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1.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兴起 兴中会的革命宣传和《中国日报》的创办
甲午战败、戊戌政变使人们更加看清了清王朝的腐朽本质，也宣告了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为了救国救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了以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为目的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创办了许多报刊，从事革命宣传，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孙中山（1866～1924），广东中山人，童年随母亲去檀香山、香港等地，曾在当地学校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较早地认识了封建制度对中国的危害，萌发了推翻清廷。创建民国的宏愿。1893年在澳门他与葡萄牙友人飞南弟合作创办了《镜海丛报》，用中。葡两种文字出版，进行反清革命宣传活动。1894年 11月他在檀香山发动创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同时利用当地的华侨报刊展开革命宣传。以后他们又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宣传，如演讲、游说、印发具有反清思想的小册子（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还翻译出版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尽管他们十分努力，可是效果并不理想。就在这时，有几件事更促使和激发孙中山决心办报：
一是伦敦蒙难。1895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被迫逃亡国外，1896年9月30日他刚从美国来到英国伦敦，10月11日就被清王朝驻英使馆欺骗逮捕并准备杀害。他的英国老师康德黎等人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济于事，后来伦敦《地球报》首发了“中国革命家孙逸仙在伦敦被诱捕” 的特大新闻，接着伦敦各报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英国人民示威游行包围使馆，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使馆只好释放了被囚禁12天的孙中山。孙中山接着又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揭露清王朝和清政府驻英使馆，英国报刊又作连续报道，这些消息很快传播到欧美许多国家，本来不知道孙中山、不知道中国革命的许多人，一下全知道了。孙中山感到报刊在宣传革命的效果远远超过了以往其他宣传手段。
二是保皇派报刊的失败。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牺牲，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同情康梁的遭遇，希望他们能从血的教训中猛醒从而转向革命，孙中山还想把两派联合起来壮大革命力量，谁知康梁坚决保皇，根本就不予理睬，恰恰就在这时，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办起了《清议报》，这张报纸美化光绪皇帝，维护封建制度，使许多海外华侨受到蒙蔽。这对孙中山震动很大，这也使他下决心创办报刊宣传革命并同保皇派报刊进行斗争。 此外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派的情绪需要鼓动，从而积蓄力量为以后的斗争作准备。这些都促使了革命派的《中国日报》的诞生。
《中国日报》是兴中会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也是中国最早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报纸，1900年1月5日在香港创刊。孙中山选择香港作为办报的基地，是因为它靠近华南起义地区，又为清廷势力所不及。筹集经费，采购设备，选定人员，孙中山都亲自出马，报刊名称也是他确定的，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 之意。由于港英当局一时不准孙中山人境，他便委托自己得力的助手陈少白去香港办报。
陈少白（186～1934）原名闻韶，号夔石，广东新会人，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的同学和密友，出身乡绅家庭，有较好的国学根底，擅长文学书画，有“才子” 之称，后成为兴中会主要领导成员，早期兴中会的文告多由他来执笔，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向孙中山建议到香港创办报馆，鼓吹革命。1899年冬他奉孙中山之命去香港筹办《中国日报》，创刊后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在主持该报工作七年里，他发表了许多文章、诗词和漫画。他是兴中会的重要报刊宣传家。1905年同盟会成立，他任香港分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外交司长，孙中山总统府顾问，以后脱离政界，兴办实业。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回故乡广东新会，担任该县外海乡乡长，除搞家乡建设外，还创办了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我国最早的乡报《外海杂志》，1934年病逝于北京。 《中国日报》的早期宣传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揭露和声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罪行，宣传反清和反对封建制度。（二）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介绍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赞美民主共和，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主自由。（三）报道革命党人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对1900年惠州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1902年章太炎在东京发起的“支那亡国242年纪念会”都作了报道，还宣传声援义和团反帝反侵略的行动。（四）宣传反帝救亡，谴责八国联军侵华、茶毒京津的罪行，在1903年拒俄运动中较系统地揭露了沙俄侵华的野心，号召人民起来救国。（五）批判资产阶级保皇派，1902年革命党人发动的第二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保皇派报纸《岭海报》趁机诬蔑，《中国日报》坚决
驳斥，论战月余。
《中国日报》仿日本报纸采用短行排印，这对传统的竖行长行版式来说实为一项业务革新。《中国日报》在出版日报的同时还出旬刊《中国旬报》，主要发表译文和长篇论文，还发表文艺作品。它的“杂俎”专栏移人日报后改名《鼓吹录》，是中国最早的文艺副刊之一。
《中国日报》不仅是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阵地，也是他们的重要活动据点，多次武装起义的策划、组织、联络工作，都是在报馆内进行的，这种既是舆论机关又是联络机关的组织形式，后为多家革命派的报馆所继承。辛亥革命后，《中国日报》迁到广州出版，1913年8月被袁世凯的广东代理人龙济光查封，共出版了13年零8个月。
早期留日学生的革命宣传活动
19世纪60～7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国家很快富强，一时我国许多留日学生也想让中国走日本的路于，但是他们在日本接触到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后，思想逐渐由改良转向革命，这样在日本也出现了倾向革命的报刊。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刊物是 1900年11月在横滨出版的《开智录》，它由郑贯公、冯自由、冯斯奕创办，郑贯公主编，主要撰稿人有秦力山、蔡锷等，他们都是梁启超的学生，特别是郑贯公深得梁启超的信任，梁让他兼任保皇派《清议报》的助理编辑。《开智录》以“开通民智”为宗旨，印刷。发行要依附《清议报》，内容也和《清议报》相似，初为油印，后接受孙中山的资助改为铅印。但郑贯公、冯自由、冯斯栾三人分别以“自立、自由。自强”（人称“三自”）的笔名发表文章，“倡自由之言论，申独立之民权”，赞扬义和团，谴责帝国主义和倡言排满革命，不久《开智录》的革命倾向被保皇派发觉，《开智录》被迫停刊，郑贯公被《清议报》解职后由孙中山介绍去香港、成了《中国日报》的记者。
略迟于《开智录》出版的是《译书汇编》，1900年12月在东京创刊，它是由我国第一个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 的部分成员创办的，这些人有戢元丞、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他们已逐渐对改良派有了认识，主张推翻清廷进行革命，创办《译书汇编》是“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该刊曾发表孟德斯鸠的《万法公理》、斯宾塞的《政治哲学》、卢梭的 抵约论》等，1903年改为《政法学报》，1904年停刊。虽然该刊没有提出民主革命的激烈主张，在政治上与改良派界限也不是十分明确，但它刊登的译著却为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它已呈现出向革命报刊转化的倾向。
《国民报》革命倾向较为明显，它是1902年5月由秦力山、沈翔云、戢元丞、王宠惠等人在东京创办的，秦力山任总编辑。1900年在湘鄂赣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唐才常被害，秦力山等人逃亡日本，血的教训使他们对保皇党深恶痛绝，于是便以这份杂志为武器，揭露康梁，鼓吹革命。秦力山、杨廷栋、雷奋等人的文章猛烈地抨击了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并提出暴力推翻清王朝统治的主张。特别是第4期上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对梁启超的“保皇扶满” 言论进行了系统的批驳，这是革命派从正面批驳保皇派的第一篇文章，说明《国民报》已和保皇派划清了界限。该报的出版曾经得到孙中山的支持，但只出了4期，就因经费困难而停刊。
《湖北学生界》是1903年1月由湖北学生会在东京创办的，半月刊，由刘成愚、蓝天蔚等人编辑，以“输人东西之学说，唤起民国之精神” 为宗旨，大力报道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表现出极大的反帝爱国热情。从第5期起改名《汉声》，反满情绪日益高涨，曾发表岳飞、文天祥、夏完淳等人的爱国诗词。1903年9月停刊。
《浙江潮》是1903年2月在东京由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创办的，孙翼中主编，参加编辑的有蒋方震、许寿裳等人，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就发表在此刊上。《浙江潮》注重揭露清王朝的腐败和列强的侵华罪行，明确地提出了革命主张，销量达5000份，为留日学生刊物的发行之冠。
《江苏》是1903年4月江苏留日学生同乡会在东京创办的，月刊，主编是秦毓鎏，参加编辑工作的有丁文江、陈去病等人。秦毓鎏是激进的革命派党人，第3期的《江苏》他就不用光绪年号而改为黄帝纪元。该刊宣传陈涉、郑成功、史可法等人的事迹，还发表孙中山的论文《支那保全分割合论》，积极鼓吹革命和民主共和。 除了报刊以外，留日学生还印发了一批革命宣传的小册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特别是《革命军》被当时的《苏报》称为革命的教科书。
沪杭地区的革命报刊和“苏报案”
1903年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又有所发展，一些留日学生骨干回到国内，冲破清王朝的阻挠在沪杭一带创办了革命报刊，与香港《中国日报》及日本的留日学生报刊相呼应。 革命派在上海出版的第一个报刊是《大陆》，1902年12月创刊，创办人是戢元丞，主要撰稿人有秦力山。杨廷栋、雷奋、陈冷等，他们差不多都参加过东京《国民报》的工作，他们是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回国办报倡言革命的。《大陆》的《发刊辞》说：“大陆云者，盖深有痛于大陆之事，而特为大声疾呼，以党我大陆也。” 该刊以政论为主，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考虑国内政治环境，语言迂回曲折，版面灵活多变，因此在文禁森严情况下，能坚持出版3年。
上海的革命报刊还有《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创刊，在《苏报》被封后一个月出版，是在谢晓石的资助下，由章士别。陈独秀等人创办的，仍由章士钊主编。但该报在宣传上吸取《苏报》的“爆炸性之一击”的教训，注意斗争策略，社址选在租界，用外国人的名字在英国领事馆注册，使清廷不便于涉。它坚持革命主张，批判改良保皇。特别是在“苏报案”的审讯过程中，对章太炎、邹容大力声援，对“沈荩案”也详加报道，曾风行一时。它的出版使两江总督魏光焘坐立不安，他发布禁阅命令并令人满街张贴，结果反使该报销量大增。可惜该报因内部意见分歧于1903年12月3日停刊。
1904年2月革命派又在上海创办了《警钟日报》，蔡元培、汪允宗先后担任主编。1903年10月沙俄出兵占领沈阳，蔡元培在上海组织“对俄同志会”，12月出版期刊《俄事警闻》，鼓吹反帝抗战。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境内爆发，俄国战败，日本企图取而代之。该报认为日俄战争，我国应有对付两个强盗的办法，故把报名《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警钟日报》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它先后揭露抨击俄、日、德。法、英等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也鞭挞过清王朝的腐败无能，1905年3月揭露德国企图侵占山东半岛的阴谋，德国领事和上海道联手查封了该报 在这一时期，为了通俗地宣传革命主张，革命派还创办了一些白话报刊，其中主要的有《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和《安徽俗话报》等。
《中国白话报》是1903年12月在上海创刊的，由林白水创办和主编，初为月刊，后为旬刊。该报主要是办给那些“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的小孩子阿哥姑娘们” 看。的，宣称“巴不得我这本白话报变成一枚炸弹，把全国的种种腐败
社会炸裂了才好”。该刊曾发表过《郑成功传》、《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作品，也曾采用多种形式向读者介绍沙俄侵华的野心和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在宣传上它与《中国日报》、《警钟日报》互相配合，是辛亥革命时期影响最大的白话报刊。
《杭州白话报》创刊于1901年6月，创办人是项藻馨，初为旬刊，后为周刊、三日刊，最后为日报。开始它深受改良思想的影响，1903年在孙翼中主持下，开始倾向革命，攻击清廷媚外，呼吁救亡。该报出版到1910年2月停刊，是辛亥革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白话报刊。
《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在芜湖创刊，陈独秀主编，读者对。象是“教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 以及“女人孩子们”。办报目的“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因此该报一创刊就疾呼救亡，它告诉大家列强要瓜分中国了，人人都要保卫国家，呼吁从外国人手里收回经济权利，发展自己的工商业，还提倡练兵习武，普及国民教育，批判陈规陋习，宣传科学知识。由于内容新颖，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因此很受读者欢迎，发行量曾达3000份。后因触犯洋人和陈独秀出走，1905年9月该报出到22期就停刊了。
沪杭地区的革命派报刊很多，也各具特色，但影响最大的要数《苏报》，由它的“爆炸性之一击” 引发的“苏报案”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
《苏报》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胡漳主持的阶段（1896～1900）。《苏报》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是胡璋。他以他的日本妻子生驹悦的名字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打着日商的招牌出版发行，与日本军国主义组织黑龙会关系密切。该报内容大多是市井琐事和作奸犯科的社会新闻，曾因刊登黄色新闻和敲诈勒索之事被人控告，声誉不佳，销售困难，不得不在1900年出售给陈范。第二阶段即陈范阶段（190～1902）。陈范字梦坡，江苏常州人，1891年任江西铅山知县，后因处理教案引起朝廷不满，打击地方邪恶势力也受诬告，1895年被革职，1898年移居上海，因“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于是买下《苏报》，宣传改良和保皇。第三阶段是陈范、章士创阶段（1902～1903）。此时学生运动兴起，革命声浪日高。为适应形势需要，1902年4月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不久又创
办爱国学社，让许多革命青年聚集在这里学习。陈范同他们接触后思想开始转变，《苏报》也由同情保皇转变为支持革命，从爱国学社成立之日起，陈范就与他们订约，每天由学社师生为《苏报》写一篇论说稿，陈范每月资助学社100块大洋，这样《苏报》就逐渐成了爱国学社的言论机关。
1903年5月27日，陈范聘请爱国学社才华出众的学生章士宇IJ担任《苏报》主笔，并恳切地对他说：“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章士别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少时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和南京陆师学堂，1903年在反清学潮中退学来沪就读于爱国学社，他担任主笔后，《苏报》增设“学界风潮” 和“舆论商榷”两个专栏，用来报道学生运动和大造革命舆论，从6月正日起连续发表一系列具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文章，从而引发了“苏报案”。 “苏报案”与苏报宣传邹容的《革命军》密切相关，直接导火索是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的发表。1903年4月刚从日本回国的青年革命家邹容写了一本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力主推翻清朝统治，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共和国。他在自序中满怀激情和自信地写道：“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该书出版后，《苏报》立即大力宣传，除发表了邹容的自序外，还发表了章士创的《介绍＜革命军＞》、章太炎的《序革命军》和邹容、章太炎、柳亚子、蔡元培合写的《驳＜革命驳议>》，以及读者撰写的《读＜革命军＞》等多篇文章。
对于《苏报》的革命宣传，清廷极为不满，但因为该报地处租界，那里不按中国法律办事，清王朝一时还不能直接迫害《苏报》的那些革命宣传家。这时，章士钊又对清王朝作了“爆炸性之一击”。1903年6月29日，《苏报》以显著地位刊登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文中论述了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驳了康有为的“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 的谬论，还以轻蔑的口吻直呼光绪皇帝为“载?小丑”。骂皇帝在当时就是犯了滔天大罪，这为清政府提供了直接迫害的借口，于是蓄谋已久的清政府遂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当天就出动警探去苏报馆和爱国学社捕人，章士钊等人闻风走避，章太炎被捕，邹容自动投案。当时站在清王朝一边的《新闻报》老板福开森派记者到狱中劝降，遭到章太炎的痛斥：“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恬恬可也。”7月6日，在《苏报》上，章士钊以《章炳麟狱中答新闻记者书》为题把此事公布出来。清廷惊呼《苏报》“捍谬横肆，为患非小”，串通租界当局于7月7日查封《苏报》，还通过福开森与租界当局交涉，不惜以出卖沪宁铁路筑路权为交换条件要求将章、邹引渡到南京由清廷审判。考虑到“领事裁判权”和租界的“治外法权”以及中外报刊舆论的反对，租界当局没有同意，7月15日，一场以清政府为原告、章、邹为被告的特殊审讯便在英租界“会审公廨”法庭开始了。在审讯初期，清王朝要求判章、邹死刑，未被接受。1903年12月中旬，法庭判处章、邹永远监禁，又遭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1904年5月对日重新开庭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二年，《苏报》永远停刊，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
章、邹在狱中相互鼓励，坚持斗争，审判时他们慷慨陈词，审判后在押回牢房的路上，章太炎口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 的诗句，斗志昂扬，法庭内外都变成了他们宣传革命的讲坛，再加上中外新闻传媒不断地报道，更加扩大了革命的影响。“苏报案” 使本来不知道革命，不知道章、邹和《苏报》的人一下子都知道了，清王朝炮制的这场新的“文字狱”，如抽刀断水，事与愿违。《苏报》虽被查封，一个月后，即 8月 7日章士创又在原班人马的基础上，办起了《国民日日报》，内容和形式都继承了《苏报》的传统，人称“《苏报》第二”。
1905年5月邹容在狱中被迫害致死，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同盟会专门派人把他接到东京，任《民报》主编。
戊戌政变后改良派的报刊
《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发展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海外，但仍坚持办报宣传保皇，1899年7月他们还在加拿大组建了保救大清国
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康、梁办的许多报刊都成了它的机关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日本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
《清议报》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刊，梁启超主编，编辑有麦孟华、欧榘甲等。这是康、梁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后来成为保皇会的第一个机关报，它是以时事评论为主的旬刊，该报《改定章程》规定：“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所谓主持清议就是抨击“逆后贼臣” 慈禧、荣禄把持朝政，拥护“明君圣主”光绪复位；所谓“开发民智”，
就是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科学知识，以此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励国耻”。在此期间，梁启超频繁地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接触，在思想上受其影响，因而在《清议报》上梁启超、欧榘甲发表了一些主张民权、自由和论述破坏、革命的文章，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然而思想保守的麦孟华却向康有为告密，康有为大怒，下令在保皇会的报刊上今后不准再出现“革命”、“自由”、“民权”、“独立” 等字样，并将梁启超、欧榘甲分别调任檀香山、旧金山去进行保皇活动。1901年12月ZI日，当《清议报》刚出满100期后，报馆发生一场大火，损失惨重，被迫停刊。
但是梁启超没有灰心，在旅日华侨的大力支持下，1902年2月8日又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这是仿效西方大型综合性杂志创办的一份半月刊，主编仍是梁启超，编辑有蒋智由、马君武。麦孟华等。梁启超宣称要把《新民丛报》办成“中国报界前所未有足与东西各报相颉颃” 的报刊。的确，该报一创刊就以崭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封面是一幅彩色的中国地图，要读者关心国家，希望改变人们“知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的观念。有的封面在地图上方还绘有雄狮，象征中国将像猛狮一样崛起于世界。内容分设25个栏目，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包括在内，内容之丰富，编辑之严谨，印刷之精美，确实是中国报界前所未有的。
《新民丛报》的宗旨是“开民智”、“造新民”。它的命名取义于《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这就是说《新民丛报》要从理论上启发国民进行教育，使国民日新又新，以期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梁启超曾用“中国之新民” 的笔名在该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新民说》，中心思想是中国积弱被欺的根本原因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而是由于国民素质低下，既无“公德”又无“私德”，缺乏国家思想、义务思想和权利思想，缺乏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尚武精神，只有通过教育手段来提高国民素质，造就新一代的“新民”，中国才有希望，国家才能富强。为此，《新民丛报》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学说，其中还有马克思主义学说，其内容之广泛、篇幅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中文报刊，也超过了同时期的革命派报刊。
《新民丛报》总的倾向是鼓吹保皇立宪，但在1903年前后却明显不同。1903年前梁启超等人与革命派接触，受其影响，《新民丛报》发表了许多高谈革命的文章，受到读者欢迎，销量高达14000份，国内外代销处97个，真可谓盛极一时。但是梁启超等人大谈革命的文章也引起了保皇派的不满，甚至连赞扬过梁启超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的黄遵宪也劝他匆作“危险激烈之言”。1903年底梁启超从美国考察回来以后，却公开宣布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社会革命，决心与共和长别。从此，《新民丛报》就变得“柔声缓语，形同妇妾，梦绕大清，心恋小丑”①，在读者中的威信江河日下，在与革命派的《民报》论战中一败涂地，结果不得不在1907年8月悄然停刊。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国外办报的同时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新闻理论对他的新闻实践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根据亲身的体会，在报刊功能、办报原则、健全舆论、宣传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
第一，提出报馆的“两大天职”。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他认为政府没有权力就办不成事，但有权力过大而又不受监督就会滥用职权。报馆是与政府立于平等地位的“国民公意代表者”，政府应该接受它的监督。报馆应像父兄对待于弟那样去监督政府，以使政府不至于走向腐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章程》②中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而报馆能救一时，明一义，能教育人，培养人，因此就需要报纸“若孝子之事父母，若良师之诱蒙童”那样去指导他们，这样他们就能变成“新民”。
第二，提出办报的四条标准。 1910年1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提到办报的四条原则：
（一）“宗旨定而高”。梁启超认为办任何事都有宗旨，“惟报亦然”，“宗旨一定，如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报馆宗旨应不为谋私利，不为媚权贵，也不为悦市人，应该“以热诚慧眼，注定一最高宗旨而守之”，这就是“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
（二）“思想新而正”。这里的新是指“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是指“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所谓正是指报刊在进行宣传时“当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而知以何种思想为最有利而无病，而后以全力鼓吹之”。
（三）“材料富而当”。梁启超认为报刊应该荟萃“全世界之知识”，但报刊对要刊登的材料“选择极严”，“使阅者省无谓之目力，阅一字则得一字之益，而又不使有所挂漏，有所缺陷”。
（四）“报事确而速”。梁启超说报纸应让人“知今为最要”。“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而更重时事，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