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与“建构主义”的方法系列。类型论的社会理解出于这样分析,即所有不同社会都有其共同的结构,并有其相似的发展道路。韦伯的“理念类型”和罗尔斯的“规范方法论”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
在韦伯看来,“理念类型”只是为研究而设定的,它并不现实存在,只是一种“乌托邦”,但它建构了一种理想的模式,为研究具体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和精神活动提供了一个参考的系统,从而可以使人们确定现实与理想的接近或偏离的程度。罗尔斯则从遮断现实信息的“无知之幕”以及消除交涉优势的“原初状态”的假设出发,试图通过反思性调整的程序(方法论的正当化程序)来为正义奠定普遍主义基础的立场。当然,面对自己提倡的程序性证明无法得出正义原则这样致命性的严峻事实时,他不得不反过来求助于“重叠性共识”,对社会契约论的合理性、经验性侧面进行自我修正。因而,类型论的方法系列十分近似于自然科学中的“理想实验”。所不同的是,理想实验是一种纯粹条件下的实验,只是在现实中无法把条件纯粹化,而社会科学的“理念类型”却永远无法实现,它只是一种比较、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但是,“理念类型”方法也起到一种导向作用,即用“应是”来矫正“所是”。
八、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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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方法的提出者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科学观提出了激烈批判,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非常片面的“残缺不全的概念”,它只关注对纯客观事实的研究,忽视了主体价值问题。他提出了现象学这一新哲学方法,目的是通过强调对生活世界“主体”的分析,树立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科学观。胡塞尔的“现象学运动”对哲学和社会科学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之后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论等理论观点的出现就是突出表现。许茨在综合韦伯和胡塞尔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其现象社会学观点。他在肯定了对意义、生活世界和常识世界研究的同时,特别强调对常识实在的研究,主张用经验方法去考察“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这一重要社会实在。他通过“主体间性”的创造与维持概念,提出我们的生活世界是常识的潜在的典型化( typifica-tion)。他认为生活世界的典型化是建立在主观意义基础上的,分为初级建构( first-order constructs)
和
次
级
建
构
(second-order
constructs)。
总体来说,现象学和解释学观点与实证主义方法论有根本的不同。首先,他们主张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有明显的不同,表现在研究对象和目的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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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特别重视理解方法。其次,重视对社会行动及其意义的研究,重视价值问题,倡导特定的分析视角。第三,以个体主义方法论为特征。从韦伯到许茨,他们都是唯名论者,关注对行为个体的研究。第四,倡导定性研究方法,而不是定量研究方法,如实地研究法、人类学的“深描(think description)法等”。
九、批判理论
批判理论又称“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他们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故又属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其中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多产、最有影响的人物。批判理论家关注的重点是对意识形态或社会文化的批判。他们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批判反对“唯科学主义”观点,批判实证主义的工具性单向思维,主张科学技术也是“意识形态”,反对实证主义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观点;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批判理论对社会的批判,是具体的否定而非全盘否定。尽管这个学派后来出现了分化,但他们都还保持了批判理论的基本趋向,即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解决“是什么”( to be ),而是解决“应该是什么”(should be)。
十、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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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主张科学知识跟其他知识形态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们认为科学知识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必然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其观点可以概括为:第一,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理性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观;第二,采取相对主义认识论的立场,强调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弱决定的,并且削弱甚至完全否定经验世界在限定科学知识被看成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并被看成是受社会变量影响的。科学家在解释他们占有的材料时,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甚至受到他们的利益的直接的影响。科学家所得出的发现事实上是社会协商的结果,因而普遍的科学方法只不过是一种思想。建构主义观点不但用于说明科学成果是社会建构起来的,而且更强调一切社会知识与实在都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目前,建构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它涉及到不同学科、源于不同流派的各种社会研究,如科学知识社会学、常人方法论、科学修辞研究、符号人类学、女性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等。
十一、后现代主义方法
自19世纪末以来,现代西方人文思潮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后现代主义思潮总的来说就是对这种批判的继承和激进化,它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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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终极信念,传达和启示出来的乃是传统本体论的“消解”、“危机”以及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终结。后现代主义思维契合了时代脉搏,为信息时代下的社会科学方法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用后现代的话语来说,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也就是对各种“中心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基础主义”、“宏大叙事”、“人道主义”的彻底瓦解与解构,以及对形形色色关于“理性”、“进步”、“连续性”、“确定性”、唯一性、“正义”、“良心”等概念的不信认。哲学的终结也就是哲学走向了相对主义时代,各种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针锋相对的思维模式粉墨登场,如对“碎片性”、“模糊性”、“偶然性”、“不确定性”、“不可捉摸性”、“不可化约性”、“不可言说性”以及对“当下性”、“异质性”和“差异性”的热衷与张扬。当然,后现代主义所谓“哲学的消亡”,当然不是哲学的消失或不再思考,而是哲学的时代主题和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
从以上对西方社科学方法的追述,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对社会的理解并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而其四种社会模式本质上只是对“社会”不同角度的透视而已。随着人们对社会的认识越来越深化,与此相应,社会科学的方法系列也越来越多样化。社会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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