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是这样，说实话，要找原因能夸夸其谈地找出一大堆，但依笔者之见，问题的真正症结其实就一个：政府还没来真的。三聚氰胺奶粉动真的了，现在哪个奶品里也不敢再有三聚氰胺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并非责怪政府，在太多的防不胜防的食品安全威胁面前，需要政府特别地负起责任来，甚至不惜使出非常规的雷霆手段。因为，再不痛下决心根除有毒食品，不用多长时间，被撂倒的就不光是一个佟文，而可能是一个民族。
2010年第20期 瞭望时评：4月数据增大加息压力
从近几年的走势看,春节后特别是3月份之后CPI、PPI一般会走低或基本稳定。但今年有所不同,两项物价指数同时呈现出持续扩张的态势。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CPI、PPI同比分别上涨2.8%和6.8%,同比增幅分别扩大0.4和0.9个百分点。
CPI上涨2.8%,虽然还难以反映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的切身体验,但从趋势上还是可以证明当前物价正处于上升通道,各种新涨价因素和正翘尾因素将导致短期通胀压力继续增大,逐步逼近今年政府所确立的CPI增长3%的价格水平目标,甚至不排除6、7月份将超过3%。
当然,通胀压力增大并非一定就代表通胀发生,政府确定3%这个“警戒线”应该当作判断经济是否处于通胀的一个相对浮动的参考目标,不能理解为一旦突破这个线就是通胀发生。不过,虽然目前难以发生高通胀,但CPI已连续3月超过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2.25%,造成实际“负利率”。
现在,坊间呼吁加息的声音挺高,但央行却迟迟未有回应,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点:
其一,对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能否持续繁荣存在一定疑虑。当前的世界经济极其复杂和多变,希腊债务危机余波未平。在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着巨大的市场不确定性情况下,贸然加息会打击国内刚刚有所恢复的出口形势,减弱经济增长的动力。
其二,目前的加息,可以看作是国家所释放的一个明确的“退市”信号,已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单纯的货币政策手段。由于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还没有明确“退市”,我国如果单方面提前“退市”,将会造成市场恐慌,带来不可估量的成本和风险。
其三,央行的基本职能是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目前外界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大。在此情况下,加息将使得热钱和一些产业“闲钱”进一步转向短期套利的投机行为中,更加会带来人民币增值的压力,无异于火上浇油。
其四,在调控高房价的组合拳中,加息也可以算是一把“杀手锏”。但考虑到我国投资渠道不通畅,如果加息造成实体经济受损、产业投资受阻,不排除部分资金反向操作,更加投入到房屋等不动产资产领域,起到“好心办坏事”的作用。
因此,虽然目前CPI还有上行可能,加息压力增大,呼声升高,但仔细分析CPI上行因素,及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货币政策数量调控的空间,如果今后几个月农副产品、食品价格上涨不明显,通胀预期得到有效控制,全球债务危机没有得到很好的抑制,出口需求没有得到强劲恢复并持续健康的增长,央行几乎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启动加息措施。
2010年第20期 瞭望时评：勿让城市再变泽国
5月7日，一场被称为“百年不遇”的暴雨突袭广州。全市102个镇（街）受浸，109间房屋倒塌，25.68万亩农田受淹，受灾人口32166人。35个地下车库变“水库”，1409台车辆受淹或受到影响。初步统计，经济损超过5亿元。此外，还因洪涝次生灾害死亡6人。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曾屡次发生。2004年北京的“7·10”暴雨，2007年济南的“7·18”暴雨，都依然让人记忆犹新。这些事件，不仅造成交通瘫痪、房屋倒塌、车辆被淹、道路沉陷以及供电中断，有的甚至付出了数十人瞬间殒命的惨痛代价。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有明训。因此，在叹息之余，不免令人困惑，既然已有事例在先，为何还会遭受如此损失？ 广州暴雨发生不久，有人将巨大的损失归因于气象部门仅仅提前一个小时进行预报。其
实，这并非根本原因。正如广州市水务局副局长在反思此次暴雨灾害时所指，暴雨成灾绝不是预报滞后的单一原因所致，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规划。
作为中国的南方重镇，广州是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城市建设在全国也属前列，即将在此召开的广州亚运会就是最好的例证。实际上，对于这个习惯了台风暴雨的南方城市而言，为防止出现“水漫金山”，下过不小的功夫。仅2009年，广州就投入了9亿元进行“水浸街”改造，重点治理全市228个水浸“黑点”，主要内容是清疏堵塞管道、增大排水管径及建设必需的排水泵站，以增大管道的排水能力等。 尽管如此，此次暴雨还是将严峻的现实呈现于世人眼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依然严重滞后。
今日之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期，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与此同时，天气的变化也似乎越来越无常，动辄“多年未遇”的极端天气频繁出现。因此，城市的公用设施如何跟上城市壮大的步伐，如何适应变化无常的天气，是城市管理者要持续解决好的难题。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曾经因为一场大雨、一场大雪就造成全城瘫痪之痛的北京，借着奥运建设的“东风”，以大手笔对市政建设和相关的管理体制作了诸多改进，因此如今的北京应对雨雪要比原先从容许多。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希望“5·7”暴雨灾害事件之后，我们所有的城市能在相同的地方不犯相同的错误。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对所有的城市管理者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有长远目光、科学规划、系统设计、尽早实施。
2010年第20期 瞭望时评：保险业解医保难需攻坚
近期，广东省湛江市城乡一体化基本医疗保障模式引起广泛关注。因为实现了“政府不多花一分钱、老百姓不多出一分钱，居民保障金额大幅提高、覆盖面更广”，这一探索引起不小关注。
该模式主要通过中国人民健康保险公司和湛江市政府合作，保险公司发挥主导作用。其具体方式为，将当地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并轨运行，将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的85%继续用于基本医疗保险，而保障金额不变，个人缴费的15%购买人保健康的大额补助医疗保险。在个人缴费不变的情况下，年保障限额由原来的1.5万元提高到一档的5万元、二档的8万元。
在此过程中，人保健康分别和当地政府、当地社保定点医院签订合作协议书，人保健康在提供基本医疗保险的服务的同时，和当地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在医院派驻医保专员，对医院执行医疗保险政策规定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此前，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企业离休干部医保由社保经办机构负责运作，而新农合则由卫生部门经办管理。政出多门，管理尺度不一，易引发矛盾。
原新农合是“县办县统筹”，“湛江模式”则实现了市级统筹，基金统筹能力显著提高；医院拖欠费用情况明显降低，政府行政压力减小，居民也不再担心有病没钱治。居民、政府、医院、保险公司四者实现了共赢。
然而，这一多方受益的模式，在复制和推广中却遇到种种障碍。从政策层面来看，政策界定不明晰，造成市场空间得不到有效扩展。虽然大部分地区已经建立了城镇职工大额保险制度，但由于缺乏国家层面明确准许商业保险公司介入的依据，一些地方政府不敢或不愿将城镇职工大额保险交由商业保险公司承办。
补充医疗筹资渠道也存在困难。1%的保险保障基金，使原本就利润微薄的社保补充医疗保险更显捉襟见肘；开展基本医疗委托管理，对保险公司所取得管理费收入，还要征收5.5%的营业税，更加重了保险公司的经营负担。 另外，广泛存在且根深蒂固的部门利益也形成掣肘力量。以新农合向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转变为例，以往县卫生院只需与卫生局签协议即可，而如今，签协议对象却变成了当地社保局和保险公司。而现实却是，卫生局和医院的关系恰如父子，医院有错，作为父亲的卫生局可以打。如果别人打，卫生局就不高兴了。
医保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如何破难，仅靠企业攻坚远远不够，政策层面应有所创新，有所作为。
2010年第19期 瞭望时评：玉树重建生态优先
玉树震区重建的大幕已经开启。对于这样一个刚刚经历过一场大地震、整个城区几近成为废墟的地方来说，灾后重建可谓千头万绪。高原、高寒、交通不便、气候恶劣、少数民族聚居……这些因素在重建过程中都必须要考虑清楚、计划周全。有一条必须遵循的原则是，玉树重建必须坚持生态优先。
玉树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特点最显著的地区，被誉为高寒生物自然种质资源库。它不仅具有独特而典型的高寒生态系统，为中亚高原高寒环境和世界高寒草原的典型代表，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湿地类型最丰富的地区。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三大水系的发源地，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三江源地区，是中国乃至亚洲的重要水源地。玉树的生态，不仅关乎当地，也关乎全国，还关乎周边国家。
然而，近年来，这里正越来越受到沙漠化的侵袭。
从宏观上看，玉树地区毗邻大西北荒漠干旱区，虽然昆仑山、祁连山分别阻隔了新疆、甘肃两地的沙漠，但源自两地的沙尘暴天气对玉树威胁越来越大。例证之一，就是地震发生后至今，玉树已出现过数次沙尘天气。其中，4月24日和25日，更导致西宁至玉树的“空中生命线”航班多次延误。
除此以外，当地干旱的气候也加剧了草原的沙漠化。近3年来，玉树地区冬季降雪量减少，地下水位呈下降趋势，甚至在有的地方出现了打十几米深井仍不见水的情况。
上述种种，已足以说明当今玉树所面临环境之严峻。玉树的重建，必须是在这种生态环境硬约束前提下的科学重建。“建设高原生态旅游城市”这一重建总目标，要害即在于此。 首先，需要在规划上充分考虑环保要求，对城镇规划、产业发展有清醒选择。而关键问题就是要在开发与保护之间做好协调，宜按照“面上保护、点上开发”的方针对重点地区实施保护型开发。不上马重工业，以及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要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需要着力创新机制、落实责任。
仅就保护生态环境而言，自然是人为干预越少越好。但在玉树，实行全封闭式的绝对保护，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因此，需要完善生态补偿等相关机制。对于任何开发行为，开发主体都要进行生态补偿并确保履行生态修复责任。还可更加突出水资源的商品属性，建立三大水系全流域的横向转移支付体系，由中下游地区根据用水量对上游和水源地给予适度补偿。
2010年第19期 瞭望时评：90后是充满希望的一代
假如你因为90后大都是独生子女，就认为他们娇生惯养；因为娇生惯养，就认定他们好逸恶劳；因为好逸恶劳，就推断他们一事无成；因为一事无成，就称之为“垮掉的一代”。 这其实是一个可笑的逻辑，因为60后、70后和80后都曾被称作“垮掉的一代”。但是，新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垮掉的一代”。
90后不仅不是“垮掉的一代”，而且是充满希望的一代。因为，正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所说，他们生长在一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
尽管我们还面临许多的社会不公平，但不容置疑的是，社会越来越进步，公平正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牢不可破的民意和中央政府坚定的主张。就在十几年前，农民一旦在交农业税和计划生育方面有所抵制，就可能遭受牵牛、扒房、禁闭、毒打这样的惩罚；而今天，
农民可以挺直腰杆对乡镇干部直抒胸臆，而乡镇干部也不敢轻易动用暴力手段制服“刁民”。 城市居民追求公平的步伐也没有放慢。十年前，在政府行为面前，私有产权、个人利益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草芥。但法制的完善，正在使如入无人之境的公权受到前所未有的制衡。 每个人都在追求权利的均等性和公平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完善的公正的强大的法制基础。这就是90后生活的时代，一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
90后追求公平的意识和理念比上一代、上上一代强烈得多。他们从上小学开始，班主任就不再指定学生干部，每一个竞选人都必须当众演说，然后票选定胜负。
90后已经光明磊落地实现了AA制。他们如果坐在一起吃饭，就必须各自负担费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公平。他们的上一代、上上一代，也许还会虚伪地暗自咬着牙花钱请客，而心里却一直盘算着自己的收益和损失。中国人奋斗了几千年，始终跳不出这个人情怪圈，但是90后终于革命性地突破了。
这是一个多元化、用实力说话的社会，形形色色的PK锻造了90后坚强的心理。无需假惺惺地拱手让贤，无需偷偷摸摸地暗渡陈仓，无需提心吊胆地暗箱操作，一切都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比个明白、辨个真假。在这个竞争时代，他们对于网络、高科技、真理具有先天的适应性，同时也乐于通过NBA、漫画和其他娱乐缓冲竞争带来的紧张感和疲劳感。
当然，无论哪一代都有缺点和劣势，但这种缺点和劣势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和上一代赐予的。我们不仅应该对90后多些宽容，也应该为他们创造成长的条件，包括创造考验他们的意志和应对艰险环境的条件。
2010年第19期 瞭望时评：基层干部要适应网络问政
“网络问政”日益升温，领导干部主动上网与网民交流将成为一种常态。正确引导网络舆情，科学化解舆论危机已经成为各级党政干部面临的现实课题和紧迫任务。
但是，在一些地区，相当一部分基层干部存在着不懂网、不会上网、不会看论坛甚至不会打字的情况。办公室的电脑成了摆设，更有甚者，有的基层干部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来看待网络，对网上的涉市或涉县舆情毫不关心。如此无视和轻视网络，等于放弃了了解社情民意的捷径、正面引导舆论的平台。这样的干部主政的地方，一遇突发事件，往往不知道如何运用网络及时发布真实信息，导致谣言占领网络阵地，进而误导民众，甚至造成较大程度的社会危害。 与不懂网者相比，部分干部对待“网络问政”时缺乏主动引导能力，缺少坦诚沟通的态度。另有“不适应者”面对“网络问政”时存在着只唯上不唯实的情形。有舆情被上级领导批示下来就很重视，上网了解情况，下去调查实情，还做出长篇回馈。一旦没批示了就不关心了。有的面对舆情一味打压封锁，事情发生后只想到找有关部门删帖，缺乏冷静的分析和应对。 网络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不管张三李四，在网络上都是网民，都是平等的对话主体。而某些领导干部发号施令惯了，到了网上仍放不下官架子，与网民对话时不是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就是大话、空话、套话连篇。这样上网，效果只会适得其反。网络上，难免有一些负面的声音甚至是尖锐的批评，领导干部应端正自己的心态。确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应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进而改进。对于群众有误解的地方需要耐心讲解，以求理解和支持，真正做到主动不被动，坦言不讳言，交流不交恶。至于作秀多作为少、请枪手发帖等网民最为反感的行为就更不应有了。领导干部应当认识到，党和政府的工作受到群众关心和关注是一件好事，应该善于听取意见，善于处置问题，唯此才能形成良性互动。
当然，面对舆情也不能只是一味的回应，需要用理性和智慧来对待。一方面，不能把网络所反映的民意当做民意的全部，要去伪存真，仔细筛选和甄别，防止政府决策被虚假信息所误导；另一方面，要建立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防止政出多门的现象在网络上发生，避免党政机关所属部门发布信息相互交叉甚至矛盾的问题出现。
上网看看，在线聊聊，既了解了社情、掌握了资讯，又发扬了民主、集中了智慧、化解了矛
盾，网络平台应当好好利用。
2010年第19期 瞭望时评：为何歧视中国电信设备
印度电信部近期以未通过“安全审查”为由，拒绝批准印度运营商采购中国电信设备，导致在印所有中国电信设备企业今年一季度新合同订单几近于零。
从2009年12月3日起，印度政府明确规定，该国电信运营商在签署设备采购合同时须接受印度电信部和内政部不超过30个工作日的“安全审查”。自那以后，5个月来，印度主要电信运营商对中国企业的电信设备采购合同，均被印度电信部以不符合“安全要求”为由拒绝批准。受此影响的中国企业有华为、中兴、通宇等。据悉，印度运营商已经据印度电信部的文件与中国企业沟通，但印度电信部从未给中国企业发出任何正式文件或进行沟通。
知情人士指出，印度政府所谓“安全不符合要求”并不成立。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和西方企业都是基于同样的行业技术标准来进行研发和生产的，若对设备进行纯技术审查，不存在西方产品通得过而中国产品通不过的情况。 中国企业生产的电信设备都经过沃达丰、英国电信、德国电信和法国电信等发达国家运营商更为严格的技术测试，目前已广泛服务于世界各个电信网络市场。中国企业提供给印度市场的设备与提供给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设备是一样的，如果在发达国家都通过了严格的技术测试，没有理由在印度通不过。更何况，中国企业生产的设备5年前就开始广泛和大规模地服务于印度无线网络。事实证明，这些产品的安全性能并无问题。 在观察人士看来，印度电信部的做法明显是歧视中国公司。结合此前华为等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在印度市场遭受的经历，这一事件反映出印方对中国的某种防范心理，是“中国威胁论”在作祟。印度政府中以内政部为首的安全机构不希望中国影响力在印度扩展；内政部去年提出严卡中国工程人员签证，近年来中国汉语教师和学者赴印度签证申请成功的比例也很低。此次对中国通讯设备企业的安全审查材料最后也是由印度电信部转交内政部国内安全司的。
印度电信部的做法对中兴和华为订单的直接影响保守估计有50亿美元，加上3G等因素，损失可能达80亿美元以上。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3月25日向包括印度电信部、内政部和总理办公室在内的6个相关政府部门发出正式外交照会，对此问题表示严重关切，并要求印度政府公正透明地解决问题，给中国政府和企业明确回复。但时至5月3日，印度方面尚未回应。
与中国电信设备相比，同类西方产品价格高出30%。在商言商，更多的人希望看到印方早日取消这样的歧视性做法。
2010年第18期 瞭望时评：给予“80后”更多肯定
又到“五四”青年节，一个早被贴上了无数标签的社会群体再次引人关注。
此前，他们曾被称为“小太阳”、“小皇帝”，曾因脆弱任性、责任淡漠而被认为是“垮掉的一代”；而“房奴”“车奴”“卡奴”“孩奴”“蚁族”等刺激神经的新名词，也是这一群体的不同分身。他们就是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80后”。
从2010年开始，首批“80后”将陆续奔三。面对三十岁的门槛，是“三十而立”还是“三十难立”？
一项涵盖薪酬水平、生活现状及工作稳定度三方面，由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近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将近六成1980年代出生的职场人表示，不能承担社会和家庭责任；近五成人无房无车；有四成以上的该类人群处于未婚状态，担任高级职务的不到一成，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将近三成，将近一半人工作变动频繁。他们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潇洒”和“任性”，而是深感社会竞争激烈，生活不易，“而立”难立。
“80后”成长的30年，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剧烈变化和转型的30年，社会转型的矛盾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