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金融深化”是怎样阐述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
肖则从金融深化的角度分析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浅化(即金融资产存量规模小、品种少、期限种类少)，金融资产与国民收入之比不合理，利率不能准确地反映投资替代消费的机会等等，不利于一国经济的发展。金融浅化是金融抑制的结果，它压低了国内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从而使金融资产的需求受到抑制。发展中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货币当局对控制名义货币量乏力，反高利贷心理，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抱有怀疑等等，而采取金融抑制战略。利率被人为地压低，一方面抑制了储蓄的增长，刺激对实物资产的追求；另一方面由于借贷成本低廉，使得一些边际收益很低的项目变得有利可图，刺激了不合理投资的增长，降低了储蓄的使用效率。在投资项目选择上发生了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减少了劳动力的就业，这些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肖认为，推行金融深化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为在金融深化的经济中，随着金融资产存量的品种、范围和规模的扩大，金融资产与物质资产之比不断上升；金融资产的积累将主要来自国内储蓄，从而减少了对财政收入和国际资本的依赖；金融市场的扩展和多样化将增强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为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优化投资结构创造条件。金融深化的结果将进一步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
第六章
一、名词解释
人口转变理论：针对人口的增长问题，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其中被经济学界广为接受的一种理论就是人口转变理论（Demographic Transition）。该理论是最早是由汤普逊于1929年提出的，它试图解释19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人口变动情况。随着众多学者对其发展补充，该理论也被广泛用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变动情况，并且较好的说明了说明发展中国家何以在现阶段人口过度膨胀的原因。
根据这一理论，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生活条件的变化，世界人口的增长大体经历了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存、死亡率下降但出生率仍维持较高水平和出生率与死亡率同时下降三阶段。
第一阶段：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都保持比较高的水平，人口数量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都属于第一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营养不良，医疗水平不足，再加上饥荒、自然灾害、战争、疾病的不断发生，造成了极高的死亡率，人类的平均寿命很短，为了维持人类的延续，人类的出生率往往保持着生物学上的极限。
第二阶段：死亡率迅速下降，但出生率依然很高，结果导致人口增长率迅速上升。从19世纪开始，欧洲进入这一阶段。工业革命后，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也得到飞速的发展，造成人类大量死亡的各种因素受到了控制。欧洲人口的死亡率有了显著的下降。但由于生产的迅速扩张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以及人类生育观念尚未改变，这一时期出生率依然较高。
第三阶段：出生率开始下降，并逐步趋近死亡率，人口增长速度十分缓慢。出生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子女的抚养成本增加和预期收益的减少，从而导致生育观念的改变造成的。抚养孩子的成本主要包括：生育和抚养孩子支出的费用、付出的体力与精力、以及机会成本。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社会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生产技术对低素质劳动力的排斥，使得人们对子女的教育更加重视，抚养子女所花费的费用大大的提高了。与之对应的是，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提高了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消除了人们对老年生活保障的忧虑，从而促使人们改变生育观念。同时现代节育技术和方法的发明和普及，也为降低出生率创造了条件。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欧洲一些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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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人口增长逐步进人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第三个阶段。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已出现静止状态，有的甚至在一个时期出现负增长。 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情况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虽然没有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医疗水平进步和国际援助的支持，这些国家的死亡率迅速下降。由于出生率仍居高不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呈迅速上升的态势。根据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变动的规律，有很多人认为发展中国家也会很快进入第三个阶段。然而与发达国家不同，预期的情形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未发生。这是因为，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发达国家人口增加的加速基本上是由于经济增长而诱发的内生现象，是以生产率的显著增长而产生的就业与收入的提高为基础的。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医药卫生与保健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些死亡率很高的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使死亡率不断下降。但是这一变化并不是以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前提，而是借助国际援助等外力实现的。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很低，经济结构没有改善，缺少社会和经济动因的诱导，因此生育观念和行为并没有改变，人口增长仍停留在高出生率、低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不断上升的第二个阶段。与此相反，在那些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如台湾、韩国，其出生率开始明显下降。由此可见，人口增长变动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内在的联系。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许多经济学家都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在经济分析史上，马尔萨斯(R．T．Malthus)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是最著名的。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马尔萨斯的理论被现代经济学家命名为“人口陷阱理论”(The Theory of Population Trap)，用以说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停滞不前的原因。按这一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当人均收入增加后，由于生活条件改善，人口增长速度也必然随之提高，结果人均收入水平又会退回到原来的水平上。 他们认为，只有当投资规模足够大到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时，人均收入才能超过人口增长率上升，在没有达到这一点之前，人均收入的增长都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在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到与人口增长率相等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个所谓“人口陷阱”，冲破陷阱的最好方法是大规模投资。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它是人类自身在经济活动中获得收益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指劳动力质量。
智力外流：智力外流（brain drain）是指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完成学业后的高级专门人才从母国迁移到其他国家定居或工作的一种国际移民活动。
二、问答
1. 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有何影响？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有何作用？
人口变化会影响到经济发展。一方面，人口对经济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人口增长会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同时，人口增长产生了总需求增加的可能性，会激励厂商扩大生产规模。另一方面，过快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又有消极的阻碍作用。首先，人口过快增长会降低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人口增加虽然会扩大消费品的需求，但是它也会使生产成本上升，而且家庭人口的增加会使家庭支出增加，降低储蓄率，不利于资本积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且收入水平的下降又会降低生活水平。其次，人口迅速增加会使就业问题恶化。如果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机会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失业人数的增加是必然的。最后，过多的人口会破坏生态平衡，不利于环境保护。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自然资源和能源将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过渡的开发会破坏生态平衡。
2. 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哪些途径？
按照舒尔茨的观点，形成人力资本的途径主要有5个：（1）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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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包括所有影响人均预期寿命和人体体力、精力、耐久力和活力的支出；（2）在职培训，包括由企业组织的传统的学徒式教育；（3）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4）不是由企业组织的成人在职教育，包括农村的一些推广项目；（5）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而进行的个人和家庭的迁移。迁移的费用也算作人力资本投资的原因是这种迁移将有助于解决国内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余缺调剂问题。如果迁移能减少人力资本的损失，提高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益，无疑这也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条途径。
3. 请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初等教育的收益率要高于高等教育？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将教育资金主要用于社会收益率较低的高等教育上?
各国的投资教育收益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收益率一般高于发达国家。而且据研究表明，其教育收益率还高过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这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稀缺程度。因此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是合理的。
（2）不同教育程度的收益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收益率是大学最低，发达国家的教育收益率是中学较低。但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初等教育的收益率是最高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教育的重点应该是普及初等教育。
（3）从收益率上来看，个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社会的收益率。与发达国家比起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为了尽快获得本国急需的人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不仅没有使教育收益率达到最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两极分化的趋势。
4. 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加快人力资本积累?
为了充分发挥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制定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人力资本战略已经刻不容缓。
（1）全方位改善营养和医疗等服务，提高劳动力的身体素质。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的劳动力能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但是当营养和医疗投入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其边际收益开始递减，直至为负。因此，在制定营养和医疗方案时，不能只从总体上判断，而应该注重营养健康状况最差的群体的营养条件。另一方面，还要区别对待不同年龄段的营养投资。儿童时期的营养情况不仅对其生长发育有明显影响，对其以后在学习过程中的接受能力也具有重要影响。
（2）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效率不高，主要表现为辍学率高，教育脱离本国实际，对不同层次教育的投资不合理等。因此，发展中国家中国家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首先应该把教育投资的重点由高等教育转移到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上来，普及初等教育的同时大力扩张中等教育，适当减缓高等教育的发展。其次，适当改变教育的内容和教学模式。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应该把教学与实际联系起来，多传授在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从而提高学生的预期收益，降低辍学率。
（3）减少智力外流。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对于发展中国家，进行多渠道的技术、文化、人才的国际交流，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多种收益。但是伴随着人才交流，也出现了智力外流现象。目前，发展中国家主要靠各种限制手段来减少智力外流，例如对出国留学者收取一定的教育补偿费用，但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发展中国家应该为人才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缩小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使他们从个人理性的角度认为留在国内也是个人的最优决策。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智力外流，并能吸引外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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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易斯、哈里斯、托达罗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分析有何启发作用?
刘易斯(Lewis, W．A．)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是其中最著名的。他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分析了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制造业部门之间流动的特殊现象。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工资是由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决定的，而且在一个要素有效配置的经济里，劳动在各个行业中的边际产品价值应该相等，否则就会引起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的转移。但是，在发展中经济里，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价格并不是按边际产品价值原则决定的，因此保留着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劳动力。而现代工业部门是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的，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因此其对劳动力需求的原则是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应该大于或等于现行的工资水平。由此可见，两个部门的边际产出是不一致的，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传统部门里的农民收入水平。在刘易斯看来，传统部门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则不存在，这是二元结构经济里的一种特有的失业现象。如果劳动力的流动不受限制，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必然大量涌向工业部门，经济发展就表现为现代部门通过资本积累而扩张，直到将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全部吸收完，二元结构消失。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已经出现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依然源源不断地移民城市，刘易斯的理论在解释这一现象时缺乏说服力。
哈里斯(Harris, J．R．)和托达罗(Todaro, M．P．)在修正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提出了新的解释，他们的理论被称为哈里斯—托达罗模型(Harris—Todaro Model)。他们认为，刘易斯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依据的，在这些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一过程。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恰恰在城市失业已经出现的条件下发生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持久倾向。对此，哈里斯和托达罗的解释是，尽管城市中失业现象已十分严重，但是农村劳动力还是可以做出是否向城市流动的合理决策。准备向城市移民的人们实际上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城乡实际工资的差异水平，二是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大小。这二者的乘积即城市的预期工资。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一个有保证的农村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在城市失业已经存在的条件下继续向城市流入。哈—托模型强调的是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而刘易斯模型侧重于从城乡现实的收入差异来说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后者缺少的是对预期的分析。
6. 怎样看待中国目前的人口及就业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本上解决了12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并且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显然是今后继续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已经翻了一番还多，劳动力也增长了2倍多。虽然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但由于人口惯性作用,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态势仍很难改变。而且,未来五年,我国将进入新生劳动力增长的又一个高峰期。目前，我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
首先，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明显下降。90年代中期以来的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日益暴露出来的设备老化、结构不合理、管理不善和亏损严重，使其再也无法继续以“隐蔽性失业”的方式容纳冗员。要摆脱国有企业的困境只有实行更彻底的改革，从根本上扭转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滑坡的趋势。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必然使原来的隐性失业公开化，下岗再就业人数会进一步增加。国有单位的从业人员在90年代初接近1.1亿人，到了2002年只有7100万左右，而且从业人员还会不断减少。
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艰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分田到户的土地使用制度后，农业剩余劳动力由过去吃“大锅饭”时的隐蔽性失业转为公开性失业，据估计，这些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在1亿人左右。乡镇企业是最初吸纳这些过剩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后来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放松和城市一些工业和服务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开放，农民开始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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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最初的“离土不离乡”模式逐步转变为现在的“离土又离乡”，形成了“风风火火闯九州”的一支庞大的盲目流动大军。乡镇企业的发展由于受到资本扩展、技术升级、市场容量和人力资本不足等因素的限制，其发展速度已逐渐缓慢，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越来越少。尽管乡镇企业和城市经济已经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余下的过剩劳动力加上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使农村在今后15年中还有近3000万～4000万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和安排就业。
第三，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劳动力就业模式将由数量型向效率型转变，伴随这种转变，还将出现更多的过剩劳动力。从农业来看，规模经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方式缺乏土地和劳动相对集约管理的规模效应。不克服这一缺点，我国农业生产就难以摆脱传统小农经济的特征，劳动生产率不可能再有效提高。在未来的15～20年中，中国农业将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逐步实现土地的集中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程度会不断提高。农业规模经营能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导致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过剩。 从城市工业部门来看，激烈的市场竞争会促使企业更多的采用新技术，选择技术含量较大的资本和劳动组合，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一部分劳动将被资本所替代。另一方面，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重工业增长速度持续超过轻工业。与改革前不同的是，新一轮重工业化不是以机械制造业等重加工工业为特征，而是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为主导围绕城市化进行的。但是，新一轮重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增长所带动的就业增长与80年代轻工业带动的经济增长所推动的就业增长相比，呈下降趋势。这也不利于就业的增长。
据测算, “十五”期间,我国五年共新增城乡劳动力约6 000万人，再加上农村大约有1. 3亿～1. 5 亿剩余劳动力(其中4 000万～5 000 万人将流入城市),共有1.9亿～2.1亿人需要寻找就业岗位。从劳动力供给情况看,据估计,根据目前的就业弹性和GDP年均增长率,五年大约能够提供6 800万～7 500万个岗位。由此可见,在一段时间内,劳动力供求矛盾仍会十分突出。因此，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充分开发和合理利用我国庞大的人力资源，对于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着特殊的意义。
第七章
一、名词解释 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指处于自然状态或没有被加工过状态的有经济价值的物质。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地点的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水平的自然因素和条件”。也就是说，只有能够为人类所利用并带来经济价值和增加社会福利的部分自然环境要素才构成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与其他经济资源一样，相对于人类的要求来说总是稀缺的。
自然资源租：“租”(rent)在资源经济学中常表现为资源价格与边际或平均开采成本的差。在不同的经济学文献中，它常被冠以其他名称，如“资源净价格”，“边际利润”，“资源使用者成本”等。
增长极限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鲍尔丁(K．E．Boulding)是较早探讨经济发展中生态问题的经济学家。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一种科学——生态经济学》论文，指出了经济发展中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发展资源支撑问题的广泛关注。1968年在意大利成立了由30位知名学者组成的专门探讨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雷斯特 (J．W．Foreste)教授出版了《世界动态学》一书。在该书中他运用“体系动态学”的分析方法，建立了关于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模型。他的分析结果表明，人类经济发展会由于资源的枯竭而陷于停顿。麻省理工学院的另一位教授麦多斯(D．L．Meadows)受罗马俱乐部的委托，从事对人类长远发展面临的资源供给问题的研究。麦多斯于1972年发表了他们研究成果《增长的极限》一书。这本书是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情况研究计划的第一份研究报告。该书提出了著名的“增长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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