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本书就其现阶段的价值贡献给全世界，纵使这只代表着一种资料汇编，而不代表一本完成的著作，我也在所不计”(Keynes，1930，pp.XVII-XVIII)。
尽管凯恩斯在书中对米塞斯和哈耶克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表示比较欣赏，向哈耶克伸出友谊之手，并在“前言”中又如此真诚地向读者致歉，但是在1931年伦敦经济学院院刊《经济学人》(Economica)8月号上所发表的一篇题为《对凯恩斯先生的货币纯理论的反思》书评中，哈耶克却较强烈和尖锐地批评了凯恩斯这部写作了7年多的《货币论》，指责凯恩斯“完全忽略了魏克赛尔理论的一般基础”。 在这篇书评(上篇)的一开头，哈耶克先用奥地利绅士的礼貌态度赞扬了凯恩斯的许多成就，说“凯恩斯先生的任何著作面世，都必然是一件重要的大事情，所有经济学家都怀着浓厚的兴趣期待《货币论》的出版”。但说到这里，哈耶克马上话锋一转，用了一些带有情感性的攻击性词语来批评这部著作：“《货币论》很显然仅仅是知识急速发展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表达，无非只是一个尝试而已，任何对它的高估都欠公平……”“对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种研究方法并不如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新颖……”在其后的分析中，哈耶克还在多处说，凯恩斯的“表述艰涩难懂，不系统，也不清楚……”等等。在这篇书评的第一段最后，哈耶克对凯恩斯更是做了一些火药味十足的评论，说“无论这里他是否取得了成功，也不管他是否受限于他在理解‘实际’经济学中的那些基本定理——而任何货币理论只能成功地建立在其上——一时投入的精力不足，正如他所必须附带所伪饰的那样，这些问题是须留待未来探讨”(Hayek，1931，p.270)。
接着，在第二段中，哈耶克则先是对凯恩斯说了一些正面和奉承的话，说凯恩斯的“这样一部著作，在理论上能激发人们的思考(theoretically stimulating)，这
是没说的”。接着哈耶克还指出，尽管这部实际上未完成的著作是凯恩斯所匆匆推出来的，但在这部书中所提出来的一些建议，还是“真的具有革命性的”，“能引起广泛的关注，这是毫无疑问的”。哈耶克还指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凯恩斯在鼓励学术研究和现实问题的洞见方面“建立起了几乎无人可匹敌的、非常值得尊重的声誉”，“这些建议是在一个学识渊博和现实知识均表现出来的具有杰出品质作者的文论中所得到阐释的，并且作者已经付出了最大努力，通过参考可用的统计资料而进行理论推理来证明的”。但在对凯恩斯本人观点做了这些正面的评论之后，哈耶克笔锋一转，又开始批评凯恩斯这部著作的不足起来，说这部书如何“艰深、晦涩、无章可循”、“太难懂了”、“谁也无法肯定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凯恩斯先生”，从而让经济学家同仁们很难判断到底应该同意他的观点和主张与否。 除了一开始就对凯恩斯这本书的写作风格进行大量抨击外，哈耶克随后也对《货币论》进行了严肃的学理商榷，批评凯恩斯只是采用了魏克赛尔的一些概念，“而完全忽视了魏克赛尔的整体理论基础，可他自己似乎又觉得有所欠缺，于是就坐下来钻研出自己的另一套”。另外，哈耶克还责备凯恩斯对其和奥地利学派第二代传人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并没有深究，说“倘若凯恩斯先生不但接受庞巴维克理论的一脉，而且熟悉了该理论本身的实质，这不是使他自己的理论任务更容易了么?”(同上，pp.279-280)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尽管哈耶克在书评的上半篇(发表于1931年8月号的Economica上)中对凯恩斯时而商榷、时而赞扬，且时而用了些带有刺激的甚至挑战性的词语进行评论，但通篇而论，哈耶克对凯恩斯的《货币论》的评论还是学术性的说理，而不是刻意地在“找茬”。尤其是书评的下半篇(发表于1932年2月号
的Economica上)，哈耶克一方面对凯恩斯的观点进行深刻分析，并做出一些直击要害的评论，另一方面则不断宣扬他在自己的“价格与生产”的4场讲座中所阐述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或者说主要用自己的理论来批判凯恩斯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概言之，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完全是因为学理上见解的不同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而不是像许多有关哈耶克和凯恩斯传记的作者乃至这部著作的作者韦普肖特所错误地判断和渲染的那样，哈耶克这时与凯恩斯的论战，主要是为报答罗宾斯和贝弗里奇的知遇之恩而故意向凯恩斯找茬挑战的。如果是这样来理解哈耶克与凯恩斯这场20世纪经济学中“华山论剑”的理论对决，如果不是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的话，那么至少也说明这些传记的作者到今天也没真正弄明白哈耶克与凯恩斯到底论战了什么，更不能理解这场论战在20世纪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巨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了。换句话说，哈耶克之所以向凯恩斯发起了理论挑战，主要是因为在理念、学理和对现实经济问题判断和分析上的分歧所导致的，而不是源自他们两人之间乃至在与罗宾斯以及与贝弗里奇四人之间个人的恩恩怨怨和情感不合。 这可以从哈耶克的分为上、下两部分的长篇书评，以及一个对凯恩斯回应的简短回答这总共多达50多页的评论中的许多地方得以印证。凯恩斯《货币论》中最主要的理论主张和学术观点，在哈耶克的书评下篇第一段中被拎了出来。在第12章末尾，凯恩斯说：“如果银行体系以一种方式控制了信用条件，使储蓄等于新投资的价值，全部产品的平均物价水平便是稳定的，而且与生产要素的平均报酬率相符。如果信用条件比这均衡水平更宽松，物价就会上涨，利润就会出现……企业家就会争相投资生产要素的服务，他们的报酬率则会增加，直到某些事情发生使实际的信用条件与它们的均衡水平接近。如果信用条件比均衡水平更紧，价格就会下跌，亏损
就会出现，财富的增长就会慢于储蓄的增长，其差额正好与亏损额相等。失业接着就会出现，并会有一种压力来减少生产要素的报酬率：直至发生某种变化使实际的信用条件与它们的均衡水平在整体上接近。”由此凯恩斯断定，“繁荣与萧条简单说来就是信用条件在均衡位置上上下摆动之结果的表现。”(Keynes，vol.V，p.165) 尽管哈耶克也同意凯恩斯根据魏克赛尔的银行利率(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背离来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商业危机的理路，但是他却得出了与凯恩斯完全不同的基本判断和政策主张。
哈耶克首先认为，凯恩斯关于银行利率一般理论的阐释，即通过货币供给的变动来影响价格和生产的思路，根本解决不了银行利率与均衡利率是如何偏离的问题。他认为，凯恩斯的论述和理解太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凯恩斯没有看到，银行利率的变动，首先影响的是固定资本的价值，而不是投资。哈耶克认为，凯恩斯把这两者搞混了。哈耶克甚至认为，“资本化(capitalization)并不直接受利率的影响。更真实的情形是，利率和资本化均受一个共同的原因影响，即相对于这些生产资料需求而言的可用投资的生产资料的稀缺和富足程度。假如相应均衡利率变动而发生银行利率变动，这只是[一个经济体系内]相对稀缺的外在表现，而相对稀缺与利率的变动无关”(Hayek，1932，pp.24-25)。其次，哈耶克还认为，“在储蓄和投资之间出现非均衡的最重要原因，是有效流通的变化，而不是货币数量的变动，或者说仅仅在于流通速度的有效性”(同上，p.33)。应该说，哈耶克的这些思想都是非常深刻的，在学理上看来也是正确的。
根据这一点，哈耶克批评了凯恩斯的“救世”药方，说凯恩斯“真正感兴趣的，仅仅是变动现金流(money streams)从而变动价格水平。对他而言，好像从来
没有想到，人为刺激投资，使其超过即时储蓄，可能会引致生产的真实结构的非均衡，最后迟早迟晚导致一个猛烈的回跌”。基于他在“生产与价格”讲座中的论辩理路，哈耶克还反复强调：“尽管‘过度投资’这个词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但这好像怎么也进不了凯恩斯的脑子中去，使他认识到，“只要总收入减去储蓄量超过消费品生产产出的成本，物价就会趋于上涨”(同上，p.40)。但是，这一短期的繁荣“只会维持到需求超过供给的情形，一旦需求停止增长，或者反过来在非正常利润刺激下的供给一旦被需求赶了上来，繁荣就结束了。然后消费品的价格就会下跌到成本价，于是繁荣就终结了……接着就会出现一次经济萧条”(同上，p.41)。 通观哈耶克上、下两篇50多页的书评，哈耶克主要是理性地进行说理，并完全可以读得出来，在上下两篇书评中，哈耶克几乎是竭尽全力地想让凯恩斯接受他的论辩思路和结论，而不仅仅像过去的某些传记所描写的那样是基于某种情绪和报答罗宾斯和贝弗里奇的知遇之恩而故意向凯恩斯吹毛求疵地找茬争辩。
除了在学理上的见解和结论完全相反外，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引起了两人的理论冲突。由于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在这个时候实际上都处在各自理论创新乃至孕育新的经济学理论革命的初始阶段，为了展示他们的思路和理论逻辑，他们都新创了一些前人都没有使用过的经济学术语和词汇，且由于时间的急促两人并没有很好地界定这些他们各自所新创的词汇和术语，这就成了在他们“三来一往”⑧的公开理论商榷中，以及在他们以后的私人通信中纠缠不清和彼此要反复解释的主要缘由。在凯恩斯方面，他在写作《货币论》时，曾新创了许多新的概念，如“收入存款”、“生意存款”、“旧资本”、“新资本”、“旧资本存量”、“新储蓄”、“新投资”、“资本品的水平分工”、“投资的价值”、“投资增量价值”、“真实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