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价值与金融危机—从雷曼兄弟破产谈起
3．宽松的监管政策导致银行管理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扭曲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地区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一国或一个地区对金融体系的严格限制只会将金融资源驱赶到对其限制更为宽松的地方，从而损害该国或地区的金融竞争力。美国金融监管的放松与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不无关系，但是金融监管过度放松导致了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行为发生扭曲。长期以来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金融业的激烈竞争使得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收益率降低，为了提高收益率水平，金融机构纷纷扩大自身的杠杆率，扩大信贷规模，以杠杆换回报。投资公司为追逐利润采用了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同时金融机构只对机构自身负责，而不会对市场整体风险负责。当金融机构推出缺乏有坚实信用基础支撑的高风险次贷产品被政府或者监管机构默许的时候，这种信用风险很大的次贷产品在推及整个金融市场以后，在不断放大金融产品创造财富效应的同时，也为市场发展埋伏了虚假繁荣下的巨大隐患。
（四）道德诚信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我们从中看到了许多的问题与症结，即使如此我们同样需要面对一个存在很久但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道德问题，道德风险是一个产生于上世纪80 年代的西方经济哲学概念，金融道德风险是指交易发生之后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2。信用是一种实践理性,是人们金融实践中形成的对道德的自觉体认、遵守和践行。正是由于华尔街的金融精英对信用这种实践理性的透支,才导致了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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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机构道德诚信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投资银行设计出种种复杂的覆盖次贷的结构型衍生产品，并以其“专业性”和推销术，在世界各地不合商业伦理地大力推销这种创新产品。金融机构将高风险的按揭贷款打包到衍生金融产品中去，向投资者推销这些按揭贷款证券转嫁了风险。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投资者无法了解真正的投资风险的大小，他们对金融衍生品的投资全权依赖评级公司对金融衍生品信用作出的评估。在抵押贷款证券的信用评级过程中，美国的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服务公司、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等这几家具有权威性的评级公司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绝大多数部分次贷债券竟然被评级为AAA级证券，这样的画龙点睛之笔使得天下的“有毒资产”和“有毒债券”被贴牌“优良品质”。最终无知无畏的投资者成了最后的贷款者，自然也是次贷高风险的承担者。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及评级公司不道德、不诚信的行为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2．借款人道德诚信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借款人位于整条资金链的初始位置，当次贷产品出现的时候他们受利益的驱动成了贷款人，事实上这些申请住房贷款的购房者在正常情况系是不可能按时归还房贷，由于次级抵押贷款和其他新型抵押贷款的数据极少，当利率上调房价下跌时，很难准确预测贷款偿还情况。而当借款者负担的浮动市场利率超过了自身的临界点时，违约的道德风险就会突然放大。3购房者此时便会选择违约，因为违约不会给他们造成任何伤害，仅仅只是他们的信用评级报告的级别会降低而已，由于贷款人本来信用级别就不高，所以对于信用等级的再次降低对他们没有“制约效应”。 从上世纪末期开始，在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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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速度加快的情况下，“两房”的隐性担保规模迅速膨胀。而有钱人都早已买了房，因此那些收入偏低、收入不固定甚至是没有收入的人成为了房地产消费的新动力。次级贷款应运而生，并红极一时。美国成百上千个抵押贷款公司、商业银行把各自放出去的次贷，打包卖给“两房”，在转移风险的同时，又获得了重新放贷的资金。而“两房”直接持有和担保的按揭贷款和以按揭贷款作抵押的证券由1990年的了400亿美元爆炸式地增长到2007年年底的49万亿美元。在迅速发展业务的过程中，“两房”忽视了资产质量和借款人因违约所导致的不良后果，这就成为次贷危机爆发的“温床”。
3．高管人员道德诚信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企业高管人员作为高品级人力资本，其能力、素质、工作态度、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尤其是像雷曼这样全球排名前几位的投资银行，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而他们的薪酬问题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企业的收益高低是高管人员获取薪酬的重要参数之一，那么金融机构以及相关的企业的高管人员有没有为了高薪酬而做出违背道德诚信的事呢？哪么，我们不妨了解一下高管的薪酬机制是怎样的。首先大多数公司对高管人员的激励是基于利润、每股盈余，如果以业绩作为唯一的考核目标不但不能提高高管人员的经营能力反而诱导高管人员进行盈余操纵。其次利用期权制度予以激励但又存在收益和风险不对称，肖弱了股票期权制度的激励效果的问题。第一，对高管人员来说，股票期权只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股价上升，获取厚利，股价下跌，可放弃期权，他们无须为公司股票价格的下降负任何责任第二，许多公司采用“掉期期权”，当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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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价格下跌时，公司就收回所发行的旧期权，代之以重新定价后的新期权，利用降低行权价的办法来确保经理人员的切身利益。这样的薪酬制度使得一个又一个的企业高管在利润的诱惑下放下了本应有道德诚信，而是为了自身利益不惜造出虚假的业绩来获取高额的报酬。例如，美国大多数企业的薪酬构成方式主要是根据其是否随着企业业绩波动而波动分为可变薪酬和固定薪酬。若固定薪酬占的比例较大，这样的结构将吸引风险厌恶型管理者，造成不思提高企业价值的文化，这种薪酬构成模式较适合那些业绩比较稳定，有固定的现金流量，没有多大业绩改善空间的企业。反之，则会给管理者带来更多的风险，鼓励他们不断试验，不断寻求企业业绩改善的空间。
三.公允价值与金融危机的关系
衍生金融产品的计量特点是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公允价值会计一直备受关注。次以花旗、美林、瑞银、美国国际集团（AIG）、百仕通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纷纷将矛头直指公允价值会计，声称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夸大了次债产品的损失，放大了次贷危机的影响，要求完全废除或暂时停止使用公允价值会计。他们指出，在次贷危机中，按公允价值对资产支持证券（A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抵押债 务债券（CDO）等次债产品进行计量，导致金融机构确认巨额的未实现且未涉及现金流量的损失。这些天文数字般的 账面“损失”，扭曲了投资者的心理，造成恐慌性抛售持有次债产品的金融机构股票的风潮。这种非理性投机行为反过来又迫使金融机构不惜代价地降低财务报表中披露的次债产品的风险水平，本已脆弱不堪的次债产品市场濒临崩溃，金融机构不得不在账上进一步确认减值损失。公允价值会计这种独特的反馈效应，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恶性循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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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中推波助澜。
（一）公允价值计量的前提
从我国现行准则来看，公允价值的确定主要采用三种方式:①活跃市场的标价;②同类资产或负债的市场标价;③未来现金流量净现值;另一方面，从衍生金融工具的特点来看，由于其价值受未来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公允价值计量将会越来越多的采用现值计量属性。由此可见，公允价值计量的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公开的、活跃的市场，而衍生金融产品恰好满足了这一点。
（二）次贷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暴露的缺陷
公允价值会计的最基础假设是当前市场价格是衡量资产与负债价值的最佳指标。然而，在现实金融世界中，市场价格存在波动率高、代表性差等问题，因而，在确定金融衍生产品的价值时公允价值很可能表现的“不公允”。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1．价格具有即时性。在金融市场上，价格波动非常剧烈，价格的即时性特性非常明显，以期末即期价格作为公允价值对未来的预期作用并不大。
2．价格信息的非代表性。对于非集中交易的资产或负债，只有少量的交易存在，或者只有相关产品指数交易存在，市价交易价格的参考性差，争议也很大。
3．价格严重依赖于环境
在金融市场中，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法律制度环境、投资者结构及心理等，实践中很难确定一个没有争议的价值，因而，也就很难定义一个理性价格。
4．交易非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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