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避丹朱于南河之南”的历史真相
周戊丁
2014年第一期的《襄汾文史》载有署名张平义的一篇短文《舜避丹朱在古城》，文章以为山西襄汾的古城镇政府所在地就是历史上舜避丹朱时的都城，作者非常肯定的断言“史书上明明写着舜避丹朱于南河之南，指的就是古城镇”。对于这一新的考证发现很是让人觉得新颖，在这篇800字的文章中，有多处的考证非常含糊，笔者读后觉得论者行文过于随意，特挑检几处以论之：
其一，张文说尧舜时期属于传说历史阶段，既然是传说，那就肯定不是历史的真实，即不是信史，可是张文最后得出的南河之南的古城是舜的都城却是“历史史实”。那么舜避丹朱是传说还是信史，此其一也；其二，既然先说了尧舜政权的更替有“禅让”和“舜逼尧”，接着又说史学家对于“舜避丹朱于南河之南”的说法没有异议，试想传说已经有了禅让和逼宫的不同说法了，怎么还说没有异议？再者，舜避丹朱是在禅让的前提下才发生的礼让行为，而逼宫囚尧都已经政变成功了，血腥的政治暴动和残酷的犯上兵变后，还会有对被政变者子孙的仁礼避让吗？此其二也。其三，张文在已经难以自圆其说的时候，仍然指责历史上史学家对于南河地望的误解。认为把南河认定到晋陕豫交汇处的黄河是说不通的，理由是此处的南河之南已经越出唐国之界，“远离了诸侯朝见的中国”，加上大禹尚未治理九州，交通不便，百姓找舜诉讼距离太远。先把南河之南是不是在黄河以南放下不说，只说越出唐国之界。按史记说述，舜避丹朱是不愿意接受尧的禅让，要把部落统帅权礼让给尧的儿子丹朱的，如果真心礼让丹朱舜就应该躲避到很远的地方，最好是离开尧所在的唐国才是真实的可能，怎么越出唐国之界反而说不通了。舜不离开诸侯朝见的中国又怎能说明自己礼让的真诚？还有大禹治理九州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大禹治水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舜避让到很远的南河之南之时并未接受尧的禅让，也就是说舜还没有开始执政，即《五帝本纪》“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之位”一事还没有发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百姓有什么理由去找舜来处理部落大事和诉讼纷争？
以上是张文的否定考证，下面说说张文的肯定考证。
张文最大胆的论证就是大禹治水前“龙门未开，吕梁未发，”不知其话从何说起，来自何处，张文未做交代，我们不得而知。关键是张文认为其时黄河洪水从吉县孟门山向东溢出，经乡宁、出豁都峪，从古城北边注入汾河。另一股从洪洞临汾流出，成为穿越尧都平阳南北的两条黄河古道。“所以便把流经古城的河叫南河，把流经洪洞的河称为北河。”如果说张文此前的论证还可以商榷的话，那么这里的想当然的臆测就让人难以相信了。
在中国地质史上，山西省的构造格架形成于中生代。李四光先生在1939年提出来的吕梁运动即是古元古代与中元古代的地壳运动。吕梁运动时的造山运动形成了今天山西西部的吕梁山、北部的五台山、东部的太行山、中部的太岳山和南部的中条山的。形成时间距今在18.5亿年左右，是山西早期寒武纪构造最为重要的一期构造。也就是说今天山西的地质地貌形成时间距离今天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时期。在西部吕梁山南段的姑射山，在这些形成于近20亿年前的古老的山岳上有几条由东向西注入黄河的河流，它们是大宁的昕水河（沿途容纳了东川河、千家峪河、朱家峪河、北沟河、峪沟河）、乡宁的鄂河（发源于乡宁管头镇蒿地沟，收纳18条支流）、吉县的卅川河（容纳清水河等河流）。这些河流的源头地方都在姑射山的几座海拔较高的山上，它们是吉县的高祖山，海拔1512米，人祖山，海拔1742米，富家上，海拔1503米。姑射山的这几座山峰成了汾河和黄河的分水岭，向东没有河流只有泄洪的山峪，临汾以南有尉村的三官峪，发源于管头镇甘草山东麓，由西向东出尉村灌溉附近农田，全长仅10公里、侯村的豁都峪，发源于乡宁县双鹤乡周家沟向东出侯村，全长12公里。临汾以北有发源于洪洞山头乡杨家崾的高池河，注入七一渠，发源于洪洞左木乡金山沟的三交河，同样注入七一渠。
细想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距今大约是四千多年，流传的禅让说如果真实也应在这个时间区域内。可是吕梁山的地质年龄久远的让人难以想象，相信熟悉临汾地貌和文物古迹的同好有这样的印象：临汾姑射山仙洞沟前的深沟石壁上流水冲刷的印痕证明仙洞沟的地质年代在12万年以上，襄汾龙树峪山门的沟壑冲刷时间也在10万年左右，黄河壶口禹门渡的禹门石和壶口的口深也在10万年以上。这些沟壑的形成尚且需要如此之多的时间，那么吕梁山系的形成时间过于久远就容易接受了。至此已经证明张文所引的大禹治水之时“龙门未开，吕梁未发”的
十足虚妄。再者孟门山也不是一座山，而是黄河壶口龙槽以南的河心两座小岛，当地百姓称之为大小孟门山。可见张文以为上古大禹治水前黄河之水从孟门山东溢穿过吕梁山系南翼的姑射山，从襄汾的侯村豁都峪出山注入汾河，是缺乏地质构造史的支撑的。而在此基础上认为古城在豁都峪出山后的涧滩之南，就是黄河东溢姑射山后的南河之南，然后和传说中的舜避丹朱于南河之南相联系，得出襄汾的古城就是舜避丹朱的地方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了。
张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论证的时候不说引用资料出自何处何人，让读者不知从哪里来印证其论证的可靠性。如“人们以为”、“史书说”、“有文章指出”、“据史载”－等。不过从张文看很可能是引用了《史记 五帝本纪》。我们已经知道张文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史记 五帝本纪》中关于尧的禅让和舜避丹朱的记载能不能站住脚也很令人怀疑的。文献中最早记载舜避丹朱的是战国中期的《孟子 万章》：
万章“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在孟子之前的《论语 尧曰》中有：
“咨，尔舜！天子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哦，舜呀，依次登位的天命已经降临到你的身上了，一定要忠诚不二的执行中庸，如果你让天下的百姓受了穷困苦难，那么上天赐给你的禄位就会消失的。）
这才应该是最早记载尧舜禅让的文献，上文引用的《孟子 万章》一段话应该是从《论语 尧曰》中衍化而来的。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把儒家文化捧为道德和专制的圭臬，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时代，都是统一在儒家的文化之下的。在春秋孔子之前是没有关于尧舜的任何记载的，夏朝目前还没有出土文物证明有文字出现。商朝也只是在晚期出现了甲骨文，但甲骨文只是记录商王朝自己的简略历史。不必说上古的尧舜禹，就连与之相距不远的前朝夏王朝也没有只字记录。目前能
够证明上古传说中历史人物真实存在的只有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豳公盨铭文上的“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意思是上天命令大禹部署和规划天下的土地，根据山势的变化来疏浚河川。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这个铭器上的金文具有很大的文献记录的性质，即它还不是夏代的直接记录而是西周时期对上古传说的记录。这样孔子论语中的关于尧舜禹的言论也可能是孔子根据传闻而转述给他的学生的。因为尧舜的传说如果全是假的，都是后人子虚乌有的杜撰和捏造，那么孔子是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学生面前讲的。可是如果尧舜真是厥功其伟、勋德盖世的话，那么孔子之前的本身就是民风民情和历史存留的《诗经》也不会只字不提的。
唯一的可能便是尧舜的丰功伟绩都是儒家为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把传说中的人物无限夸大，像易中天说的那样是“儒家战战兢兢的请出传说的亡灵，托古改制，借尸还魂”了。
孔子夸大尧舜的功德，渲染禅让的神话，目的是要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代倡导他的仁政理想，扩大他的以礼乐治天下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后人都很清楚，也难怪战国的亚圣孟轲先生在其《孟子》中不仅对传说中的尧舜禹偏爱有加，而且把尧舜禹的传说故事化、文学化。并在尧舜的前边加上了“帝”的称谓，把尧舜的禅让故事描写的有声有色，呈现一派天荐贤能、君臣礼让的大同祥和气象。这就直接催生了其后的《尧典》中的一班名人齐聚舜廷踉踉济济、相揖相让的动人情景，表现了一个上古社会极其诱人的黄金时代的灿烂绚丽景象。笔者想后世对尧舜的无限崇拜和敬仰多半是由《尧典》这一篇的蛊惑而致的。如果读者细心的话一看到《尧典》的第一句“曰若稽古”便可知《尧典》也是承认自己的记载来源于传说的，只是《尧典》把传说更加的具体美化而已。
尧舜禅让的故事非常的可疑，它应是儒家仁政和墨家尚贤理想的委托。孟子非常的聪明，说尧舜禹禅让是天让禅让，尧舜禹才禅让的，等到禹的儿子启不是禅让接班而是世袭登基时说是天让传子的。（见《孟子 万章上》：万章曰：“人有言，
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
看到这里就知道孟子说的尧舜禹的故事都是由着他自己任意发挥和随性渲染的。甭说我们后人，其实战国时的韩非就已经开始公开反对禅让制了。他认为禅让制
纯属于儒墨两家的凭空杜撰，历史的真实是“舜囚尧，禹逼舜”的。当然我们质疑禅让制，未必就是相信韩非的篡位夺权说是真的。
所以说禅让制不是儒家的仁政礼让，也不是墨家的尚贤推能，还不是道家吹嘘的无为而治和崇尚自由、追求快乐。看看阪泉之战、看看涿鹿之战，再看看尧的杀伐和舜的征战，到处充斥的血腥和杀戮，无时不有的惩处让人不免心惊胆寒、惴惴惧焉的，上古社会的祥和昌隆，自由快乐和贤明政治只能是儒教的乌托邦了。
那么到了西汉的司马迁笔下，尧舜禅让的故事演化成什么了呢？我们试看《史记 五帝本纪》：
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这段话的大意是：帝尧，就是放勋。他仁德如天，智慧如神。接近他，就像太阳一样温暖人心；仰望他，就像云彩一般覆润大地。他富有却不骄傲，尊贵却不放纵。他戴的是黄色的帽子，穿的是黑色衣裳，朱红色的车子驾着白马。他能尊敬有善德的人，使同族九代相亲相爱。同族的人既已和睦，又去考察百官。百官政绩昭著，各方诸侯邦国都能和睦相处。
我们看到尧乘彤车御驾，衣着华丽服饰，身上洋溢着圣人仁德的光辉和无上的智慧，如同日月云雨一样把他的祥光和甘霖都播撒给天下的万民。既富且贵的尧能够平易近人亲和百姓，既能亲睦九族又能便章百姓，还能合和万国。在司马迁的笔下，尧已经不是上古部落联盟的领袖，而是一个君临天下，治国有方且大有作为、受万民爱戴的圣明帝王了。传说中的尧尚处于新石器时代，也就是我们文明初始时期，我们对这一段历史其实是非常朦胧和模糊的，亏了司马迁的如椽巨笔我们才得以窥见上古世界的大同祥和。
当我们明白史记在第一篇就已经开始用丰富的想象和文学的手段来构思远古社会的昌盛昊明时，其他的历史故事的绘声绘色和人物的栩栩如生就好理解了。
再看一段：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