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质应该以功能合理、满足现代城市集聚效能为前提，后期也延伸到对于人和社会的设计关注；绿色城市设计重视“生态优先”原则，再次提出和强调人、社会和自然关系的整体性重建和代际伦理的问题；数字化城市设计则是一种以工具方法革命为基础、进而导致城市设计能效跃升的范型，数据库第一次成为城市设计的基本成果形式，并可建构与城市规划共享的数据平台从而可更有效地进入后续设计管理和实操。
因设计研究对象是城市复杂巨系统，涉及社会人文科学属性，所以不同城市设计范型之间并非完全不可通约，不同范型的迭代或者叠合可能是常态，最终形成实际应用中的城市设计范型的“合体”。 从城市设计学理角度看，传统城市设计主要关注场所的形态赋形（form-given）；现代主义城市设计主要关注城市功能、土地分配合理性及场所意义的空间形态揭示；绿色城市设计强调“伦理之善”和“和谐之美”，揭示了空间形态塑造需要遵循的自然之理；数字化城市设计通过多源数据集取分析、模型建构和综合运用，试图较为科学地建构起计划和市场作用结合的城市空间属性，揭示出更深层和复杂的城市形态作用机制。 绿色城市设计、数字化城市设计意味着一种底线思维的理性。前者意味着生态底线，并与城乡规划、建筑学和风景园林学等学科所共有。后者则关注基于多源信息支撑的空间形态质性变化的临界阈
值，是城市设计特有的。先前基于建筑学的传统城市设计范型、现代主义城市设计范型由于当时的城市层面发展资源丰裕度高，都是基于城市增量的、不属于底线思维的范型。 城市设计范型对“理性规划”的意义和价值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城市规划帮助国家实现了快速城市化和总体上健康的发展目标。但也应该看到，在此进程中，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超越规模和增量的特色风貌、环境品质和文化内涵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设计在现行法定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体系内长时间的缺位、以及规划在对较大尺度城市区块实施的基于“同一性”和管理简化的“无差别化”指标设定和管理。 二是经济优先思路则导致了规划权威性遭受挑战并一再向资本和市场让步，及部分建筑师行为失范导致城市形态整体失控。由此可以看出基于刚性量化指标的形态管控与本质上是新陈代谢的城市形态始终存在内在的深刻矛盾。 城市设计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对“城市多重尺度的全链空间体验性把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公报提到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均与此密切相关。这一属性可以弥补和支撑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直接助力突破”特色风貌”“理性规划”之难题。
城市规划应该放下“高举高打”的身段，而采取合作、协同乃至部分放任的方式，让城市历史上曾经具有的建立在“在
地性”基础上的自组织生长机制重新发挥作用。“规划是龙头”，也需要龙身、龙尾的协同和配合。城市发展中应当包含一定程度的“容错、反馈、修补、完善”机制，保证城市自发性活力的生存空间。数字化城市设计恰可在空间形态建构机理揭示和场所营造方面为城市规划提供强有力的科学支撑。 近十多年来，中国城市设计发展因拥有世界最迫切的理论方法探索和工程实践的需求而在世界独领风骚，其中与规划结合为主要目标的大尺度城市设计已经走在世界学科发展前沿。从国际视野看，中国城市设计学科和专业已经从“跟跑”、“并跑”发展到今天部分的“领跑”。众多研究和实践案例成果表明，既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可以部分通过数字技术计量分析并优化的城市空间形态，那么面对城市这样一个复杂巨系统，认知本质和趋近真理的途径是实存而明晰的，而这正是“理性规划”在城市设计领域的应有内涵。 总之，将原先分属社会、文化、经济和自然不同系统的城市基础信息整合处理在共享的数字平台上，并结合“全链空间体验性把握“的设计创意，城市设计就可以克服以往的主观决断和实施失效的危机，更好地体现当代系统协同的优势，并将步入一个城市设计学科通过协作而获得力量的全新发展时代，实现城市设计的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