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民呼日报》被封二十余天后，即1909年10月3日，于右任又在上海租界办了《民吁日报》。于右任说“吁” 字和“呼”字相近，用以表示人民愁苦悲惨之声，而“吁”字的字形结构又恰为“于某之口”，在沉痛中尤含幽默意味②。《民吁日报》创刊不久，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我国东北进行阴谋活动，该报连续发表《伊藤怪物之行踪》、《满洲风云日急》等文章，揭露日本政府企图夺取满洲铁路筑路权进而控制我国东北的阴谋。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该报又发表文章赞扬安的英勇行为，说伊藤之死罪有应得。日本政府恼羞成怒，便串通清政府与上海租界当局于11月19日查封《民吁日报》。这张以反帝为特色的报纸只存在了48天。报馆被查封后，读者在报馆门前贴出抗议书和吊词，并拈香示悼；学界二百多人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准许该报恢复出版；日本、香港读者还打电报给上海道，以炸药。手枪相威胁，要求立即启封。《民吁日报》被查封近一年，为“培植吾国民独立之思想”，于右任又于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租界创办《民立报》。该报的出版，得到孙中山的大力支持，因而阵容强大。于右任出任社长，宋教仁、范鸿仙、景耀月、陈其美、章士钊、叶楚枪、张季鸾、吕志伊、马君武等报界俊秀任编辑。于右任在《发刊词》中说：“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权，有独立之民权，始卫其独立之国家。”其志还是宣传三民主义。创刊之初，言论较为温和，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言论日趋激烈。该报称清朝官吏为“民贼”，痛斥清政府为“倒行逆施之政府”；设立“民贼小传”专栏，专门刊登贪官污吏的罪行；公开支持四川的保路风潮，详尽报道广州起义的情况；大胆揭露日、英、俄等国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此外，于右任用“骚心”、．“剥果”等笔名发表的政论、短评和诗词，为人传诵；宋教仁用“渔父”、“桃园渔父” 等笔名发表的政论，出语豪健、笔锋矫劲；以“四捷记者”著称的陈其美和现代著名政论家张季鸾，在《民立报》工作期间初露头角，很受读者欢迎。因此，该报每日销量达两万多份，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日报。1911年7月，领导长江流域革命斗争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民立报》成了这个总会的机关报和联络机关。10月 10日，武昌起义，清廷严密封锁消息，但《民立报》既发新闻又发评论，还发表孙中山给军政府的电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它又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以及临时政府的各种消息，实际上它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机关报。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都是于右任创办的，由于报名都用“民”字打头，创办时间又互相衔接，故人们称它们为“竖三民”。
《大陆报》是革命党人在国内办的一份英文日报，1911年8月29日创刊于上海。该报经费由孙中山在海外筹集，委托美国友人密勒、克劳等人共同创办，其目的是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辛亥革命后继续出版，“二次革命”失败后变为美商报纸。《天锋报》创刊于1910年3月11日，创办人汤寿潜是个立宪派人士，但它的总编辑陈训正、李怀霜和主笔戴天仇、陈布雷等都是同盟会会员，因而革命色彩甚浓，尤其是戴天仇和陈布雷撰写的社评和文章，言论激越，文采飞扬，为读者所喜爱，使《天锋报》成为上海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 2．港穗地区的革命报刊
这一时期在香港出版的革命报刊有13家，其中编辑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仍然是《中国日报》。1905年10月同盟会香港分会成立，该报又成为该支部的机关报。后期《中国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相继是冯自由、谢英伯和卢信。主要宣传内容是：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同君主立宪派报纸《香港商报》进行笔战，揭露清廷假立宪的骗局；连续报道和支持省港人民反美拒约和维护粤汉铁路权的斗争；详细报道同盟会在各地发动的武装起义活动。《中国日报》不仅是同盟会的言论机关，而且是革命党人策划起义。筹集经费、储运军火、联络同志的场所，被誉为“革命军总枢纽”。与《中国日报》协同作战的香港报刊还有《日日新报》、《东方报》、《社会公报》、《真报》、《新少年报》、《人道日报》、《珠江镜报》和《时事画报》（香港版）等。
这一时期在广州先后出版的革命报刊有《拒约报》、《时事画报》、《群报》、《珠江镜报》、《二十世纪报》。《南越报》、《平民日报》、阿报》、《天民报》等18家。它们都是由同盟会会员自由结合集资创办的，不具备机关报的性质。在这些报刊中，值得一提的是《时事画报》和《可报》。
《时事画报》创刊于1905年9月，是革命派创办的第一份画报，由著名岭南派画家高剑父、潘达微等人绘编出版。该报分为图画和文字两部分：图画部分大都是配合时事新闻绘制的宣传画，如《钦廉起义图》、《黄冈起义图》。《鉴湖女侠秋瑾像》之类；文字部分有论说、短评、要闻。谈丛、小说、诗界等栏目，曾发表《二十载繁华梦》、《党人碑》等揭露贪官污吏和歌颂革命党人的小说。该报1907年停刊，1908年迁往香港继续出版，辛亥革命后又迁回广州。 《可报》创刊于1911年3月30日。当时广东赌风颇盛，咨议局开会，一部分议员主张禁赌，另一部分议员则反对。在表决时，同意者书“可” 字，反对者书“否” 字，于是被人们戏称为“可议员” 与“否议员”。不久可议员陈炯明、朱执
信等遂创办《可报》，表示要为禁赌和革命而呐喊。“否议员” 们大为不满，便在可报馆对面租了一间铺面，打算办一张报纸与打报》对抗。这份拟议中的报纸被人们讥之为“否报”。不久，《可报》因报道革命党人温生财刺杀广州将军事件被当局查封，“否报”也因此作罢。 3。 武汉地区的革命报刊
武汉是我国长江流域第二大商埠，又是日知会、共进会、振武学社。文学社和群治学社等革命群众组织比较活跃的地区。因此，从1905年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在武汉相继出现了由革命党人创办或被革命党人掌握的十多家革命报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楚报》、《商务报》和《大江报》。
《楚报》创刊于1905年，是武汉地区第一家革命报纸，富商刘歆生出资创办。为了预防清政府干涉，注册于香港，在汉口英租界出版，并由外国人担任名义上的社长，实际主持笔政的是日知会会员张汉杰和陆费逵。这年冬，该报将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外商借款修铁路所签的草约全文发表，并加按语斥之为“丧权辱国”。张之洞以“鼓吹革命”的罪名勾结英租界将报馆查封，张汉杰被判刑人狱。这是武汉地区革命报人与清政府的第一次较量。
《商务报》创刊于 1909年 10月 8日，原是一家商业报纸。不久被日知会宛思演盘进，更名为《商务日报》，聘请群治学社成员詹大悲任总编辑，该报遂成为群治学社的机关报，被誉为“汉口报界之急先锋”。群治学社以报馆为秘密联络点，并储存枪支弹药准备起事。后事泄，湖广总督瑞微函请租界当局将报馆查封。 《大江报》（其前身是1910年12月14日创办的《大江白话报》）创刊于1911年回月3日，由詹大悲投资创办并亲自任总经理兼总编辑，湖北著名革命党人宛思演、黄侃、何海鸥、温楚珩等均参与编撰工作，是文学社的机关报。詹大悲（1887～1927），原名培翰，后更名瀚，湖北蕲春人。中学时代即从事革命宣传活动。1909年到武汉，参加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革命组织并负责宣传工作，成为武汉地区革命宣传的主将。辛亥革命后，曾任军政府汉口分府主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等职务，1927年12月被桂系军阀以通共罪杀害于武昌。
詹大悲主持的《大江报》有两大特色：一是以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要读者对象；二是旗帜鲜明，敢发惊人之语。《大江报》在新军各标营设立分销处，发展个人订户；在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发展特约记者、编辑和通讯员，报纸副总编辑何海呜原来就是一位新军下级军官。《大江报》用大量篇幅反映新军士兵的疾苦，维护他们的利益。士兵们把《大江报》视为自己的喉舌，有什么事就去报社找编辑部反映和商量，报社经费发生困难时，士兵们节衣缩食捐款相助。在《大江报》的宣传影响下，许多士兵参加了当地的革命团体。到武昌起义前，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发展到5000人，占新军总数的l／3。
最使《大江报》享有盛名的，是它发表过两篇振聋发聩的评论。1911年7月17日，该报发表了何海鸣写的时评《亡中国者和平 也》。文章怒斥清政府的假立宪和立宪派的“伏阙上书”，并指出：“如不亟起革命，必然招致亡国。” 这篇文章引起清政府的注意。7月26日，《大江报》又发表黄侃撰写的言词更为激烈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已病人膏盲，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不能救中国；只有“大乱” 即革命，才是拯救中国的惟一途径。这篇文章的发表，犹如在一触即发的火药箱装上了导火线。鄂督瑞微极为震恐，立即以“淆乱政体，扰乱治安” 的罪名，派军警于8月回日查封《大江报》馆，逮捕詹大悲，何海鸣闻讯自动投案。第二天，《大江报》向全国各地发出专电：“敝报昨夕封禁，拘总理，乞伸公论。” 一时舆论哗然，纷纷指责鄂督摧残言论的暴行，汉口各革命团体和报界公会集会抗议，许多新军士兵来到报馆表示声援。瑞微原拟对詹、何判重刑，但慑于民愤，不得不从轻判处詹、何二人18月徒刑。这是新闻史上著名的“大江报案”。
《大江报》出版的时间虽然只有8个月，但它播下的革命火种却大放光芒。就在该报被封的两个多月后，武昌起义爆发，受《大江报》影响的新军土兵在这次起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在很短的时间里相继办了好几家报纸，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大汉报》和《中华民国公报》。《大汉报》在武昌起义后第5天，即1911年10月15日创刊于汉口。创办人胡石庵（1880～1926）原名人杰，湖北天门人，参加过自立军起义和日知会的活动，并曾任《扬子江小说报》主编。1911年他独资创办大成汉记印刷公司，承印《大江报》，并秘密翻印《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宣传小册子。武昌起义后，胡石庵利用印刷公司的设备，创办了起义后的第一家革命报纸《大汉报》，报道革命人民保卫武汉的情况。创刊号就印了一万多份，一周后增至近五万份。各地读者争相购阅，以至在清廷控制下的京、津地区，一份《大汉报》竞卖到“五十金”，不少地区的报纸纷纷转载《大汉报》消息，或翻印成传单秘密散发。在汉口保卫战中，胡石庵一面带记者到火线上采访，一面组织报馆员工积极支前，一直坚持到11月二日汉口陷落，炮火将报馆摧毁，牺牲了3名员工，才不得不转移。3天
后，《大汉报》在武昌复刊。12月初，汉阳失守，武昌告急。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和民军总司令黄兴出走。大汉报馆被炮火击中，但仍然坚持出报，并在一日之内连发6份号外，报道民军获胜的消息，起到了鼓舞士气、稳定民心的作用。当时武昌城里传出这样的童谣：“大汉报，真个巧，见了它，胆大了。”“大汉报，真胆大。人人怕，它不怕。”不久，南北议和，武昌得以保全。民国成立后，黎元洪曾以副总统名义亲题“赤手回澜”匾额赠送《大汉报》，并给胡石庵颁发“一等嘉禾勋章”，以追念前功。
《大汉报》的新闻报道对保卫革命成果、稳定革命形势起了巨大作用，这一点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然而，它从一开始就发表了不少假文告和假报道，则是不可取的，例如，该报第2期发表的《孙大总统告同胞书》就是假的。当时孙中山在英国，临时政府尚未成立，总统选举尚未进行，哪来的“孙大总统”？另外，许多民军方面的战斗捷报和各地援鄂部队到达的消息，也是编辑们坐在屋里杜撰出来的。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中华民国是胡石庵吹起来的”。胡石庵则说：“把声势说得夸张些，既可以安民心，又可以丧敌胆，这个谎非扯不可。”（蔡寄鸥《鄂州血史》）可见，资产阶级的宣传家们对于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是不大注意的。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0月16日创刊于武昌。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机关报，由牟鸿勋出任第一任社长。每期发行4000份，分别寄各机关、学校和在街上张贴，“不取阅者分文”。该报主要内容是刊载军政府和下属各部门以及各革命团体的公告，报道有关武昌起义及各省光复的消息，评论革命形势和军政府的政策法令等。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另创公报，《中华民国公报》遂成为黎元洪控制下的舆论工具。 4．其他地方的革命报刊
除上述三大办报中心外，革命党人还在全国各地创办了不少报刊。例如，在北京，最早出现的是《帝国日报》，创刊于1909年12月。接着是1911年2月8日创刊的《国风日报》。在天津，革命党人相继创办了《忠言报》、《北方日报》、《克服学报》、《民国报》、《民意报》等报刊，其中以京津同盟会副会长李可曾主持的《民意报》较有影响。在河北，1905年在保定出版了《直隶白话报》，主办人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革命党人吴樾。在四川，1904年出版《重庆日报》，主持人卞小吾，卞于次年被捕，该报停刊。武昌起义后重庆又出版过《国民报》、《共和日报》。其他各省也都创办了革命报刊。
① 李秀谭、李凯：《于右任传》，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46页。 ② 于右任：《如何写作社评》，《新闻学季刊》1940年第五卷第2期。
清政府加强对报业的控制
迫害报刊和报人
对于近代报刊，从在中国出现之日起，清王朝就持反对态度，当中国人自办报刊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时，清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对报刊的控制。辛亥革命时期，清王朝对报刊、报人实行了残酷的迫害，据不完全统计，从1899年到1911年，至少有53家报刊被查禁，或受到暂时停刊、警告和其他处分；有两位报人被杀，17人被监禁，一百多人被传讯、拘捕、警告、押回原籍或流放边疆。而在被查禁的五十多家报刊中，除《苏报》、《京话日报》、《大江报》、《楚报》等几个重大报案还有个形式上的法律程序外，其余都是当权者以意为法、妄加罪名而被查封的。广州《天民报》的发刊词用“卢梭魂” 的笔名撰写，第二天即被查封，发行人被判刑一年；武汉《湖北日报》刊登了一幅湖广总督陈夔龙的漫画，陈看后说了声“讨厌得很”，该报就被查封；天津《北方日报》在广告中宣布“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天职”，创刊当日即被查封。其他被加以“冒读乘舆”、“妄议朝政” 之类的罪名而查禁的报刊，比比皆是。
封建统治者对报人的迫害是非常野蛮残忍的。清末记者沈葛因为报道了中俄密约的消息而遭清廷逮捕，被判斩立决。由于当时正值慈禧的“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奉命改为“立毙杖下”。沈荩被打二百余棍，“血肉飞裂，犹未至死”，最后只好用绳“勒之而死”。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就连一些支持清政府的外报也认为是“20世纪不应有” 的“野蛮种族之所为”。《重庆日报》创办人卞小吾因撰文抨击慈禧和揭露贪官污吏的劣迹，被捕后惨死狱中。死后验尸，发现其“头、目、腹各部刀伤七十有三”。
除深文周纳外，还广事株连。报纸一旦被控，不仅发行人、主编人锒铛入狱，连投资者、赞助者、撰稿者也往往获罪。《晋阳日报》被查封后，主编王用宾、记者蒋虎臣被捕，被通缉者有十余人，其中有的是只投过稿的教师和学生，檀香山《自由新报》、仰光《光华日报》被禁止人口后，其华侨股东在国内的财产被没收。曼谷《华遗日报》被禁后，其股东马兴顺回
国探亲时被拘捕，“备受虐待，得病逝世”。
清政府还与帝国主义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一种情况是中国报刊刊登了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消息或言论，外国驻华使领馆遂串通清政府查禁或处罚；另一种情况是在租界出版的报纸刊登了不利于清王朝的消息或言论，清政府就照会租界当局对报纸、报人进行惩处，著名的“苏报案”就是如此；第三种情况是清政府串通外国政府对华侨报刊加以查禁或限制，在东京出版的《鹃声》、《四川》。《云南》等杂志就是被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而查禁的。此外，港英当局还应清政府的要求，颁布过《禁止报纸刊登煽惑友邦作乱之文字专律》，明文规定在香港出版的报纸、书籍“能令全国人心作乱者，本港政府为邦交起见，得而取缔”。
清政府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遭到新闻界的抵制和反抗。除公开抗议外，新闻界还采取多种策略和办法来同清政府对抗：有的报纸托庇于租界，或聘用洋人为发行人；有的报纸用化名去注册，有的报刊采用伪装封面进行递送，以逃脱邮政、海关的检查；有的在报纸版面上开“天窗” 等等。
制定报刊法规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浪潮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于是，一些限禁报刊出版、发行的法律、规则便相继出笼。 1906年7月，清廷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对报刊的注册、审批、处罚等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规定是：印刷物中有“令人阅之有怨恨或侮慢，或加暴行于皇帝、皇族或政府，或煽动愚民违背典章国制者”，即构成“讪谤”罪，科以10年以下监禁或5000元以下罚款。这项法律还赋予地方官吏以对印刷物进行指控、逮捕报人和查封报馆的权力。同年稍后，巡警部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作为前一法律的补充。其中规定：凡新开报馆必须经过巡警部批准，严禁报刊刊登“低毁宫廷”、?妄议朝政”、“妨害治安”、“败坏风俗”和涉及“内政外交秘密” 的文字。 1908年二月，清廷正式颁布《大清报律》。其中规定：报纸在创刊前除了向警察机关注册外，还必须交纳保证金，每期报纸发行前必须将样品呈送行政或警察机关审查；禁止报刊刊登低毁宫廷、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言论，违者永远禁止发行；禁止刊登未经官报、阁抄发布的谕旨和奏章；在国外出版的报刊违反以上规定者，由海关没收销毁。
除了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外，一些督抚衙门也发布过禁查“悖逆”报刊的命令，鄂督张之洞就曾发布过《札江汉关道查禁悖逆报章》的命令，两广总督周馥曾自定报律三条。
这些法律、禁令的矛头主要指向革命报刊，当然也殃及改良派报刊和商业报刊。在这些法令的禁铜下，一些报刊未及出版便胎死腹中；一些报刊才出版一二天便被查禁；一些在租界出版的报刊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一些在海外出版的报刊被禁止人口。
出版官报
1896年以前，清政府没有出版过公开发行的官报。1851年江西学政张带曾上书请求创办官报，被咸丰皇帝斥为“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一直到1896年康、梁在京创办《中外纪闻》以后，清政府才批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奏请，将维新派创设的强学书局改为官书局，出版《官书局报》和选译外报的《官书局译报》。这是清政府公开发行新式官报之始。“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曾批准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但《时务官报》没有办成，政变后连《官书局报》也被迫停刊了。
1901年，慈禧太后迫于形势要推行“新政”，一些地方督抚为了装点门面，才相继办起了一些官报。 1902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北洋官报》，同时附带发行《北洋学报》和《北洋政学旬报》，1903年，商务大臣吕海寰、伍廷芳奏请在江苏创办《南洋官报》。此后，一些省份也相继办起了官报，如《山西官报》、《安徽官报》等。其中以张之洞亲自督办的《湖北官报》较有特色。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办的官报多了起来。1907年由中央考察政治馆创办的《政治官 报》（1911年改名《内阁官报》），是清政府的正式机关报。同时，商务部和学务部也创办了《商务官报》和《学务报》。一些地方政府先后办起了许多教育官报、政法官报和实业官报。
这些官报的内容主要是公布法律、命令、文案等等，且大多是免费发到各级衙门和学校，与一般读者无缘，并没有起
到左右舆论的作用。
报刊宣传的特点和业务改进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均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他们的办报主张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革命派报刊活动的轨迹与改良派的相反，他们是从外到内，他们的新闻思想与改良派的也有质的不同，他们更注意汲取西方新闻学说中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涵，因而更具有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性和战斗性。
第一，公开承认革命报刊的党派性。资产阶级革命派明确宣布自己的报纸是“党报”和“机关报”，必须大力宣传革命党的纲领和主张。《民报》创刊时，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就强调要将“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去实行也近”。他在旧金山指导《少年中国晨报》的工作时还说：“革命党是体，报纸是用。有体有用，我们党的宗旨和作用才能发挥出来，两件事就是一件事。”
第二，明确提出为革命办报的主张。在《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辩论中，革命派大批改良，强调“《民报》革命报也，以使人真知革命为目的”①，即使是在国内出版不便倡言革命的报刊，也巧妙地表达了它们为革命办报的宗旨。像《民呼日报》就一再强
凋“为民请命”、“吊民伐罪” 和作“义师先声”。
第三，把报纸视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革命派将西方新闻学著作中流行的一家报馆犹如一支军队、报纸的威力胜过四千毛瑟枪等观点加以引进，大肆宣扬。秋瑾把她所办的报纸称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师团”。郑贯公则说：“报纸能宣布公理，激励人心，何异政令？报纸能声罪致讨，以儆效尤，何异裁判定案？报纸能密查侦察，何异侦探暗差？报纸能布其证据，直斥其人，何异警察巡兵？报纸能与人辩诬讼冤，何异律师？报纸能笔战舌战，何异军人？”基于这种认识，革命派报刊把揭露清政府的专制腐败、卖国虐民和激起人民的革命情绪作为其主要内容。
第四，记者应该先知先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认为民众有“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两种，前者人少，但应带领后者一起前进。记者应该是先知先觉者，应尽自己的天职，《民报》的《发刊词》中说：“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 这就是说记者对三民主义应先知先觉，并用它来教育人民群众、鞭策人民群众向前进。
除上述几点外，革命派报人还发表了一些鼓吹言论自由、重视开发“民智”。反映民意、指导舆论等方面的主张。但总的看来，革命派报人的办报主张都比较零碎，他们的“先知先觉” 观点，还有唯心主义色彩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烙印。 ①《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期，1906年4月。
报刊宣传的特点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新闻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国人办报的又一次高潮，与维新运动中的办报高潮比较，此时的报刊宣传又有了新特色：
第一，政党报刊在报业中占突出地位。辛亥革命时期，在我国资产阶级内部出现了两大派别，后来逐渐发展形成了以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党和以保皇会为核心的保皇党。革命党人办了许多报刊，其中《民报》最为有名，它宣传三民主义；保皇党也办了许多报刊，其中《新民丛报》影响最大，它宣传立宪保皇。革命党、保皇党都宣称自己办的报刊是党报。为了捍卫各自的政治主张，革命报刊和保皇报刊之间曾展开过长期的论战，这些资产阶级的政党报刊数量大、种类多、分布广、读者面宽，特别是革命报刊所宣传的革命精神更是影响深远。辛亥革命时期的政党报刊在中国的新闻事业中已占了突出的地位，革命政党的报刊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变成了办报的主角。在戊戌变法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海内外的舆论阵地基本上被改良派所控制，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派急起直追，革命报刊在海外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不但在数量上超过改良派报刊，而且在舆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报刊实践活动中，涌现出陈少白、章太炎、章士钊、郑贯公、于右任、詹大悲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革命报人。他们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中西学问的基础都很好，而且思想敏锐，文笔流畅，成了此时的办报风流人物。
第三，政论的战斗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辛亥革命前十年，由于国内外各种矛盾日趋激化，革命、保皇，中国究竟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