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技比高一时强多了，这大概是他们长期训练的结果。
吴逸慧的作文在本校组织的“国庆”征文竞赛中获奖了。但我认为她的作文并没有什么超人之处。二胖说：“如果她胆敢一个人把自己的作文寄往某处，那一定是不会发表的。因为他的作文要比吴娟差一些。”我认为，这是“名人效应”。像我，除非写得特别的好，否则，今生今世文坛上是没有我的名字的。我要努力，像贾平凹那样埋没了三年，而我才是一年呢。况且，也不能说“埋没”，只能说是学习写作。所以，我不会灰心失望的。
另外，顾栋栋、仲爱华、段春香、焦俊等人都把自己的作文重新誊写了一遍，等待去评奖。
莫凹，你不要嫉妒别人，只要你不停地练笔，你可以发表一篇什么东西的！ 1999.9.30. 星期四 晴
数学科代表真是难当，除了每个星期天和假日之外，我每天都要送作业本到数学办公室。有时一些“老油条”晚上就是不做作业，早上才急急忙忙地抄成。晚上我在黑板上抄写习题时，一些数学学得不好的同学总是说看不清。如朱剑波，最爱说些带有孩子气的话。
我班有55个学生，不近视的学生有16个，他们是：胡红春，崔恒军，曹跃朋，袁年勇，吴键，张琴，王小敏，万华，王进东，仲爱华，杭鑫，韩建华，汤小龙，朱进，焦小卫，顾栋栋。我的眼睛在读初二时为1.2（左）和1.2（右）.到了初三时成为了0.4（左），0.4（右），而现在也不知怎么样了。学校科技楼顶层的霓虹灯很好看：红的，黄的，绿的，相互辉映，煞是精彩。但是我的视觉很差，只觉得那些灯泡发出的光像蒲公英的花一样，又像带刺的小球。唉——哪一天，哪位伟大的科学家能发明一种药，一吃下去，就能令任何近视或者远视的人能恢复正常视力呢？
本周我和韩建华一次话也没有说，我不知道是我错还是他错，那天晚上我被他推搡了几下后，我就不准备理他了。这样坏脾气的人我能和他交往吗？
生物课上顾二胖随口说出袁年勇自己并不承认的绰号，被丁老师喊了站起来，但他仍旧嘻嘻哈哈的。袁年勇的名字被生物老师用来作为讲解染色质和染色体那一部分的例子。她说：“你以前叫袁小勇，现在叫袁年勇，就像染色质和染色体一样，都是同一个人。”但是二胖极不安分守己，于是便说了一声：“还叫‘柴棒儿’——”这“柴棒儿”便是袁年勇的绰号。另外还有一个“张学友”雅号，这个却被袁年勇接受了。
放学后，袁年勇的脸色很不好看，遇到我便问：“二胖去哪里了？”我知道他要跟二胖进行”星球大战“了。“好你个惹是生非的二胖，这下子够你受的了！”我想。
于是放学回家，我便写下这两个人的事情作为一份资料吧。
明天放假，持续放三天。这下子可以抽时间看散文小说了。我很兴奋。 1999.10.1. 星期五 晴转多云
早上读了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感觉良好。我的文学修养有限，只能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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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的印象。这篇杂文是反对封建社会对妇女残害的檄文。“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些人物，称赞一番，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鲁迅先生精辟地总结了三千年来妇女“节烈”的行为，然后逐一地批驳，这当中便痛骂复古主义者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不灵全靠着鬼话”。紧接着鲁迅先生提出“节烈是否道德”，“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于是他指出男子可以不守什么贞操，而女人却艰难地守着；男人死了女人不可改嫁，而女人死了，男人可以续娶。节烈苦，所以男人总蛊惑女人要去守，再说女人的文化水平低，自然就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禁锢住头脑了。（以上是我对后来的文字的概括。）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节烈”“极难极苦”，“不利于其他”，“无益于国家”，于人生将来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我很佩服迅翁，在那种白色恐怖年代能够用自己犀利的笔锋去揭露一些社会弊端，真是了不起。——这固然是他的优点，可他写作时也过于隐晦了点，让人摸了半天也不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另外，他也有点造作，偶或一个“呜呼”或“活该”就被教科书说得那么光怪陆离；一个题目含义那么多（这个在我以前的日记里好像说过），让我们信而不信的。
我又认为陈西滢、林语堂等人的文章也是很不错的，虽然陈西滢是反动御用文人，讲的道理用现在的观点看自然是荒谬的，但此人颇有文采，说理也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这可以从鲁迅文章列举的陈西滢文章片段中可以看出。林语堂提出了“闲适小品”，这是作家个人的自由，而鲁迅片面地认为他提出的东西对青年的思想无益。可我就不以为然，林语堂的散文通俗易懂，比他晦涩的杂文好看多了。顺手对准胡适“一枪”的是他，痛斥梅兰芳是个“不死不活天女或林妹妹”的还是他；总之，许多人都被他骂了。于是解放后，像陈源等凡是被鲁迅骂过的人的文章就不许出版，而鲁迅的文章是“形势大好”，于是他便成了受人顶礼膜拜的神，许多人尽量地把鲁迅说得那么玄。总之我认为鲁迅的文章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而长处比短处多得多，所以鲁迅的杂文至今仍有读的价值，而他的思想我们也只能批判地接受。
我以前对杂文很感兴趣，但《杂文报》上的那些文章许多让我看了反感。一些人互相攻讦，你骂我，我骂你，连余秋雨等人都被骂了；鲁迅呢，也被台湾的龙应台骂了??反正，我若能写什么东西，绝不加入“骂”的无聊之战中去。
上午感冒，睡了半天。
下午又睡了半天，我只完成了物理《一课一练》和指导书上的题目，生物、历史、化学和数学还没有复习。我的头很疼，看到很小的字后让我感到眼睛肿胀。
国庆节没什么意思，除了电视颇有味道。江泽民学着当年的毛泽东，说：“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好！”橄榄绿的阵容布满了整个广场，士兵们也回答：“首长好！为人民服务！”穿着中山装的江泽民还在天安门上讲了话。内容是五十年来的回顾，最后高呼：“伟大的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掌声在天门前久久回荡。
——这就是上午的升旗阅兵仪式，在中央一套直播。
《语言表达》一书中P209上《老舍谈用字、造句必修明白》这篇文章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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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读，有几句话很值得我注意。我摘抄如下：
1、写东西时，用字、造句必须先要求清楚明白。
2、要老老实实先把话写清楚了，然后再求生动。要少用修辞，非到不用不可的时候才用。
3、不用任何形容，只是清清楚楚写下来的文章，而且写得好，就是最大的本事，真正的功夫。
4、少用“然而”、“所以”。不要老是用这些字转来转去。你要是会儿“然而”，一会儿“所以”，老那么绕弯子，不但减弱了文章的力量，读者还要问你：“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能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话？”
以上四点中，第四点是我和我班所有同学常犯的问题，第三点中，我认为有那种功夫的人写的文章一定是以情感人的好文章。 1999.10.2. 星期六 阴有大风
鲁迅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有一句话很好，这句话对当代的作文教师恐怕都有警示作用。
“好的文艺作品，向来是不受别人的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
这句话鲁迅先生说得好，只有“自然而然地从内心中流露的东西”才是好的。以前我也读过一位文学大师的名言：“好的作品应该是从心底流露出来的。”看来名作家都是强调写作要写“实”，写属于自己内心的东西，不要死搬硬套别人的东西，不要撒谎，不要矫揉造作，不要无中生有。
我们班有些人作文开头和结尾比较“惊人”，而文章的中间部分则是个“草包大肚子”，大段废话谎言搪塞成段，但他的作文分就特别高。他的经验是：摸透了改卷老师的方法——只看头尾和字形，中间的部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来不及看的。于是“好”作文就这样得高分了。只要写好字，再加上好头尾，中间即使瞎说也无妨大碍。我不好多嘴多舌评价中国的“作文评改制度”，但我为此感到这样下去会不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这也无从知晓。
我的胡老师对我们的议论文的要求是：必须找格式来，那就是相当于“八股”的“引、发、联、结”，谁不按这样的格式来写就要重作。真是可怜啊！周记的要求也很有趣，必须按照他的“指示”来办事，听他的话。我不喜欢他对我们的要求。说了半天，他的要求是什么呢？那就是“对于一周的某件事发表议论，记叙文是不许写的。”我知道胡老师要增长我们的议论能力，但不能片面地发展某一项啊，难道写一篇完整的记叙文都不许吗？
唉??
世界上不能不存在贫富，生活中不能不存在竞争，社会上不能不存在尔虞我诈、好人与坏人。于是我敢大胆地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到那时人与人都是平等的（假设这句话正确），一起去干活，一起去娱乐，人与人之间一定不存在竞争的，因为生产力高度发达嘛，长久下去会不会使人心瘫痪呢？一旦外地进攻（“外敌”是外星人吧），那又如何抵御得了呢？生产力再发达，人都退化了，还去打仗吗？所以我认为世界要存在，就必须有对立的东西存在，而且这些东西又是相辅相成的。无产阶级大都爱说社会主义如何如何的优越，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也是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存在着“贫富差别”吗？如果不存在，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存在了。既然如此，无产阶级还何必标榜“人人平等，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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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呢？说什么“一些人先富起来，带动一些人后富”，也许这是正确的，但我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个个人口袋中的钱肯定是不一样的，有的只有几分钱，有的有几十亿元钱，这还不是贫富差别吗？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引进来就成了“某某特色的社会主义”，真是有意思。
社会上、生活中的东西都是对立存在的，正如有白天就有黑夜，人是分等级的，有钱的总比没钱的办事容易。不是吗？在唐中，你是个自费生，那你一定交了许多钱；如果你这个人是穷光蛋，分数考得少，那你还准备上学吗？——除非你有志气，或者有人捐钱给你。
在文学创作中，如果人物尽是好人，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在学校里，如果学生成绩个个都很好，那么怎么可能存在竞争呢？因为他们认为学习真是太容易了，何必再浪费时间呢？于是不久学校就无人了。
所以，我说，世界上一定要存在相反或者相对的东西，这些东西维持着社会 发展。一旦人类社会中不存在竞争，那一天便是人类的末日，或者那一天是人类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向“原始社会”过渡的时刻。
我不知道我的时间是否虚度。上午我看《朱自清传》。下午漫不经心地浏览了一下化学笔记，英语和数学作业还原地不动地放在书桌的一角上。明天下午要上学了，时间过得真够快的，在这两天里，我做的事情真是太少了，进取心也日益减弱了！而在学校我总是尽量地争取时间做一些事情，怎么到家里??？
也许人就是这样，只有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中才会使生命充实，在懒散的行动中是永不成大器的。生命在于奋斗，在于前进，在于拼搏。这说起来容易，而做起来又是多么的难啊！可我要适应，我也要拼搏，我永远不会忘记：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这次月考我又会怎样呢？总之，我要在这次月考中提高一下自己的威望。我不会忘却我的现在学号——一个耻辱的红字“9”。 1999.10.3. 星期日 阴
上午我一会儿忙着洗衣服，一会儿又忙着刷鞋，再会儿又要做英语作业，真是烦死了。英语作业怎么那么难啊！“短文改错”我一题也做不出来，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笨？以后呢，以后呢??
我复习了一下以前的日记，心中油然而生一种直觉：字写得差，而且修改的地方太多，不要说让别人看后产生不好的感觉，就连我也为自己的“杰作”唉声叹气。不过庆幸的是，我毕竟还能坚持了一个月。虽说我的字写得差了点，涂改的地方也多一点，但郭沫若的诗稿就不一定比我的作文稿干净到哪里去，但他的稿子内容是很好的啊。所以字好不好现在我也不怎么计较。只要改得通顺一点，日记涂涂画画又何妨？
《朱自清作品集》语言朴素，不过我们许多人不爱这本书，可我喜欢，也许是我读了《朱自清传》的缘故吧。 1999.10.4. 星期一
胡红春打起篮球来活像一根能屈能伸的弹簧，这个地方蹦几下，那个地方再蹦几下，可球就是进不了篮。仲爱华走起路来像个钟摆，打起篮球像只癞蛤蟆，运起球比较自如，可如果上了真正的战场，手中的宝贝恐怕早就被人夺走了。我呢，也不是打篮球的料，上午才玩了几下就气喘吁吁的，肚子也饥肠辘辘了，再加上一双布鞋穿在脚上很挤脚，脚趾头儿也挤得生疼，哪里还有心思去这儿冲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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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冲冲的呢？
第四节课本是劳技课，但被班主任用来训练唱《黄河大合唱》了。每个人都发给了一张印着词和曲的讲义。我们男生都能放开喉咙，而女生的喉咙像是什么东西塞住似的，一会儿高得气壮山河，一会儿低得像蚊虫哼哼似的。于是徐迎祥让她们多训练了些时间，这样我们在下面或闲谈，或练功（用手指头戳破纸片），或背诗（比如我），玩得挺自在。
最后离开的时候，许多人将讲义都扔在堂箱里走了，像吴键，把纸折成了箭，往箱里射去——一张五毛钱的讲义就算白白地糟蹋了。
我心中不时地泛起阵阵的震颤，时而又浮起丝丝的快感。我这几天一直为学科上的东西喜忧无常。化学现在已经成为我的“眼中钉”，捧起它我就恨，就恼，就怒，就怕；为什么化学现在还那么毛骨悚然呢？我为自己的物理感到自豪，据我现在的经验——做物理习题时一笔一划地写字——很得心应手，很少出错误了。
旁边的两个家伙烦死了，我实在写不下去了。 1999.10.5. 星期二
我不叹息时光匆匆，我只为自己的“得过且过”而心寒。高二毕竟不同于高一了，时间是那么的紧。就连下午的“迎国庆”歌咏比赛都提前举行了。我们班只训练了两次，昨天是第二次，以前不知道哪一天训练过一次的。昨天下午四节课后班主任像比我们还忙似的，又让我们唱了几遍《保卫黄河》。其实他也是个音盲，什么打拍子之类的事就由班长吴逸慧来负责了。如果在那时做一下作业本子是非撕不可的。队伍组织好后，我和另一个值日生还要扫地；夜饭扒了几口，便赶往教室做作业了。
晚自修的时间似乎很足，其实不然。有机化学难得让我抓耳挠腮，物理试卷的页数令我瞠目不止，再加上一些狗屁数学题，真的使我只得“延口残喘”了。语文老头一直强调晚自修一定要花二十分钟来学习，他在黑板上画了几行不好看的“草书”，但云：“《一课一练》、《语文练习册》、《语言表达》P某页??”
——第二天，也即今天上午，许多人又打瞌睡了，包括我，头忍不住总是点点的，有时也只得用高高的字典搁在书架上，遮住胡老头的扫描器似的目光。
英语老师搞的听写难得让我恨不得把书扒开，痛痛快快地抄他一下；后来我东填一句，西补一句，交了上去，英语练习很难，就连梅德虎本人有时也说不出为什么，只得敷衍几句：“我凭语感判断这个B一定不可选的。”——反正，老师总能比学生更擅长找理由。
上了几堂课，我很累，身体像散了架似的，肚子又发出咕咕的声音，仿佛在冒水泡，脑子自然就昏昏沉沉的。一放学我便溜出教室。我问朱健：“你学得是不是很糊涂？”他说：“好多我不懂。”我摇一摇头，心里在想：“上午过去了，什么也没学到，过去就过去吧。”
我很为时间的缺少而叹息，我很想找一点时间让我自己好好地认认真真地反省一下，审视一下自己。看看我自己究竟怎么了，现在，课桌上又留下了等我的笔去涂抹，真忙啊；可有些人，像冒永刚、二胖、吴小龙正听音乐呢，他们真惬意，真舒服。可是，将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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