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对外政策的考察》,《韩国上古史研究》总第14辑,1993。
[35] 黄清连氏引用《日本书纪》天智天皇三年五月的记载, 即五月甲子“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进表函与献物”,进而说明刘仁愿“当以龙朔三年九月至麟德元年二月稍前在中国为较有可能”。但黄氏没有考虑刘氏从唐朝到百济留守军驻地的往返里程及时间,就是说,刘氏二月根本不可能返回百济留守军驻地。当然,刘氏此年五月到达百济,从时间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36] 拜根兴《新罗文武王代的对唐交涉》，（韩）《新罗文化》总第16辑1999年。
[37] 《旧唐书》卷199下《东夷传·百济》。文中括号中的字,是笔者校订《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文武王》的记载后,指出其中相异之字词。参《译注 三国史记》(1),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1996年版,第76页。
[38] 如(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欧阳棐《集古录目》；(南宋)陈思《宝刻丛编》,无名氏《宝刻类编》,(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以及清代乾隆末之前的金石总目、金石著录、泰山石刻等书,均未见提及此题记。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当时著名金石学者前山东学政阮元,奉山东巡抚毕沅之命,组织人力,收集山东历代拓本,或亲临考察,或分遣拓工四处跋涉拓印,经过两年余时间,编竟《山左金石志》24卷,并于嘉庆二年(1797)年刻版付印(即今可看到的“仪征阮氏小琅嬛仙馆栞版”)。该书卷11中,即首次收录了刘仁愿等题名磨崖石刻。此后(清)《山东通志》卷152《艺文志·金石存目》,《泰安县志》,孙星衍《泰山石刻记》,萧儒林《重修泰安县志》卷13《艺文志·金石》,缪荃荪《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卷4,法伟堂《山左访碑录》卷3《泰安府》；民国时代孟昭章《泰安县志》卷11《金石志》诸书均有著录。 [39] 《唐会要》卷7《封禅》。
[40] 《全唐文》卷15《祭告孔子庙文》。
[41] 参上引(清)毕沅、阮元编,《山左金石志》卷11。
[42] (清)孙星衍,《泰山石刻记》将其附在金代题名之后,名之为“高益富题名”；另外,清人武亿有相同的看法。 [43] 《大唐六典》卷14《太常寺·太乐署》 [44] 《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文武王》
[45] 徐荣教认为：新罗遣星川、丘日等二十八人到熊津府城学唐乐，其“唐乐”并非唐朝酒宴上演奏的音乐，而是因当时罗、唐联合作战的需要，为了统合两军作战的指挥系统，以及军令口号的一元化，新罗有必要学习唐朝的军事指挥技术等。笔者以为，此看法存在诸多疑点。首先，如果按照徐氏的说法，应该是学唐“军礼”，而非学习“唐乐”。其次，从《三国史记》的上下文记载来看，此处
的“唐乐”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唐朝酒宴上演奏的音乐。假若要学习唐朝的军事指挥方面的技术，在罗、唐共同灭亡百济的当时，或者罗、唐百济留守军组成之当时就应当学，何必要等到四年之后百济复兴军独守孤城，大势已去之时？再说，经过四年多双方的共同作战，新罗对于唐朝军事指挥方面的东西应该是多有了解，似乎没有专门派人前去学习的必要。其三，星川、丘日等二十八人应当不是军人身份。如果是，史书或许应记载为“将军”星川、丘日等，没有明确记载“将军”字样，即说明这些人当时的身份是技术者或者音乐爱好者。其四，依据“题名”原文，唐留守军中有专门的音乐演奏者，此可以为笔者以上
驳论提供佐证。参（韩）徐荣教《罗唐战争史研究》第79页,韩国东国大学校2001年度博士论文。
[46] (韩)李道学,《熊津都督府的支配组织和对日本政策》,《白山学报》总第34辑,1987。
[47] 见于《答薛仁贵书》,《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文武王》不载,乾封三年(668),新罗王派遣大监金宝嘉入海,取英公进止,李勣使新罗军同赴平壤。显然,当时新罗军虽然得到唐朝“兵会平壤”的敕令,李勣亦遣派使人江深督促兵期,但新罗未获唐军的准确消息,故住屯罗、丽边境一带。因为假若唐军在北线进展缓慢,或者进攻不利,新罗冒然出击有孤军深入之危险,故新罗此前曾派细作深入高句丽境内打探唐军消息。新罗的这种应对态度无疑是可以理解的。唐军虽多路进讨,但陆路突破鸭绿江防线,从以前的历次进讨经验看,其艰难当是在所难免；海上尽管便捷,只是由于当时人对海上风暴的预测仍很有限,船破人溺事件频繁发生。新罗若北上进攻高句丽,相比
之下却相当便利。此或许就是新罗文武王在《答薛仁贵书》中,提到新罗受到李勣失军期讥责的原因所在。
[48] 《资治通鉴》卷201总章元年八月条。《新唐书》卷220《东夷传·高丽》载曰:“刘仁愿与勣会,后期,召还当诛,赦流姚州”。此记载较为具体,但其深层的原因并非如此。另参(日)池内宏,《唐高宗的讨灭高句丽之战役和所谓的卑列道、多谷道、海谷道》《满鲜史研究》(上世第二册),吉川弘文馆,1980年版。 [49] 笔者同意黄约瑟氏对《日本书纪》卷27天智十年二月条的见解,即此时担当百济镇将的人物是刘仁轨,而非刘仁愿。参上注黄约瑟的论文。另外,日、韩学者对熊津都督府同日本的交往多有论述,其所引史料均来自《日本书纪》的记载,参上引(韩)郑孝云的论文。
[50] 参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23。 [51] 《全唐文》卷175《请罢姚州屯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