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经济学理论论战的来龙去脉，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这部专门传记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在这篇书评式的学术评论中，笔者将结合对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原著和文章的研读，并参考有关凯恩斯和哈耶克的多种传记，谈一下自己对这本书的读后感，也希望这一长篇书评，能以史带论，以论释史，勾画出哈耶克与凯恩斯这场世纪理论论战的一幅更加简略的“理论图景”，并进一步发掘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最后，笔者将结合哈耶克晚年对这场论战的回顾以及当代一些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对这场争论的一些看法和评论，谈一点自己所感悟到的哈耶克与凯恩斯理论论战在当下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哈耶克初识凯恩斯：论战未雨绸缪
在没读韦普肖特这部《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之前，许多学者都知道，哈耶克之所以在1931年2月从维也纳移居英国，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这一当时(且乃至现在仍然是)世界上的经济学教学和科研重镇，主要是受当时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新任系主任罗宾斯(Lionel Robins)的邀请，来英国专门对抗凯恩斯。用一句不是太雅的话来说，哈耶克实际上是罗宾斯(他对当时八面风光的凯恩斯甚为不满)从奥地利雇来英国向凯恩斯进行理论大战的“枪手”。尽管稍微熟悉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人大都知道这一点，但罗宾斯最初是如何知道哈耶克这一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的，哈耶克又是何时到英国的，哈耶克是何时与凯恩斯会面的，他们初次会面的一些私人活动的细节和情形到底是怎样的，以及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后，为什么哈耶克突然沉默了好多年等等问题，在之前出版的传记中，还很少有人提到，即使有的传记偶尔提到，也是语焉不详，并没有给予一些令人信服的叙述和详细的解释。
因而，对今天世界各国的学人来说，上述许多问题，在这本书出版之前，还多是些谜。现在有了这本专门传记，许多问题就清楚了许多。
从这本专门传记来看，在1928年第一次去英国前，比凯恩斯年少16岁的哈耶克曾读过凯恩斯的一些著作，一开始显然是凯恩斯的一个“粉丝”。尤其是在读过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和《货币改革论》后，哈耶克最初对凯恩斯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心：“我们都在热切地读他的名作……他在《货币改革论》预料到了我最初的小小发现，这让我更是钦佩他。”(Hayek，1995，p.58)
哈耶克之所以在年轻时发现了凯恩斯并成了他的一个“粉丝”，这可能与他个人的经历和家庭环境有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年中，德国和奥地利两国曾经历过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到1913年，在维也纳买一杯啤酒竟然需要10亿马克。多年的恶性通胀，曾使当时哈耶克的不甚殷实的知识分子家庭蒙受了惨痛的经济损失，一家人也曾过着一段时间较艰辛的日子。因而，当年轻的哈耶克读到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这本当时在英国和欧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小册子之后，就可以理解他为何马上关注起凯恩斯来。在这两本小册子中，凯恩斯对欧洲各国政府乱发货币的通货膨胀政策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譬如，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凯恩斯(Keynes，1919，pp.246-247)曾讲到，“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得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没收了相当大一部分国民财富”；“要颠覆现有社会的基础，再也没有比破坏货币更微妙又更稳妥的手段了”。凯恩斯还提出“用法律的强制力量进行价格控制，来维持货币的虚假价值，本身就孕育了经济最终崩溃的种子。”(Keynes，1919，p.13)少年时期曾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哈耶克读到凯恩斯这样的话后，自然会即时感铭至深了。于是，在1927年1月，哈耶克从美国游学回来始
任“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所长”后，就曾非常“冒昧地”写信给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时任英国权威刊物《经济学杂志》主编的凯恩斯，希望能从他那里找到一本他前任主编、剑桥著名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埃奇沃思(Francis Y.Edgeworth)的《数学心理学原理》。韦普肖特推测道，哈耶克这时冒昧写信给他素昧平生但当时已在英国和欧洲大名鼎鼎的凯恩斯，向他索书，主要是想吸引凯恩斯的注意，是“出于敬重而非冒犯的莽撞行为”(Wapshott，p.40——在本文以下的引述中，凡是不表明著者和年份的，均为韦普肖特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的英文原版出处——韦森注)。这时，凯恩斯本人当然还不知道来自维也纳的这封索书信的写信人为何方神圣，故只是在一张明信片上简单地写了一行回复：“很抱歉，我也没有多余的《数学心理学原理》。”尽管凯恩斯的这一短短的回复并没有给哈耶克一个满意的回复，但他当时却把凯恩斯的“回复视若珍宝，当成私人纪念品和事业奖杯一样地保存了整整65年”。由此韦普肖特(p.2)推断，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这场在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有关“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世界经济之命运的这一场激烈论辩，发起第一轮试探 的是哈耶克”。
据韦普肖特研究，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28年由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共同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商业周期”，地点是在伦敦，而不是在剑桥(哈耶克曾在1966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一点，而作者韦普肖特在这里有些含糊其辞)。一见面，这两位都超过1.83米高个子的经济学家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辩。两人论辩的主题是“自然利率”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同受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Knut Wicksell)的货币均衡论理路的影响，凯恩斯当时认为，由于银行货币供给的变动所导致的“市场利率”(由银行根据货币市场上的供求
自行决定的利率)与“自然利率”(即理论上储蓄等于投资且市场价格稳定时的利率)的背离，是商业周期的原因。这与包括米塞斯和哈耶克在内的第三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当时理论判断有共同的论辩理路。但是，1924年-1925年间，在与剑桥经济学家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H.Robertson)的商讨与论争中，凯恩斯已经不再从货币数量的变动来解释价格和产出变动的原因了，而是着重研究储蓄与投资关系波动的影响(见Skidelsky，1983，pp.391-394)，从而认为在一种信用经济中没有能使储蓄与投资之间保持均衡的自动调节机制(同上，p.409)，因而也正在酝酿他在后来的《通论》中所详细阐发的政府在储蓄与投资上应有所作为的思想。在这个阶段，凯恩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商业周期中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其原因是银行借贷行为的结果，而他同样相信政府和银行手里也握着治理商业周期的药方。而哈耶克这时却相信，如果政府“以非凡的谨慎和超人的能力加以管理”，为经济系统注入资金而引致社会需求的变化，短期“或许……能用来预防危机”，但长期如此操控经济，“将会给整个经济系统带来更严重的干扰和混乱”，制造危机而不是预防危机(Hayek，1995，pp.118-119)。由此看来，尽管同样受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与产品市场均衡分析理路影响，但从哈耶克与凯恩斯一开始接触时，两人之间发生理论分歧和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次英国之行，哈耶克也遇见了当时只有30岁的罗宾斯这位“全英国最年轻的教授”。懂德语的罗宾斯，这时从哈耶克的一篇用德语发表的论文中，恰好发现了一个理论水平和学术功力能与凯恩斯进行“华山论剑”的“年轻理论剑客”，随即立即关注上了哈耶克这位从奥地利过来的只有30岁左右的年轻经济学家。
当时，罗宾斯和凯恩斯同是为英国政府做咨询的机构“麦克米兰金融和工业委员会”(简称“麦克米兰委员会”)的成员。后来，凯恩斯嫌这个委员会人多嘴杂，吵吵闹闹，实在无法帮助政府内阁做出任何有效的经济决策，建议英国首相成立一个更小范围的“经济学家委员会”(只有五位经济学家和两位秘书)，凯恩斯作为主席还亲自推荐罗宾斯教授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但是，罗宾斯的经济学理论当时受奥地利
学派经济学家门格尔(Carl Menger)和庞巴维克(Eugen Bhm-Bawerk)思想的
影响很深，素来信奉自由市场，反对集体主义，支持自由贸易。尽管凯恩斯推荐罗宾斯进入这个小范围的向英国首相直接提供咨询意见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但他马上发现两人的学术理念和政策主张完全不同，意见经常相左，且两人的脾气同样都非常急躁。罗宾斯时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系主任，对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和凯恩斯当时在英国学界、政界和社会上的影响也甚为眼红，且下决心要把伦敦经济学院打造成一个能与之相竞争的、有影响力的学术中心。于是，罗宾斯与凯恩斯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但是晚年的罗宾斯则变成了一个凯恩斯主义者——这是后话)。 在这一时期，哈耶克所撰写的最重要的论文是一篇《储蓄的悖论》。这篇论文最早于1929年发表在一家德文经济学杂志上(后来由剑桥的一名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即Nicholas Kaldor——与另一人翻译为英文，重新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学报Economica上)。这是一篇哈耶克与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卡钦斯(Waddill Cathings)和福斯特(William T.Foster)商榷的文章。与后来的凯恩斯一样，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曾在1926年发表过一篇题为《节俭的悖论》的论文，提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衰退的原因是人们储蓄太多而商品和劳务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因而，他们主张在经济衰退期间，政府要加大公共项目投资，以刺激社会需求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