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谢谢！刚才纪彭做了发言，纪彭是我们这些作者里最小的吧？
纪彭：不是，有一个叫吕峥，比我还小。
主持人：有请刘柠老师！刘柠老师是我们下一辑的作者，是一个特别资深的作者。
刘柠：今天我还以为是叫我来谈整个丛书的情况，我来的时候还想从八十年代，对我们影响很大的几个丛书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对个人的影响什么，我还在脑子里想了一下，结果实际上要我谈我写的这个。刚才世存的发言和张健教授的发言，对我有很大的触动，世存因为前些日子，一个关于失格问题的演讲在网上广为流传，我自己也看了两遍，我本来以为失格是日文呢，因为太宰治有一个著名的小说叫《人间失格》，听完世存的演讲，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中文，我觉得世存用“失格”这个词诠释当下各种各样的现象非常的贴切，让这个词汇重新复活到祖国语言的辞典当中，这是我们应该感谢世存的。
我自己正在写作的传记，传主叫梅棹忠夫，可能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梅棹忠夫是日本的一个文明学者，民俗学者，他早期的研究，有一点像费孝通先生，做了很多民俗学方面的研究。他是去年去世的，他去世的时候，我个人感到很大的震动，他去世的时候，我给《南方都市报》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他的思想什么的，展开几乎是不可能的。梅棹忠夫是理工科出身，物理学家，他曾经在京都大学获得理学博士，但是短暂在大学执教之后，就踏入到民俗学研究的领域，对于包括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包括蒙古族在内，都有过实地的考察、田野调查，并且对于人类历史上，一些淹没的文明，比如说古埃及、巴比伦，印度文明等等，他都去考察过，并且实地的收集了很多资料，并且有很多著述。1985年，他在蒙古做野外考察的时候感染了一种病菌，这种病菌使他回国以后，几个月内，视力急剧的减弱，变成了弱视，最后双眼失明，所以他后来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是个盲人，当然他有他的学术助手，他后来的著作都是口述的形式留下来的。
梅棹忠夫作为一个文明学者，他的成就是非常广泛的，他在七十年代初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叫做《信息社会学》，日文叫《情报社会学》。他在这本书里，第一次提到了信息社会的概念，这个对于信息社会的预言，比对信息社会做出过预言的加拿大的麦克卢汉还要早几年。梅棹忠夫不但提出了信息社会的概念，他还精确的预言了以太网等等，他对于在那样的一个，还是工业化时代，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时代，就从文明学者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视野，预言到信息社会，二十年乃至三十年之后才到来的信息社会的来临，以及信息社会非常明显的特征，都做了一些非常精确的，具有前瞻性的大胆预言。回过头来看，其实都一一实现了。
梅棹忠夫去世以后，在日本掀起了对他一系列的悼念活动，NHK也拍了几个小时的电视片来缅怀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中间日本经历了3·11大地震，就是在他去世以后两个月，3·11对于日本的影响大家有目共睹，最主要的核电站的影响，所以现在日本在全国也是每到中午就会有大规模的游行，都是反核的游行，这种光景在和谐社会的日本，可以说从赤军——七十年代极端左翼运动以来已经是绝迹了，现在重新开始。这种广泛的抗议活动，实际上都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诉求就是要废核。废核也是梅棹忠夫的一贯的主张，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出身的文明学者，他认为人类的技术本身，一是要有界限，这种界限会使他蕴含非常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呢，人类只能从技术上加以应对。从技术上应对一个风险，本身就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所以他认为，从文明学的观点来说，核的风险完全不可控，所以日本不应该有核。这是他早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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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而且当时他跟日本拥有核电站的大公司如东店公司都有过一些电视辩论，但当时由于那时候的形势，梅棹忠夫的声音都被淹没了。现在经过了3·11大地震之后，整个社会的生命财产受到这样大的一个损失，整个国土甚至地貌都被改变了，所以说这样的一种惨痛的代价，使得日本国民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刚刚去世不久的梅棹忠夫，发现了他的很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
所以说，今天日本的文化经过3·11这样的契机，实际上已经在开始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文化革命，当然了文化革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察，一种评价，能不能称文化革命另当别论，但是我敢说，比如说再过五年十年的时间，一定跟很多国家拉开巨大的距离，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觉得，他们的文化此前是由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经济高增长带动的，在经济高增长的情况下，形成了像美国那样的高消费，那样的一种消费方式，实际上是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但是由于前面有美国，并且经济一直在持续增长，所以就一路下来了，但是经过3·11地震以后，大家看到了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以日本经济发展模式为依托的文化，不靠谱，以及不可持续性，所以在地震初期，全国的核电站都已经停了，因为日本的核电站承担了国家至少20%-30%电量，全国的核电站关了以后，过去24小时灯火通明的711便利店，在当地都变暗了，很多电梯过去是24小时开机的，现在可能是5部电梯，只开其中的两部等等，采取了这样的一些措施，总而言之，日本变得安静了，变得黑暗了。尤其是东京这样的城市，甚至人们第一次发现，抬头可以看见星星，所以说国家的一些文化人，一些作家又开始发思古之幽情，觉得我们夜里难道不是应该黑暗的吗，本身不就是举头可以望见星星的吗？
所以经过3·11这场巨大的自然灾害，以及他所带来的社会灾难，使人们重新思考这种高增长的文化，它的可持续性带给人这样的一个信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在这种契机下，我觉得日本静悄悄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与之相对，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文化，大家可想而知。其实日本文化坦率的说，模拟美国的那种倾向，就是高消费点多，实际上它的价值观当中，很多完全是不同于美国的，跟我们也不一样。他们的个人生活实际上还是非常的低熵低能耗的，其实这种倾向观原来就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十几年前在日本工作的，办公室复印机的纸张全部都是再生纸，就是回收过来的纸重新利用，但是回到北京以后，我一看那种成包成包的复印纸，洁白的，而且超厚的，我当时就觉得，难道我们的国家已经富裕到这种程度了吗？在日本那样的发达国家，他们都要考虑一些节能的措施，难道可以被我们无视吗？那个国家本来就有良性的要素的成分，现在这种东西又由于一种新的反思，实际上更加普及了，每个人都在考虑节能这方面的问题，甚至这种东西很快改变了人的价值观，从而改变社会文化。
比如说在东京，两个80后刚刚结婚，选择置业，肯定是租房子，没的说。因为两个人都是上班族的话，不会去买车的，因为车在那个国家已经成为了一种负面的标志，比如说开着法拉力的跑车，在新宿的街头飙车，那种风景是难以想象的，那种风景是八十年代暴发户的，在那个时候也是很糟糕的，现在更是完全绝迹了。所以说年轻人，如果想炫耀自己的身份等等，他会用其他的方式。像车啊，大房子这样的东西，不会成为年轻人的炫耀，甚至说一些知识分子等等，会觉得这样的东西放在自己身上会有一种羞耻感。我说的毫不夸张，我跟日本的知识分子深入探讨过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这样的一些文明差异，等等，它是如何发生的，哪些是它固有文化中的要素，哪些是外来的，就是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些关注，使我的视野回到梅棹忠夫以及他的著作当中，所以说我觉得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对象，一个好的传主。一开始俊秀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传主写，想让我写一写其他的人，比如福泽谕吉等等。福泽谕吉呢，一方面他是广为人知，另一方面从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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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来看，福泽是有些问题的人，包括他对一些所谓的三流国家，三等国、四等国的蔑视，实际上从文明的标准而言，作为一个思想家来说是有问题的。出于个人对这方面的一些反省，我觉得梅棹忠夫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明学者，而且他本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明学者，跟我们的文化、人格丛书的地位是非常的契合。
所以说我现在正在努力的写作，非常遗憾，我第一辑没有赶上，我争取赶上第二辑，但是最近个人生活中遭遇了一些问题，家仇国恨都赶在了一起，这方面也耽误了不少时间，而且梅棹忠夫的那些著作非常多，他的主要著作我个人都有，但都是日文本，一本中文翻译都没有，虽然我读日文没有问题，但是比读中文要慢，所以说我还在一边研读，一边写作之中，在这里算是做一个软性广告，请大家期待。
主持人：感谢，感谢刘柠！
剩下就是我自己了，我是杜尚传的作者。说起杜尚来，如果搞艺术的大体知道，但是也比较诧异。为什么要写杜尚？几乎所有人都说起码写塞尚、毕加索等等，杜尚太奇异了，奇异到什么程度呢？不是由于我对他的喜爱，杜尚是一个活脱脱的减法。他既不是爱因斯坦也不是梁启超这样柏林意义上的积极自由，他是消极得不能再消极的所谓的消极自由的捍卫者。简单的介绍一下杜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出生在一个艺术世家，两个哥哥和妹妹，兄妹6人四个是艺术家，他并不出新也不出奇，他跟着哥哥在巴黎的艺术社区悠悠荡荡，但是多少在1912年他25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能把画卖出去，并且卖个好价钱的成功的社会型的艺术家，可是一个非常小的偶然事件，在别人看来不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个事件，他小题大作的完全改变了人生。
他参加了一次画展，他的画被拒绝了。他回到家里，突然醒悟的发现了，原来人类号称的解放啊，自由啊，前卫啊，先锋啊，这些都是自我的划地为牢，一开始的时候都很解放，等走着走着就走向了僵化的反面，从此之后，杜尚就再也不以艺术家的身份生活了，杜尚从此以后就去做图书管理员，做家庭教师等等。但是杜尚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去年《泰晤士报》评选二十世纪一百位全球伟大的艺术家，杜尚排在第五，按投票来的，第一个是毕加索。但是我在评价他的时候说，他是和其他199位都不一样的人。因为他是反艺术的，他是不承认艺术的东西。如果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当中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高于生活。杜尚一句话：艺术等于生活，生活就是艺术。杜尚的名言说，“我最好的作品是我的生活”，所以他一生中行云流水，都是性之所至的做东西，自己根本不以为意。比如说他在男人的小便器上签上他的名字，给蒙娜丽莎画上小胡子。我们当代艺术界很多人学他就错了，因为杜尚自己那就是神来之笔。当你给大卫雕像穿上牛仔裤，那已经是在模仿了，没有意义了，实际上杜尚有一个什么东西呢，杜尚不是反艺术，如果你要说艺术的话，是非艺术。我在书里对他的评价比较重，我说他是自由王国里的我佛如来，现代艺术中的六祖慧能式的人物，他一生没有接触过中国的禅宗，但是他的生活是个活脱脱的禅宗。
因为杜尚的内容太多了，大家可以去看书，大家多少可以了解这个人了，第二句话我就想说，杜尚与现在这么火爆，这么世俗，这么一个热热闹闹的后现代世界有什么关系呢？他太遥远了吧，不是的，恰恰我的书的名字原来叫《我的自由你永远不懂》，实际上我在探讨自由的边界。自由在杜尚的意义上来说是彻底放下了，毫不为意，所以说这就变成了第二句话，我写这本书真正的背景是一句话：我面对的我们异化的时代，我们被权力，被资本，被流俗的偏见，被消费主义、大众化异化了，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所以我写杜尚的意义，就是对于这样一句话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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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想要表达的是，我本人是一个很不杜尚的人物，写杜尚也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自己2003年到北京来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也没有职业，也没有单位，也没有固定的收入。唯一可以跟杜尚套上磁的，用他的话说，我从不把自己的自由卖给任何一个职业，所以说杜尚是我的情人，但不是我的爱人，所以说杜尚死的时候，毕加索嘟嘟哝哝的说：他是不对的，他是不对的。形象的比喻，毕加索是有关部门命名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而杜尚多少是宋庄旁边的一个流浪汉，可是他有一个最了不起的地方，他的反对绝对不是怒目贲张的，他规规矩矩，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不着一言，绝不争论。我也想告诉大家，真正的反对者应该是什么样的，非常的规矩，活脱脱的一个贵族，安静之极，二十年下象棋，不理朝政，带着牙刷去旅行。有人说，你的作品真好；他说，我喜欢呼吸胜于工作。有人说，杜尚啊，你是达达的领袖，我们正在搞回顾画展，给我们来点你的作品吧，离开你受不了。杜尚发个电报：给你个球。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杜尚并不是完全陷入了虚无主义，他是一个脚踩大地的人物，他把自己人生中每一分钟都捏碎了在过，绝不含糊的捏碎了在过。他知道自己要什么，我在开放式讨论里有一节特别谈到了这点，杜尚可以说不爱钱。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不爱钱，他真正的东西在哪里？他为什么要活着。他真的不在乎名声吗，他可能真的像评论家所说的，死后就可以看到别人是怎么评价自己的，所以我想告诉杜尚给大家的意义，是一种温润的春风，是一剂清凉剂，所以我们那本书的开篇提到一点，他反对艺术，蔑视权威，嘲讽和捍卫着人类理性的法相庄严，他的反对给我们带来了晴天霹雳的变化，但他温润优雅，脚踩大地，行云流水般的潇洒风流，像清风一样度过了一生，他，给我们提供了自由的最高标准。
感谢大家！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2-10-25 | 责任编辑：王科力
王嘎：历史的解读与事实的重塑
(12-09-02 09:33)
金雁老师是我心目中值得尊敬的学者和思想者。这里主要谈论的是其新著《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印象与感悟，同时也来自于作者以往的著述。
这是一部“慢速度”的作品，因为作者近年来的观察与思考集结于此。去年五月，在小范围的首发会上，与会几位发言者分别提到，原苏联东欧国家转轨二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和舆论界颇有一些悖于实情的判断。归结起来，无非是这么几点：其一，民主派引发了苏联东欧前所未有之变局，造成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灾难；其二，剧变后的苏东地区，经济停滞，政治动荡，公平与效率失衡，民生一派凋敝；其三，苏东剧变的惨状反衬出“风景这边独好”。庆幸之余，须汲取教训，居安思危，提防“祸水西来，寒潮南下”，侵蚀改革开放的稳定大局。
上述论调俨然成为主流，自有其复杂的根由。对这些论调的辩驳在作者这部《从“东欧”到“新欧洲”》及以往作品中都不难找到，尽管立论之要务首先不在于辩驳，而在于处理一个学者所能够发现的真问题。以观念和定见为先导的研究，则无视现象世界中彼此交缠的诸多关联，按照布罗茨基的说法，这意味着“用语言解剖经验”，使思想失去“直觉可能带来的优点”。事实上，面对原苏联东欧地区这样一个“破碎的地带”，一个转轨的历史背景、现实起点、价值诉求乃至可评判的后果各不相同的地区，人们试图通过终极答案的寻求，营造出具有决定性和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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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高浓缩的思想，其难度显然超乎想象之外，遑论一厢情愿地为苏东转轨国家开出所谓“疗治创伤”的药方来。
信息的冗余与观念的重复，制造着看似丰富实则贫乏的知识幻象。对于“被构建”的原苏东国家及其转轨，我们需要更为完整、客观和理性的认知。金雁的苏东转轨研究“三部曲”——从其《新饿乡纪程》到《十年沧桑》再到现今的《从“东欧”到“新欧洲”》，无疑是某种强有力的存在。相对“唱衰东欧”的论调，我更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从纷纭的现象中推知出来的基本判断：即中东欧国家尽管各有差别，但经过二十年波折，各国均基本完成了通过“民主分家”建立公正的产权结构并维持稳定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得以确立的起点公正、代理公正和协商公正，同时与中国改革之奇迹形成鲜明的反差。[1]
从问题的延续与思想的演进当中，不难提取出几个贯穿始终的关键词：经济转轨、私有化、公平与效率、民主化、知识分子，当然还有作者向来钟爱的波兰。正像卡尔维诺所说，第一本书就是某种最初的姿态，随后所做的一切都是由那第一次冲击而生发。前两部著作中所揭橥的转轨问题，在今天这部《《从“东欧”到“新欧洲”》》中得到了更清晰的回答——在经历了巨变的原苏东地区，“民生、民主、多元、宪政”的政治经济平台在不同国家已经不同程度地搭建起来。这当中的“优等生”是与斯洛伐克“文明离婚”后的捷克，因为奉行克劳斯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加之民主观念的积淀，该国的国有资产分配最为平等，民众普遍成为社会福利事业的受益者；原东德与西德合并之后，得到了后者在财政上的大规模“输血”，成为原苏东国家中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的国家，而昔日“共产主义”的东德则一去不返；即使在效率与公正严重失衡、寡头经济尾大不掉的俄罗斯，关键也不是民主化进程的有无，而是民主化程度的高低。
“三部曲”的共同特点在于学术与思想的结合。有时候，行文的形式甚至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对“新欧洲”的回眸从看似散淡的游历开始切入，但接下来，读者会看到，新旧问题的提出与解答总是围绕着事实的重塑而展开。游历自有引人入胜之处，更具吸引力的则是思辨的佳境。
历史的纵深感在《从“东欧”到“新欧洲”》中也一如既往，这种纵深感反映在历史研究的跨度与深度上，以及对于零散头绪的驾驭和梳理上；在作者笔下，史料仿佛“自动地”从各个角落汇集而来，共同服务于核心的主题。作者学术上的“主业”从俄国古代史延伸到近现代，并辐射波兰及其它中东欧国家。以往的一个印象是：俄国历史中的许多问题，经由作者揭示与论述，往往会产生颇具颠覆性的效应。譬如通过内在的逻辑，将俄国村社精神、民粹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及斯托雷平改革加以贯通，勾勒出俄国前现代社会的主脉与政治变革的渊源，继而得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逆向式操作”的结论来。就个人目力所及，我认为这是对俄国十月革命最到位的一个解读，尽管看起来有些超乎常规，甚至会刺痛那些笃信政治神话的人们敏感的神经。
《从“东欧”到“新欧洲”》中有四篇文章分别研究了波兰、前南斯拉夫及乌克兰的民族历史，而研究的价值则在于揭开现实中某些观念上的迷误。以南斯拉夫问题为例：如同看待苏联解体一样，许多人提及前南国家的四分五裂，似乎总有一种锥心之痛，并把祸端归于西方阴谋与霸权，甚至联系到“帝国主义不死之心”，而前南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则被塑造成捍卫联盟国家乃至捍卫社会主义的反西方勇士。然而，事实的研究表明，导致铁托体制瓦解的原因固然有千丝万缕，但其中最关键的恰恰是米洛舍维奇所掀起的大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历史终究不能任人装扮，历史时常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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