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精神”发展上一个主要的时期，加之印度人并非能够有所行动的“个体”，印度文化的分布只是一种无声无息的扩张，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的行动。印度人民从来没有向外去征服别人而是自己常常为人家所征服。概而言之，“亚细亚帝国屈从于欧洲人便是其必然的命运”。1紧跟黑格尔论调的是琼斯、穆勒、沃德、马克思等人，他们笔下“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的东方世界，充塞着浓烈的“东方主义”色彩。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发生了剧烈变化，多数原殖民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斗争之后获得了独立，但是他们后来发现自己并没有最终摆脱殖民统治。西方国家，特别是前殖民统治国家，继续以种种方式对独立的国家进行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出版。萨义德指出，西方世界对东方人民和文化有一种微妙却非常持久的偏见，并决意以人文主义批评去开拓斗争领域，引入一种长期而连续的思考和分析，以期打破这一偏见，为东方正名。2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话语体系，通过对东方和东方人进行整体化、类型化、本质化和符码化，形成关于东方的集体观念、专业权威、话语体系和社会体制。其实它是一种想象视野和过滤框架，是对东方的“妖魔化”和“东方化”，是西方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和意识形态。3以《东方主义》的出版和对该书的讨论为契机，学术界出现了东方研究的热潮。
带有浓厚孤立倾向的古典主义和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东方主义的合流，也曾在在西方学术领域引起质疑。19世纪的几大重要发现，4使得西方部分研究者找到了克服古典主义和东方主义话语体系内在缺陷的重要工具，得以重新认识“东方”以及东方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东方化—东方化时代—东方化革命”这一话语体系正是这种重新认识过程的具体体现之一。这种重新认识自19世纪末开始，在20世纪晚期的后殖民主义时期由涓涓细流成为学术潮流，反映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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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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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preface, xviii. Ibid, p. 3.
伯克特认为这些发现一是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破译让近东文明和埃及文明重新浮现，二
是迈锡尼文明的发掘，三是对古风时期希腊艺术发展中东方化阶段的确认。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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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我反思与自发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化革命的提出具有合理的、积极的意义。伯克特是这一倾向在当代的代表人物，他的《东方化革命》，目的就是正本清源，抛弃传统观念：“窃望拙著能充当一名打破藩篱的使者，将古典学家的注意力引导到他们一直太少关注的领域，并使这些研究领域更易接近，甚至非专业人士也能理解。或许它也能激励东方学者（他们几乎同古典学家一样有孤立的倾向）继续保持或重新恢复与相邻研究领域的联系。”1
然而，澄清希腊与东方的联系程度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黄洋教授正确指出，希腊和东方世界的联系仍然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研究领域，更为充分的研究极有可能进一步修正我们对于早期希腊历史的认识，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艰深的研究领域，不仅需要掌握古代希腊文献，而且还要有比较语文学的训练，掌握古代西亚和埃及的文献以及多种语言之余，也要对考古材料有着充分的了解，目前只有少数学者有条件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 虽然他的告诫对象是中国学者，但是笔者认为，这也同样适用于西方学者，适用于所有正在或者将要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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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bid,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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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第191—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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