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还提议在国家层面上建立一个联邦预算委员会，主张用纳税人的钱来增加公共投资，增加就业岗位。但是，基于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哈耶克却认为，让政府为经济体系注入货币来刺激需求的办法，或许能暂时预防危机，但长期而言，这样操控经济，更大的可能是“将给整个经济系统带来更加严重的干扰和混乱”。
由于罗宾斯懂德语，读过哈耶克的《储蓄的悖论》后，他立即觉得这篇论文是对付当时凯恩斯正在成型的经济理论的最恰当的“重磅炸弹”。于是他主动邀请哈耶克于1932年2月来伦敦经济学院做了4场讲座，实际上也是想叫哈耶克亮一下能向凯恩斯理论开火的“弹药库”。就连哈耶克本人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以致他在晚年还回忆道：罗宾斯“盯上了我的主题。这是我们那时需要与凯恩斯论战的东西”(Hayek，1994，p.77)。
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所做的这4场讲座的讲稿，就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也是导致他于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著作——《价格与生产》。
从韦普肖特的这本专门传记中，我们知道，这次哈耶克应邀重返伦敦做“价格与生产”的讲座之前，哈耶克在英伦所停留的第一站不是伦敦，而是剑桥。在剑桥，哈耶克做了一场“马歇尔讲座”，听众全是在剑桥的凯恩斯的一批亲密追随者。那时哈耶克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还不是很好。尽管他在之前提供了书面发言稿，但也帮助不大。然而，在到达伦敦经济学院后，他的4场讲座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这4场讲座中，哈耶克先是从货币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之前的经济学家对货币的理论论述，并着重介绍了瑞典经济学家魏克赛尔的理论。
同样受到魏克赛尔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哈耶克与凯恩斯一样，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货币将始终对经济事件的过程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如果忽略了货币的作用，对实际经济现象的任何分析都是不完备的”(Hayek，1935，p.129)。哈耶克也与凯恩斯一样，相信魏克赛尔所发现的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这一点。但是，从这一理论出发，哈耶克却得出了与凯恩斯完全不同的经济判断和政策结论。在这4场讲座中，哈耶克提出，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供给扩张和信用货币的过度膨胀。因此，如果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和信用膨胀的办法来“创造人为的需求，那就一定意味着一部分可用资源被引导至错误的方向，并使一种决定和持久性的调整再一次受到阻滞。即使闲置资源的吸收因此而加速，也只等于播下了新纷扰和新危机的种子。因此，如果要长期地动员一切可用的资源，唯一的办法不是采取人为的刺激——无论在危机时期还是在危机之后都一样——而是让时间去完成一个持久的治疗……”哈耶克认为，“我们或许可以用及时阻止扩张的办法来避免一次经济危机，不过危机一旦发生，在它未自行消失之前，我们是无法摆脱它的”(Hayek，1935，pp.98-99)。由此哈耶克相信，除非为了保持中性货币所必要的限度之外，货币量的任何变动都是有害的。在“价格与生产”讲演中，哈耶克最后认为，“虽然我相信经济萧条不断重复出现只能用我们的货币制度的运作来解释，但是我并不相信用这个方法能够解释每一次经济停滞”。最后哈耶克得出结论说：“如果相信我们总能用货币政策把工业波动完全消灭，这或许只是一个幻想”(Hayek，1935，p.128；p.125)。
从哈耶克的上述论述和判断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这时他还没有指名道姓地与凯恩斯商榷，但实际上已经向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所主张的政府实行银行体系
的货币金融管理、操控并利用利率去影响投资率使投资与储蓄相等的观点，投射出了数支锋利的“暗镖”了。对于这一点，韦普肖特评述道：“哈耶克的讲演，再次正中了听众的靶心，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理念(作者显然还区分不开‘the Keynesian economics’和‘the economics of Keynes’——韦森注)，终于给出了一套令人信服的反驳。哈耶克表明，来自剑桥的药方乍看起来似有道理，但实际上是逻辑漏洞百出。光有良好的意图是远远不够的。用借来的钱投资，解决萧条中经济的综合征，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相反，哈耶克提出了自己冷静的解决方案：忘了快速修复吧!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事实是，只有时间才能治愈失衡的经济。要小心凯恩斯这种侃侃而谈、说自己那一套能快速见效的医生，因为他们是骗子，是卖假药的江湖术士。每一回抄捷径，都只会回到起点。没有方便的出路，唯有足够的时间能带来真正的复苏。市场有其自身的逻辑，也有它天然的补救。他哈耶克是不给下药的，因为他跟凯恩斯不一样，他不是政治投机分子。”(pp.77-78)
韦普肖特的这一大段话，显然不是哈耶克的原话，而是他作为一个记者和传记作者的推断、引申和演绎。但这大致应该是哈耶克当时的想法。
尽管哈耶克的英语发音一直不是很清楚，奥地利口音很重⑤，他的4场讲座在当时伦敦的经济学圈子中还是引起了轰动。讲座之后，时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威廉·贝弗里奇勋爵(Sir William Beveridge)特别欣赏哈耶克的观点，也知道他的经济学理论功底。⑥另外，他也真心“讨厌凯恩斯，认为凯恩斯是经济学的庸医”(见伦敦经济学院创办者Sidney Webb的夫人Beatric Webb的日记)。经与罗宾斯等教授商议，贝弗里奇勋爵先是邀请哈耶克来伦敦经济学院做一年的访问学者，次年又提议让哈耶克担任当时在伦敦经济学院闲置已久的“图克经济学与统计学讲座教
授”的终身教职。贝弗里奇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全票赞成，哈耶克则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一教职。随之，哈耶克与凯恩斯经济理论论战拉开了序幕。 三、哈耶克论战凯恩斯：从公开论战到私下交流
从1928年哈耶克与凯恩斯第一次在剑桥见面，到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到伦敦经济学院做4场讲座期间，1929年-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也正好爆发了，多年来深陷“英国病”的经济更进一步陷入了这场大危机。凯恩斯本人的资产在这次大萧条中也损失惨重，个人资产投资几乎全军覆没。从各种传记资料看，这好像并没有影响凯恩斯一生的乐观精神以及他的经济学著述和广泛的经济与社会活动。1930年12月，他花费巨大精力而写作了七年多的《货币论》以煌煌两巨卷的形式出版了。
在《货币论》中，凯恩斯认为，经济体内的物价是否稳定与经济是否均衡，取决于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而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又取决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是否一致。凯恩斯还相信，储蓄与投资的背离，是当时英国持续了十几年的经济萧条——常被人们称作为“英国病”——的主要原因。由此他认为，政府应该对银行体系实行金融管理，操控并调节利率，去影响投资率，使投资与储蓄相等，最后使经济恢复均衡。
这部让凯恩斯耗时七年多的著作，是在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间里写出来的。在这一时段里，他一方面主编英国老牌的“权威期刊”《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又同时管理着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财务工作。这一期间，他还结了婚，买了房子，并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资操作，还频繁地参加政府的各种会议和各种社会活动。因此，这本上、下两卷的《货币论》，他实际上写得断断续
续，前后并不连贯。加上这部著作是货币理论和货币史兼论，内容涉及货币理论、货币史、银行制度、银行实务、物价指数、投资以及国际金融等领域，体系十分庞杂，结构松懈，甚至前后观点并不一致。
这里应该指出，尽管凯恩斯1928年在伦敦召开的那次有关商业周期的理论讨论会上曾与来自奥地利的年轻经济学家哈耶克发生过激烈的争辩，但是繁忙、乐观、学术观点多变且宽宏大度的凯恩斯⑦好像没有任何记恨哈耶克的意思，反而在《货币论》中对哈耶克伸出了友好的“橄榄枝”。譬如，在《货币论》上卷第13章中，凯恩斯就曾两次提到哈耶克，说“在德国和奥地利正在形成一个思想流派，这个学派可以被称作为魏克赛尔学派。他们提出的银行利率对储蓄与投资之间均衡的关系，以及这种均衡对信用周期的重要性，和本书的理论相当近似”。在一个注脚中，凯恩斯还友善地说：“可惜，当这些学者(指米塞斯和哈耶克——韦森注)的著作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已经写完这本书且要去付印了。如果这些学者的书能够在我思想发展的较早时期到我手中，同时如果我的德文不是如此之差，我会更多地参考这些学者的研究。”(Keynes，1930，vol.V，p.178)
另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凯恩斯本人也非常诚实且自谦地说了一些向读者致歉的话：“当我校阅本书清样时，深感其中大有缺陷存在。原先写作本书时，我还一边在做别的工作，前后花去了数年的工夫。我的思想在这一时期中逐步发展和改变，结果本书各部分相互之间并不完全协调，结束时和开始时的看法相去甚远。我恐怕这样的结果会使本书中有很大一部分代表着我抛弃以往惯有观念和寻求现有观念的过程。有许多已被摈弃的观念残余仍然掺杂在字里行间。因此，要是我重新写作这部书的话，就可以好很多，也会更简短些。但是，我还是希望能适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