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通信，或电报，费重资以求一新事不惜焉。”一定力求准确无误，错了要公开纠正。
第三，提出健全舆论的主张。梁启超认为舆论是天地间最大的社会制裁力，报馆就是最能反映舆论的机关，而当时的报馆尚不具备造成健全舆论所必需的条件，因而当时的社会舆论也是不健全的，甚至是 “俗论”、“妄论”，而“健全舆论云者”，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中说是“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也。非多数人意思之结合，不足以名舆论；非统一继续，不足以名健全”报馆要造成健全的舆论就必须具有五要素：一曰常识，就是持论者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二曰真诚 ，就是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三曰直到，就是为国家为民众要有不畏强暴勇往直前的精神；四曰公心，就是不能以个人或党派的私心来判断是非；五曰节制，就是要“导之以真理”，不能“拔之以感情”，更不能“迎合佻浅之性，故作偏至之论”。显然这是反对革命舆论，反对革命派把人们引向暴力革命的道路。
第四，提出了宣传的方法。为了提高宣传效果，梁启超总结出两种宣传方法，即浸润法和煽动法。所谓浸润法就是“旦旦而恬之，月月而浸之”，使读者“人而与之俱化矣”。所谓煽动法就是“故作惊人之语，造极端之词”以使读者猛醒的方法。梁启超认为“若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起，则并民权亦不暇骇，而变法无论矣”。由此他得出一条规律：“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得者乃适得其直。” 简而言之就是“变骇为习”，“指甲趋乙”③。 梁启超这时的新闻思想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新闻实践的概括和总结，虽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从“托古改制”、“宣德达情”到“监督政府”、“向导国民” 上来看，他的新闻思想已经进到了资本主义新闻思想体系，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新闻理论建设上说，他不仅比他的前辈提供了更多更新的东西，甚至超出了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①《国内时评》，《江苏》第6期，1903年9月对日。 ②《新民丛报》第回期，1902年2月8日。 ③《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期，1902年10月2日。
改良派在海外办的其他报刊
在康、梁流亡海外以前，海外出版的中文报刊很少，在康、梁流亡以后，特别是1899年保皇会成立后，港澳、日本。美洲、南洋等地陆续创办了一批宣传保皇立宪的报刊，使海外中文报刊获得很大的发展。 在香港，当地保皇会除利用《华字日报》、《循环日报》、《维新日报》等老牌报纸进行保皇宣传外，还于1903年创办《时报》。1904年创办《香港商报》；在澳门，除《知新报》继续出版外，保皇派又利用《镜海丛报》和创办《濠镜报》。在美国，徐勤于1899年在旧金山主持《文兴日报》，1902年欧榘甲在旧金山主持《大同日报》，1903年汤铭山在纽约创办《维新报》，在檀香山，梁启超于1900年创办《新中国报》；在加拿大，梁启超于1900年在温哥华支持华侨创办《日新报》；在澳大利亚，梁启超、康才常于1902年在悉尼创办《东华报》。在新加坡，徐勤帮助当地保皇会于1899年创办《天南新报》，1906年又将当地华侨办的《南洋汇报》变成了保皇会的阵地；在印尼，康有力于1903年亲自在爪哇创办《泗水日报》，1904年又支持苏门答腊保皇会创办《苏岛日报》；在缅甸，仰光保皇会于1904年创办《仰光新报》，1906年又创办《商务报》；在墨西哥，支持当地保皇会在1905年创办《墨西哥朝报》；在菲律宾，康有为派潘遮蕃于 1900年在马尼拉创办《益友新报》；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在泰国，徐勤、梁伯鸣于1907年在曼谷创办《启南日报》。 改良派除了自己创办报刊外，还设法夺取和控制一些华侨报刊，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大同日报》和《南洋总汇报》。 《大同日报》原来是旧金山华侨团体洪门致公堂创办的报纸，保皇党人欧榘甲以自己年轻时曾参加过洪门组织的关系，加人《大同日报》，担任编辑，这就使它成了一张宣传保皇立宪的报纸。新加坡《南洋总汇报》原来是新加坡革命派华侨陈楚楠等人集资于1905年创办的报纸，其宗旨是宣传民主革命。但到次年春，商股股东陈秋云等人反对在报上刊登革命文字，两派互不相让，于是陈楚桶等人退股，保皇派趁机插足其间，控制该报。
总之，从1898年《清议报》创刊到1911年辛亥革命，改良派在海外创办和控制的报刊有三十多家，它们受康有为指挥，都积极鼓吹君主立宪，同时还与当地革命派报刊进行了论战，不过也都以失败而告终。
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报刊
戊戌政变后的最初几年内，清廷悬赏10万元通缉康、梁，因此他们不能在国内办报。1903年后，革命派的活动日趋活跃，康党与后者的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改良派利用这一时机回国创办了许多报纸。
1904年初，康有为即命得力弟子狄楚青、罗普从日本回上海办报，不久梁启超也从港到沪直接参与和领导，经过近半年的筹备，《时报》便于1904年6月12日在上海创刊，狄、罗分任经理与主笔。这是戊戌政变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康有为先后投资多达20万元，该报也是改良派在国内重点创建的舆论阵地。
《时报》命名取义于《礼记》的“君子而时中”一语，意思是要合乎时宜，不要落后，也不要过头。故从创刊始，该报就以折中公允的姿态出现，既批评顽固派，又批评革命派。如报》在创刊时宣称：“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因此，你报》在政治上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而是在报纸的评论、编辑、出版方面敢于大胆革新，为我国报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一，首先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创造的“时评”这种新的报章文体移植于日报，开辟了“时评一”、“时评二”、“时评三”三个栏目，聘请陈景韩、包天笑和雷奋分别主持评论国内大事、外埠新闻和本埠新闻。这种应时而发、短小精悍、冷隽明利的时评，很受读者欢迎。第二，首创报纸专题周刊，即在每周固定的日子设立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7个专版，分别聘请专家负责编辑。第三，首先采用二至6号铅字排版，新闻标题和评论中的字眼，“皆加圈点以为识别”，版面编排“务求题目”。第四，最先将一张报纸分为一、二、三、四版，两面印刷，彻底摆脱了书册报纸的痕迹。《时报》的这些改革，后来各报纷起效法，一直沿袭至今。1921年冬，狄葆贤将《时报》盘给黄伯惠，办到1939年9月1日停刊。
保皇会出资在国内办的报纸还要《香港商报》（1904年）和广州《国事报》（1906年）。这两家报纸密切配合，同革命派报纸对垒。辛亥革命后，《香港商报》改名为《共和报》继续出版，《国事报》则宣布“投降”。
这一时期，在国内还出现了一些有改良倾向、或直接或间接与康、梁有关的民办报刊，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大公报》、《京报日报》和《东方杂志》。《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创办人英华（1886?1926），字敛之，满族人，生于北京，家庭贫寒。他信奉天主教，与法国神夫来往密切。维新运动中追随康有为，宣传维新变发，戊戌政变后逃往云南蒙自，曾受聘为法国领事馆雇员。1902年得到天主教资本家、法国驻华公使和天主教神父的支持，创办《大公报》，自任社长，总揽经营和编务，同时还写政论文章。1916年后将报馆卖给王郅隆，晚年从事慈善事业，并曾任辅仁大学校长。
早期《大公报》的政治倾向是改良保皇、君主立宪。该报创刊时曾明确宣称它所刊登的文字要“从大处落墨”，“宁愿赔钱受累，吃苦操心”，也要“说长道短”，对于那些“猥邪琐屑之事”则加以摈弃。由于英华有法国公使馆做后台，报纸又在天津租界出版，因此它敢言清政府的黑暗，敢骂贪官污吏的罪行。直隶总督袁世凯曾经下令不许《大公报》在租界以外发行，却反而提高了该报的声誉，销量大增。由于英华出身贫寒，又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有同情心，因此《大公报》经常为穷人鸣不平，揭露达官贵人污辱、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又多次举办赈济灾民的活动。 《大公报》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02～1916）由英华主持，是一张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的报纸；第二阶段（1916～1926）由王郅隆接办，变成一张接近皖系军阀并有亲日倾向的报纸；第三阶段（1926?1949）由新记公司接办，发展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大报；第四阶段（1949年至今）成为一张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报纸。目前《大公报》的香港版仍在出版，它已成为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京话日报》是一张以城市居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用通俗的北京话出版的报纸，1904年8月创刊于北京，政治上也是保皇立宪，创办人兼社长彭冀仲（1864～1921），名诒孙，江苏苏州人，长期居住北京，“赶车拉过水，扛过面口袋，还在果子巷摆过货摊子”，因而对底层人民的生活疾苦有所了解和同情。他一生办过3种报纸①，而以《京话日报》声誉最好，影响最大。这份报纸从一创刊就宣传它是中国人办的报，“作报人的心是中国的”，极力宣传反帝爱国思想。1906年著名的南昌教案发生后，该报连续报道事件真相，并将被法国传教士害死的南昌知县江召棠遗体的照片公诸报端，揭穿了江是自杀的谎言，激发起读者对帝国主义的极大义愤。该报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反映人民的疾苦，它曾连续揭露某王爷活埋侍妾的罪行和驻京淮军骚扰百姓的事件，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并与读者保持密切联系，热心为读者服务，因而深受读者的信任和赞许，但是也得罪了官僚和权贵。1906年9月28日，清廷以“妄议朝政，容留匪人”的罪名将该报查封，彭冀仲被流放到新疆达10年之久。在他离京之日，“市民去送者数千人，赠送程仪者无算”，一位读者还自愿陪他去新疆。1913年彭冀仲从新疆回京后，复刊《京话日报》，但不久又触怒袁世凯，再度被查封。袁世凯死后，恢复出版，一直办到1922年。
立宪运动中的保皇派报刊
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康有为立即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要求所属报刊全力鼓吹君主立宪。国内一些资产阶级报刊积极配合，在全国掀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立宪运动，参与立宪宣传的有两种类型的报刊；一是国民宪政会和各省立宪团体的机关报，二是一些立宪分子独立创办的报刊。
1907年7月，梁启超在日本成立具有政党性质的政闻社，10月创办该社的机关报《政论》月刊，由蒋智由主编。第一期在东京出版，第二期后随政闻社总部迁往上海，共出了7期。这个刊物明确宣布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为目标，鼓吹立宪。然而清政府并不领情，反而于 1908年 3月以“纠结党羽，化名研究时务，阴谋煽乱，扰乱治安” 的罪名，查封了政闻社，《政论》也随之停刊、1910年2月，梁启超又在上海创办了《国风报》旬刊，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知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该报对实施宪政所涉及的国会、宪法、内阁、官制、财政、实业、外交等问题，积极替清政府出谋划策，同时对全国各地的宪政派进行理论上的指导。这是一个有一百多页的大型刊物，其中半数以上的稿件出自梁启超之手，每期稿件均由他在日本编定，寄往上海印刷发行。1911年武昌起义前停刊，共出53期。
1910年7月，立宪运动进人高潮。梁启超指示他的密友徐佛苏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藉以联络各省立宪派人士，指导各地的立宪运动。这个报纸虽然由徐佛苏主编，但它的办报方针则是梁启超制定的，梁还“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一直到北洋军阀时代，梁启超仍然同该报保持密切联系。
除康。梁直接控制的报刊外，各地立宪团体也纷纷办起自己的机关报刊，其中主要有：上海的 顺备立宪会公报》、四川宪政会主办的《蜀报》和《蜀风杂志》，贵州宪政预备会主办的《黔报》和《贵州公报》，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主办的《广东自治研究录》等。
属于私人创办的立宪派报刊也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中国新报》和《时事新报》。《中国新报》1907年1月创刊于东京，总编撰是杨度。1908年 l月杨度应召人朝做官，该报停刊。《时事新报》的前身是上海《时事报》和《舆论日报》。1908年8月两报合并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又更名为《时事新报》，由汪诒年任经理。该报积极鼓吹保皇立宪，辛亥革命后成为进步党的机关报，并发展成为上海的一家有影响的大报。 ① 另两种是《启蒙画报》（1902年）、《中华报》（1904年）。
《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和革命派报刊的大发展
《民报》的创刊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黄兴提出以留日学生创办的革命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获得通过。然而该刊在第二期上发表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被日本政府查禁，同盟会只好另办一份机关报，那就是《民报》。
《民报》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东京，是一个大型月刊，设有论说、时评、谈丛、选录等栏目，每期6万至8万字。先后参与编撰工作的有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廖仲恺、汪东。章太炎、刘师培等。孙中山在为《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中，第一次将同盟会的主张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于是“三民主义”就成了《民报》宣传的主要内容：
第一，宣传以排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民报》指出，统治中国的满洲贵族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各族人民的死敌，因此号召人们起来“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值得指出的是《民报》的排满宣传已经注意到把清朝的反动统治者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
第二，宣传以建立共和政体为中心的民权主义。《民报》发表许多文章批判封建制度，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强调“国民之权利”，号召人们起来推翻皇帝，废除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 第三，宣传以土地国有。平均地权为中心的民生主义。《民报》发表不少文章宣传土地国有和平均地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样就接触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 此外，《民报》还大力介绍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介绍西方的新文化和新思潮，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民报》的出版，受到国内外同盟会和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它的创刊号再版7次，第2、3期各再版5次，仍然供不应求，最高发行量达到17000份。第l?5期由胡汉民主编，第6～24期由章太炎主编（其中第19～22期由陶成章代理主编）。在出了24期后，曾一度被日本政府以“激扬暗杀”为由查禁。停刊一年后，由汪精卫在东京编发了第25、26期，1910年2月终刊。
《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
在《民报》创刊之前，革命派报刊和保皇派报刊之间已经有过一些小规模的笔战。《民报》创刊后，为了从思想上扫除障碍，扩大革命阵营，遂有组织有计划地主动出击，在国内外的两派报刊之间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
孙中山的《发刊词》是进军的号角和旗帜，同在《民报》第一期发表的陈天华的《论中国宜创民主政体》和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两篇文章，指名批判康、梁君主立宪的“妖言”。《新民丛报》立即应战，先后发表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等文进行反击。1906年春《新民丛报》又将康、梁发表过的反对革命、鼓吹君主立宪的文章汇编成冲国存亡一大问题》的小册子，广为散发。接着，1906年4月 报报》第3期号外发表胡汉民写的《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罗列两报观点分歧的十二个问题，同时发表汪精卫的长篇政论《希望满族立宪者盍听诸》，对康、梁的观点逐条驳斥。两派报刊之间的论战就这样首先在《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开始了。双方围绕着以下四个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第一， 要不要进行民族革命？《新民丛报》否认民族压迫，梁启超说：“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别无享特权者。”《民报》则认为“满洲之对于汉民也，元一不虐”，满族统治者对其他民族同样也实行民族压迫。不仅如此，清王朝还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守土长官”，所以，要想救国就必须进行民族革命。第二，要不要进行民权革命？《新民丛报》认为，中国民众素质低下，还不具备共和国公民的资格，因此只能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或开明专制。《民报》则主张在进行“种族革命”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革命”，主张废除君主，建立民主共和国，他们相信“我国民必能有民权立宪之能力”②。第三，要不要实行土地国有、平均地权？《新民丛报》认为，中国不存在土地贫富不均的现象，没有必要平均地权，实行上地国有对农业生产不利。《民报》则用事实驳斥说，中国确实存在“豪右” 和“细民”的差别，只有实行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生产才能发展，民生问题才能解决。第四，革命会不会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使中国招致瓜分？《新民丛报》认为，革命是暴烈的行为，必然引起社会动乱，帝国主义乘虚而人，中国就会被瓜分。《民报》则认为，革命只是推翻清朝政府，并不排外，因此不会引起社会动乱和帝国主义干涉，不仅如此，还会从被招致瓜分的危机中挽救出来。如果不革命，中国越来越弱，才会招致瓜分。
论战一开始，梁启超傲然自大，文中常常嘲笑革命派，认为《民报》诸人都是浮薄少年，感情用事，理论上不堪一击，等到论战展开以后，梁启超捉襟见肘，理屈词穷，不但保皇论点缺少根据，就是援引的材料和外文翻译上也接连出错，经《民报》揭发驳正后，梁启超十分被动。 1906年7月，《新民丛报》求和，《民报》不允，表示“犁庭扫穴，不留余种”，《新民丛报》勉强支持到1907年11月停刊，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这场论战中，《民报》获胜，《新民丛报》失败，其原因是：第一，《民报》坚持的革命道路比《新民丛报》坚持的改良道路更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第二，《民报》立论以事实为依据，列举清朝政府的腐败、立宪的虚伪等读者看得见的事实，结论是只有推翻清政府才能救中国，令人信服；《新民丛报》说什么革命必然引起社会动乱，必然招致帝国主义干涉等等，只是推测，难以说服读者。第三，《民报》一方由孙中山坐镇，参与论战的有二十余人；而《新民丛报》一方应战者只有梁启超一人，尽管他是驰骋文坛的老将，但毕竞势单力薄，交战几个回合后他就感到招架不住了。在《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的同时，革命派与改良派在香港、广州、新加坡、印尼、仰光、曼谷、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地的报刊之间也展开论战，一直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才以革命报刊获胜而告终。 论战的性质和意义：
（一）这次论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推翻腐朽的封建制度，向保皇派及其报刊发动的第一次全面猛烈的政治进攻，在革命、保皇这个重大的问题上，革命派报刊占了上风，预示着革命即将取得胜利。
（二）这次论战是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民族民主革命道路与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的斗争，也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斗争，时间长、地区广、人员多、辩论激烈、影响深远。和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的宣传相比，它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三民主义深人人心，它使人们相信清王朝一定能够被推翻，民主共和一定能够实现。
（三）通过两派报刊论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许多原来支持改良派的人也转变了立场，纷纷退出保皇会而加人同盟会。同时通过论战还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于。除《民报》的主编和撰稿人以外，其他地区的革命报人也在论战中受到了洗礼和考验，他们逐渐成长起来。论战还促进了革命报刊的发展。论战前革命派报刊不过40家，论战后到辛亥革命前夕就增加一百多家，它们大造革命舆论，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 ①《中论种族革命与民族革命之得失》，《新民丛报》第76期。 ②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民报》第4期，第29页。
革命派报刊在国内外的发展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志士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清除保皇派的消极影响，在海外办起了许多革命报刊。 在日本，革命党人在东京创办了十几家刊物。其中主要有：李叔同等人主办的《醒狮》，柳亚子等人主办的《复报》，四川留学生主办的《鹃声》和《四川》，山西留学生主办的《晋话报》，云南留学生主办的《云南》和《滇话报》，河南留学生主办的《河南》，湖南留学生主办的《洞庭波》，陕西留学生主办的《秦陇》和《夏声》，广西留学生主办的《粤西》，江西留学生主办的《江西》等。这批留学生刊物基本上与改良主义思潮划清了界限，并注意将革命理论与国内的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革命色彩更加鲜明。除日本外，在新加坡，相继创办的革命报纸有《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和《南侨日报》；在按榔屿，有《摈榔日报》和《光华日报》，在吉隆坡，有《吉隆坡日报》和《四川日报》；在印尼有《泅滨日报》、《民锋报》、《苏门答腊报》和《华铎报》；在西贡，有《美南日报》、《湄南日报》、《华逞日报》和《同侨报》；在仰光，有恍华报》、《进化报》和《全缅公报》；在马尼拉，有《公理报》；在檀香山，有《民生日报》、《自由新报》和《启智报》；在旧金山，有《大同日报》和《少年中国晨报》；在温哥华，有《华美日报》、《大汉报》；在秘鲁，有《民醒日报》；在墨尔本，有《警东日报》；在悉尼，有《民国报》。 同盟会成立后，大批革命志士回国办报，形成了上海、港穗、武汉三大报刊中心。 1．上海的革命报刊
上海经济发达，水陆交通方便，印刷条件先进，又有外国租界可以作为庇护所，因此成为革命派在国内办报的首选之地。从1905年到1911年，革命派在上海创办了16家报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家： 《中国女报》，1907年1月创刊，主编是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该报以妇女为主要读者对象，以争女权、争独立、争解放为宗旨。出了两期即被封建统治者扼杀。
在读者中影响较大的是于右任创办的几家报纸。于右任（1878～1964），名伯循，陕西三原人，年轻时中过举。1903年赴京参加会试期间，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八国联军劫后造成的满地疮痍，回乡后撰写了《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朝政，抨击时弊，其中有“爱自由如发妻，挽太平以颈血” 之句，陕甘总督下令通缉，遂改名逃往上海，得爱国人士马相伯的帮助人震旦学院读书。1906年东渡日本考察新闻事业，趁机拜谒了孙中山并加人同盟会。孙中山支持他回国办报，希望他把报办成上海地区的反清喉舌，翌年4月回到上海，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
《神州日报》是于右任办的第一家报纸，也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1907年4月2日创刊。报名“神州” 是为了“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之民族意识”，以期再造神州。该报不用光绪年号，而用干支和公元，它吸取《苏报》被封的教训，言辞委婉，但“时政批评，针针见血”，革命倾向是明显的。它在“有闻必录”的掩护下，详细报道了秋瑾烈士遇害的经过和各地武装起义的消息，揭发贪官污吏的罪行，披露列强觊觎我国蒙藏边疆和东北地区的阴谋，很受读者欢迎。可惜只办了80天，报馆被焚，于右任无力恢复而退出，由杨毓麟接办，民国以后被袁世凯收买。
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重新集资在上海租界创办《民呼日报》，自任社长，范光启、徐血儿、戴天仇等为编辑。于右任说所谓“民呼就是?人民的呼声”?，就是“为民请命”①，他们要把《民呼日报》办成“炎黄子孙的人权宣言书”。报纸版面分为言论。记事、丛录三大部分，除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和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外，以大量篇幅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当时甘肃一带发生灾荒，该报将官吏侵吞救灾赈款的情况披露报端，引起陕甘代理总督毛庆藩的忌恨，串通上海道和租界当局将于右任驱逐出租界，并于9月8日将报馆查封，该报只办了92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