王府。有王府必有庄田。唯有南北两京和浙江、福建、云南等省没有设立王府。“吴越不以封，以其膏腴；闽、广、滇、僰不以封，以其险远”①。这是明太祖立下的制度。永乐迁都以后，北京亦不再设立王府。明太祖第十八子岷王朱楩，洪武二十八年改封云南。未之国，即可见不设立的地方，一是京畿所在地，即政治中心，二是财源重地，即经济重心，三是边远地区。说明明太祖在分封诸子为王的时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一些考虑，既担心他们妨碍政治、经济要地，又要防止鞭长莫及。王府最集中的地区是河南。因为它和北直隶毗邻，距离北京不远不近。洪、永以后，列圣相承，都以吴越、闽广等地为禁区，不设王府，自然也就没有王府庄田。
① 以上综合叶向高：《请减福藩庄田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二；《明神宗实录》卷五○八。② 此为《明史·食货志》的笼统估计。据《明熹宗实录》卷七六、七七两条记载：瑞、惠二王各请给庄田三万顷，后因无田可给，瑞府庄田“尚未得十分之一”；惠、桂二府也相差甚远。①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三《藩封》。
第二，数量多。皇庄，包括起初的宫庄、湖广安陆皇庄和畿内地区的皇庄，总计为七万六千余顷左右。而王府庄田，有数字可考的，总计达数十万顷之多。仅设在河南省内的潞王府（卫辉）、福王府（洛阳）以及早先的周王府（开封）、赵王府（彰德）、唐王府（南阳）、伊王府（河南）、郑王府（怀庆）、崇王府（汝宁）、徽王府（钧州），合计即有庄田七万七千余顷，比全国皇庄多出一千余顷。万历六年（1578），全国官民田土总计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河南田土七十四万一千五百七十九顷。上述河南九个王府庄田占全国田土总数的1％、河南的10％左右。王府庄田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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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规模越来越大。皇庄始创于永乐，至三十多年后的天顺朝方正式命名，且发展缓慢。迄成化朝只增加一处，直到弘治中也仅再增三处。正德时进入高峰，新建三十一处。其后，除湖广安陆兴献王庄田改为皇庄外，再没有扩张，并改名为“官地”。而王府庄田的发展过程则大不一样，与国相始终。从洪武朝开始，不断直线上升。“仁、宣之世，乞请渐广”。至英宗时，诸王所在多占夺民田。成化、弘治年间发展尤其迅速。正德以后，由于宗室人口激增，宗室禄米供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当皇庄在嘉靖以后渐趋衰落之时，当朝皇帝世宗、神宗却逾制偏宠爱子，大量赐田，动以万计，使王府庄田的数量日益增多，规模不断扩大，直到明亡。《明史》曰：“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这里所说的“庄田”，王府庄田当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勋戚庄田和中官庄田
这两类庄田，也是明代土田之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性质与王府庄田无异，都是为了侵夺国家税粮。从地理分布青，与皇庄基本相似，主要集中于北直隶地区。它们的产生与发展同样是中国皇帝制度造成的恶果。
勋戚，即勋臣和皇亲国戚。明太祖朱元璋能够夺得天下，建立新皇朝，与一帮文武能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朱明皇朝诞生以后，这些人都成了开国功臣、新兴贵族。其中一些人还与朱家联姻。明太祖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劳，调节统治集团内部的利害关系，同时也为了防止这帮新贵居功自傲，影响他因故被废为庶人，徙福建漳州，复徙武冈。此后再没有封国于云南的。
的最高统治地位，在洪武三年（1370）四月分封诸王之后，立即大封功臣，进李善长、徐达等人为国公；汤和、唐胜宗等人为侯；汪广洋、刘基等人为伯，并分别赐予不等量的庄田和佃户。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他出身布衣，又身逢乱世，为了尽快治理国家，凡事比较注意权衡利弊。因此，在对待勋戚的问题上，他又无时无刻不怀着复杂的心理，既给予各种特殊待遇，积极争取、利用他们，又处处加以防范和限制。明太祖这种双重的情感心态，在赏赐勋戚庄田的过程中，也充分地表现出来。
首先，是赏赐的数量有限。洪武四年（1371）三月，赐李善长等六国公、汤和等二十五侯，以及丞相、左右丞、参政等临濠山地六百五十八多顷①。不仅是山地，而且每人不过十数顷。同年八月，赐大都督府佥事沐英（西平侯）苏州府吴江县田十二顷，岁计租一千石②。后又赐给铜陵县田十二顷有余，岁计租五百四十八石③。四年十二月，赐中山侯汤和田一百顷。并以千石田所收之租，赐巩昌侯郭子兴④。洪武二十五年（1392）二月，赐江夏侯周德兴田二十七余顷⑤。可见，所赐庄田少者只有十余顷，“多者百顷”。其次，是严禁私自奏讨。洪武二十五年二月，颍国公傅友德奏请怀远等县官地九顷六十余亩，以为田圃。遭到明太祖的严厉训斥：你贵为上公，食禄数千石而犹请地，独不闻公议休事耶？于是傅友德惭而退①。不仅如此，还在作风上严格要求他们。当时诸勋臣多放任庄佃之家胡作非为。明太祖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戒谕诸勋臣，曰：古人不亏小节，故能全大功；不遗细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贵终身，声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节，正当留意。而庄佃之家倚汝势，挟汝威，以凌暴乡里。卿等何不严戒约之。彼小人耳，戒之不严，必渐自纵，自纵不已，必累你德也。②在这段话的字里行间，也充分表露出明太祖对那帮新贵的不满情绪。 再次，归田于官。洪武一朝，明太祖所赐勋臣庄田，多为江南官田地。
当时正是他进行南北征战的特殊时期，对勋臣的经济优惠，只是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巩固皇权统治而临时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所赐的庄田，勋臣们不得永久占有，实际是赐租，以田租之入充其岁禄。在那帮开国的勋臣宿将渐次凌迟殆尽之时，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即改革公侯俸禄制度，由赐田收税充禄的间接供给形式，改为归赐田于官③、由国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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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明太祖实录》卷六七。 ③ 《明太祖实录》卷八二。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七○。 ⑤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七○。 ③ 《明史》卷三《太祖纪三》。《明会要》谓：赐勋臣公侯庄田始于洪武十年，复公侯岁禄、归田于官，家提供岁禄的直接供给形式。是月，魏国公、宋国公、曹国公、信国公、江阴侯、靖海侯、永平侯、蕲春侯，“各归旧赐田于官”④。
当然不排除有些勋戚由于各种原因，或以种种借口，当时没有将全部赐田归还官府。但应该承认从总体上说，洪武朝对勋戚庄田的限制还是比较严格的。而且不仅是洪武朝，就是到了永乐朝和宣德朝执法仍是颇为严厉的。永乐八年（1410）十二月，有人告发隆平侯张信强占丹阳县练湖八十余里、江阴县官田七十余顷。明成祖以“贪纵厉民”命三法司杂治之①。宣德五年（1430）二月，武定侯郭玹令其家人强夺沧州南皮县民十七家田土，拆毁民居，置立庄屋；天津右卫指挥吕升阿附权势，侵夺官军屯田一千零九十余亩送给郭玹，以致军民失业，嗷嗷怨嗟。事发，明宣宗下诏曰：勋戚之家，正当谨守礼法，庶几长享富贵，乃敢纵恣贪暴如此，此非朝廷少恩。玹姑宥之，令其改过；吕升及玹家人，皆执而治之②。 另外，此时也尚未出现中官（太监）庄田。
自明英宗开始，皇帝多宫生内长，且年幼登基，而辅佐者又罕有贤臣、重臣，加之祖宗之法因年久而逐渐弛废，导致国是日非。中官势力因此迅速发展、膨胀，贪婪心理滋长扩张，开始涉足经济领域，插手土地，明代庄田的类别，于是增加了“中官庄田”的新名目，与皇庄、王府庄田、勋戚庄田一起，组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共同扑向农村，侵占民田，掠夺官田，私吞国家税粮。
正统二年（1437）四月，朝廷命官勘查，发现中官、外戚所占据的田地已达六百余顷③。同年五月，又查出西宁侯、驸马都尉宋琥，太监王安、王谨，崇信伯费 ，都督刘广、史昭等六人，共计占田六百余顷①。
正统六年（1441）三月，御马监已故太监刘顺的家人奏言：先臣（刘顺）存日，钦赐并自置庄田、塌房、果园、草场共二十六所，其蓟州草场等十所，计地四百六十八顷，谨进入官。余十六所，乞留与臣供祀②。
明英宗诏准其奏。明代田土进献之风，从此开始。
正统九年（1444）闰七月，明英宗赐其所宠之尚膳监太监尹奉庄田三百十亩。十二年（1447）二月，御用监太监喜宁奏乞河间府青县地四万一千五百余亩。因内多民田地，英宗命以荒闲之地七千九百八十亩赐之③。明代中时在洪武二十四年。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 ① 《明太宗实录》卷七三。 ② 《明宣宗实录》卷六三。 ③ 《明英宗实录》卷二九。 ① 《明英宗实录》卷三○。 ② 《明英宗实录》卷七七。 ③ 《明英宗实录》卷一五○。
官庄田，自是正式创立。
从此以后，中官庄田与勋戚庄田，“遍郡县”，竞相发展，愈演愈烈，占地越来越多。其途径有三种：或是皇上赐予；或是私自奏乞；或是使用暴力强行霸占。 正统十二年（1447）四月，驸马都尉王谊纵其家奴在河间府肆逞横暴，占种军民田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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