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主要思想]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孟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在儒家学说中，孔子被称为“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故历史上并称之为“孔孟”，儒家学说也被称为“孔孟之道”。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有所发展，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孟子》一书中，主要体现在“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等方面。 一、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一。他大大发展了春秋以来的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保民”、“与民同乐”，其中，最突出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尽心下》)孟子认为民众比君主重要，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是因为他得到民众的信任。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上》)桀和纣丧失了天下，正是由于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失去了民心。因此他推崇“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提出对残害人民的暴君可以进行诛伐，推翻他，并认为这是正义之举。“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万章下》)“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尽心下》)对于汤伐桀、武王伐纣之事，孟子明确表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他认为不仁不义的上位者是“独夫”，人民就可以“易位”甚至名正言顺地杀了这样的人，而不背上“弑君”的罪名。
孟子强调国君不仅要爱护民众，也要爱护臣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在他看来，国君对臣下不尊重、不爱护，臣下同样可以背弃国君。“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万章下》) 孟子把人民的意愿作为战争是否该兴起的重要标准。当齐宣王在攻取燕国的问题上向孟子请教时，孟子认为取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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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国要看燕国的人民是否愿意，“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梁惠王下》)
孟子还关注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批评残酷压榨百姓的统治者，说他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
孟子认为不是尧把天下禅让给舜，而是“天与之，人与之”。为了得到人民的拥护，孟子强调君主要与民同乐，与民同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二、仁政思想
“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大部分内容源于民本思想。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基本精神就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主要体现在养民（保民）、教民两个方面。
养民：作为国君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证，有保民意识，行养民之策。孟子认为养民首先要制民恒产，解决民众的衣食问题，使民众无衣帛鱼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孟子认为老百姓要有一定的财产，才能操守道德，如果老百姓穷困不堪，就会走险犯罪。等老百姓犯了罪，再用刑罚惩罚，这是陷害百姓。英明的君主应该保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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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利益，使他们有一定的财产侍奉父母，养活妻子儿女，只有如此，老百姓才能安定下来。孟子“仁政”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民有恒产”最主要的是民众拥有土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梁惠王下》)，孟子提出“耕者九一”的意思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滕文公上》)。将土地分为公田与私田，先把公田耕种完毕，再来料理私人的事务，这样就解决了民众的土地问题。孟子认为让庶民百姓牢牢扎根于土地，可以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滕文公上》)的目的。
孟子认为养民不仅要制民恒产，还要使民以时。孟子认为统治者在征用劳役时要以“不违农时”为前提，同时也反对滥捕乱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 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梁惠王上》)当时战争不断，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频繁的战争必然贻误农时，影响农业生产。其“数罟不入湾池”、“斧斤以时人山林”则反映了注重保护自然资源的可贵思想。 孟子认为养民不仅要制民恒产，使民以时，还要取民有制。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梁惠王上》)“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滕文公上》)，其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滕文公上》)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人，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梁惠王上》)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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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道”。“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告子下》)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控制在能够满足民众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尽心上》)的目的。
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
教民：养民是解决民众的经济问题，教民则是解决民众的道德问题。孟子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他提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滕文公上》)。孟子认为教民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只有通过对民众进行教化，才能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只要人民能明人伦、礼让，社会自然稳定，天下一定太平。
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所以他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替剥削制度作辩护的理论根据。
三、“王道”思想
“王道”是孟子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孟子认为通过民本思想与仁政思想的运用，可以实现“王道”这一目标。孟子提倡的“王道”就是“以德行政者王”，他列举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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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周文王行王道的例子：“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政治有两种：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所谓“王道”就是施行仁政，以德服人；“霸道”则是凭借武力，四处征伐，以力服人。实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就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下》)。孟子强调应当以善来教化民众，才能做到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离娄下》)孟子对于不以“王道”治国者，都视为“罪人”和“独夫民贼”，予以猛烈抨击。 四、“性善论”思想
“性善论”是孟子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根基。孟子认为人天性善良，即“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尽心上》)意思是说，人们不用学就会做的，这是他们的良能；不用脑筋思考就知道的，这是他们的良知。两三岁的孩童，没有不知道爱他们的父母的，等到长大了，又没有不知道尊敬其兄长的。爱父母便是仁，敬兄长便是义。“性善论”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那就是有别于动物的人的社会属性。性善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这里孟子提出了只要是人，都具有向善的能力。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存在阶级差别及分工不同，但他们的人性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孟子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放在平等地位上，探讨他们所共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了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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