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中指出，过去人们误解了物理学方法，不借得它是试错法，从而认为物理学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波普世界3”的理论，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波普否定物质因素在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否认经济的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根本缺陷。
三、生命哲学方法
和社会科学中的“培根式革命”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要求一切知识部门都向自然科学看齐，一切研究都必须应用自然科学的经验证实的方法，采取自然科学家的绝对客观主义的立场，这种研究方法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在16—17世纪，自然科学必须要挣脱经院哲学和神学的羁绊.而在实证主义统治下，社会科学也要求从自然科学那里取得独立的地位，正如柯林武德所说，20世纪哲学必须重新进行一次“培根式的革命”，来为社会科学奠定新的基础。于是，就产生了与实证主义对立的生命哲学思潮，如胡塞尔的现象学，阿·舒茨的现象主义社会学，生存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伽达默尔和利科尔的释义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这样一些思潮对20世纪社会科学方法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生命哲学思潮看来，社会科学方法同自然科学方法不完全一样，人文事实或历史事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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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料学事实那样是知觉中直接给予的，因而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如柯林武德所说:“对于历史学来说，所要发现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其中所表现的思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象事实是不同的，所以其目的或结论以及研究的过程也都有着根本的差别，社会科学的方法不是自然科学的那种客观的观察和解释，它必须深入生命内部来对生命的历程加以“体验，或“重演”，生命哲学反对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自然主义是可取的，但完全否定物质力量在社会中的作用，否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否认自然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意义，也是不可取的。
四、新康德主义社会科学方法
新康德主义要求确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平等地位，要把康德式的批判主义引伸到厉史科学领域之中。比如，文德尔班认为。不同的科学，如数学、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其对象都是特殊，其研究往往局限于现实或实在的某一确定的领域，而哲学却可以向一些不同学科提供关于整体的知识，并确定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他把哲学作为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的方法论。文德尔班的学生李凯尔特从两个方面说明了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
1.把科学方法或思维方式区分为个别化方法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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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化方法，借以反对康德的科学主义。
2.依据文德尔班提出的“普遍价值”概念，力图探求社会历史的普遍性。马克斯·韦伯同他的老师李凯尔特一样，一方面继承了自狄尔泰以来的反实证主义传统，另一方面，接受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某些影响，试图克服唯心主义学派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为社会学确立更客观的基础。韦伯强调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宏观的分析。他提出了“理解”是社会学的基本方法，社会观察者或研究者只有通过对行动者的观察或体验，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所谓理解，也就是尝试着去试想社会行动者所处的境况，让自己设身处地处于被研究者的行为处境之中，从而去想象行动者的行为选择。他还强调对社会历史现象要进行因果分析。韦伯坚持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但他认为，社会现实并不拥有一种真实的本质，想象用某种方式能捕获社会现实的“真实本质”是不切实际的。韦伯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从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五、系统方法
白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具有两个缺陷:其一是偏重于分门别类的分析方法，其二是追求与主体相分裂的纯粹客观方法。这些方法证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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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适合社会科学研究的。在本世纪20、30年代，特别是40年代成长起来的系统哲学和系统方法正是在批判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代社会科学的系统方法提出要从整体原则、结构功能原则、自组织原则来分析社会，当代社会科学中的系统研究的代表流派有:贝塔郎菲的一般系统论、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等等流派。贝塔郎菲曾经指出:如果“从掌握规律性的角度去理解科学”，即不是描述异常性而是整理现实并研究一般性，这样，“社会科学就是社会系统的科学，因此，必须运用一般系统论的方法。”
六、解释学方法
对“社会”的解释学方法的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解释学本体论的方法系列。对“社会”的解释学理解导源于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所创立的现代解释学。
施莱尔马赫第一次把解释学理论从哲学的角度系统化,将其研究的重心放在理解本身,而不是被理解的文本上,因此解释不再仅是一种方法,还有了认识论意义。
狄尔泰把解释学奉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 海德格尔则把解释学从方法论、认识论的领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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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本体论的领域,建立了一种本体论解释学；
伽达默尔进一步发挥了解释学“本体论”意义,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
当代的利科则通过把解释学、现象学与实用主义连接起来,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学解释学。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社会无疑是民族发展中自己构成的特殊的“理解”系统,它展现为各个民族极其复杂的生命系统、象征系统、隐喻系统、行为系统、交往系统、心理系统等等,它们以特殊的方式建构和再现着一个社会的具体样态。这种方法将历史事实看作是“文本”,这样一来,社会科学家也就从被动的收集资料、描述事实的方式中解脱出来,转化为从现实生活整体出发的对“文本”的解释,对意义和新的秩序的发现。可见,社会事实“意义”的揭示是一种历史运动,“意义”在它产生之初反而是潜在的,它显示并展现于不断扩大的社会运动过程中。这里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社会运动,完全“忠实”于社会事实却是一种不忠实;跳出这一事实,反而能更全面地揭示出它本身的“意义”。从这一方面看,社会解释学的方法引起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考察问题角度的转换,也就不足为怪了。
七、类型论方法
对“社会”类型论的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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