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人的善性是先天固有的，并非后天形成的。孟子提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恻隐之心是仁发生的根源，羞恶之心是义发生的根源，辞让之心是礼发生的根源，是非之心是智发生的根源。而这四种心向所产生的仁、义、礼、智四种品德是属于善的品德。因此，人的四种心向是向善之心向，而人之向善之心向是根源于人性的，很显然，人性是善的。在孟子看来，没有同情、羞耻、辞让、是非之心的人，简直不是个人。人有这种心向，就好比人有四肢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仁、义、礼、智这些美德，不是由外面给予或施加的，而是人本身就生而具有的，只不过人们不去想它罢了。对于不愿意向善的人，孟子认为那是“自暴”、“自弃”、“自贼”。
最后，“人皆有之”的善性，起初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必须经过自我修养，才能发展成为完美的道德。人可以通过学习、教育等修养过程达到“舍生取义”这一向善的最高境界。
五、“尽心知性”思想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构建起了他的心性之学的思想体系。在孟子看来，“尽心知性”是成为尧舜这样的“圣人”的一个必要途径。所谓“尽心”，即指把人的本性中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扩充到极致；所谓“知性”，即指对本性中的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有准确深刻的认识，并且付诸实践。“尽心”和“知性”二者关系密切，“尽心”是前提条件，只有做到“尽心”才有可能实现“知性”。
在孟子看来，只要在“寡欲”、“内省”、“养气”这三方面下功夫，就有可能实现“尽心知性”。“寡欲”要求淡泊物欲。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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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下》)他认为修养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办法的了。他认为人如果欲望少，即使善性有所缺失，也不会失去很多；人如果欲望很多，那么即使善性有所保存，保留的也不会很多。“内省”要求反求诸己。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他认为任何行为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都要反省自己。养气的目标是“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对“浩然之气”的解释是“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浩然之气，必须与义和道相匹配。否则，就显得软弱乏力。它是义在内心积累起来所产生的，不是偶然的正义行为而取得的。(同上)
简而言之，孟子心性之学的根本目的即是塑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理想人格，这对于蛆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性格塑造，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五、教育思想
在教育思想方面，孟子非常重视培养贤才，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尽心上》)作为人生最大的乐事。他认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滕文公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他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教育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特别强调学习过程中要有独立思考和见解。
孟子以培养具备“浩然之气”的大丈夫为己任。而“养气”又是基于先天的良知，所以孟子不以规范、成形的六艺、六经为具体教育内容，而是以天地间一切事物为“养气”的原料。他认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要求人们不被文献典籍束缚心灵，用敞开的胸怀来涵括天地间的万事万物。
孟子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就是“明人伦”，并且通过“明人伦”来服务于一定的政治。所谓“人伦”就是关于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对关系，孟子要求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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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孝悌之道的主要原因是想把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的基础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之上，这显然具有很强的道德至上主义。孟子希望通过理顺人伦关系来固定国家关系，使统治者以善教辅善政。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离娄上》)又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得民心则得民，得民则得天下，这是孟子的逻辑。孟子就是希望通过教育实现“明人伦”、“王天下”的目的。
由于人的善端“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此，教育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客观实际，而是人的主观差异。这种内发教育作用论强调：教育必须从“本心”做起。 就教育方法而言，如果说孔子倡言的是“启发式”，那么孟子主张的就是“存养式”。孟子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在人的心性中生来就有仁、义、礼、智四德之端，那么教育就应该保持并发展这一善性。人后来之所以会变得邪恶，是因为失去了原本存在的“良心”。要培养和扩充本性之善，首先要把失散的良心找回来。由此可见，保存“良心”和扩展“善端”，这一教育宗旨决定了孟子的教育方式是“存养式”的。
孟子学说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有许多精彩而丰富的内容，对儒家学说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奠基作用，它与孔子学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儒学思想发展的基础——“孔孟之道”，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
孟子的义利观：
《孟子》一书中“义”字共出现108次，有两种基本意思。 其一是合乎某种道或理谓之“义”。
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之诬民，充塞仁义也。”（《滕文公下》）
⑵“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离娄上》）
⑶“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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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道理、正理，共计10次。 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梁惠王上》）
⑵“贵贵尊贤，其义一也。”（《万章下》）
⑶“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常把“义”与“仁”、“礼”等字合成一词使用，谓之“仁义”、“礼义”等。（《孟子》一书“仁”字共出现157次，“义”字共出现108次，“仁义”一词共出现20次。）除“义”与“仁”、“礼”等合用外，孟子还常把“义”与“仁”、“礼”等道德范畴相提并论，以阐发他的仁义学说。如： 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 ⑵“夫义，路也；礼，门也。”（《万章下》） ⑶“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
⑷“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
⑸“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
⑹“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
孟子主要把“仁”看作是人心理上一种应有的“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的道德品性，它是人之居，人之安宅。这种道德品性也就是孟子所认为的人该去修养的道德德目。而“义”，孟子主要把它看作是人在生活中应遵循的，应内化于心的一种行为标准，一种道德规定，它是人路，人之正路。
《孟子》一书中“利”字共出现38次，有五种意思。 其一是指利益，共计24次。如：
⑴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 ⑵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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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尽心下》）
其二是有利于、利用的意思，共计8次。如： ⑴ “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上》） ⑵ “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尽心上》）
⑶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尽心上》） 其三是锐利或利害的意思，计4次。如：
⑴ “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公孙丑下》）
⑵ “恶利口，恐其乱信也。”（《尽心下》）
⑶ “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 其四是以……为利，计1次。如：
⑴ “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尽心上》）
其五是顺的意思，计1次。如：
⑴ “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离娄下》）
可见，“利”在孟子的思想学说中主要指实实在在的利益、好处，可以说相当于我们现在通常所使用的“利益”这一概念。尽管这种意义上的“利”并没有象“仁”和“义”那样，在孟子的思想学说中具有很高的范畴性地位，且对义与利关系的思考尚未提升到我们现在所具有的理论高度，但他在《孟子》一书中对利与仁义、利益与道德的关系的思考与论述，却是极其丰富的。
二、义利关系
孟子对义利关系一般原理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对利益与道德关系的一般原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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