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可能偏爱奶酪，而第三个战俘可能想要件新村农。战俘不同的嗜好与资源秉赋使他们相互交易。
但是，物物交换被证明是配置这些资源的一种不方便的方法，因为它要求欲望的双向一致性。换言之，物物交换制度不是确保每个战俘得到自己评价最高物品的一种最方便的方法。即使战俘营这个有限的经济中也需要某种方便交易的货币形式。
最终示香烟确定为用以表示价格和进行交易的“通货”。例如，一件衬衣值80支香烟。劳务也可以用香烟来标价：一些战俘为另一些战俘洗一件衣服值2支香烟。甚至不吸烟的人在交换中也乐意接受香烟，因为他们知道可以在未来用香烟来交换某种自己需要的物品。在战俘营内香烟成为价值储藏、计价单位和交换媒介。——
第五章 国民收入的均衡
案例1．谁应控制货币政策？
对于谁应该控制货币政策这一问题，可能有多种回答。一个极端是给予货币当局一个目标，比如控制通货膨胀，授权它完成这一目标，尽量避免政治干预；另一个极端是货币当局可能受到相当程度的政治控制，因此受到压力必须刺激经济，即使这种做法可能引起更大的通胀压力。
德国和瑞士拥有极其独立的中央银行。在德国法律明确指出中央银行有“保持货币稳定性的指定责任”，以及“必须成为脱离联邦政府独立存在的机构”。因此也许不难想象这两个国家的通胀率相对较低。自1975年以来一直保持在3．5％左右。不够完满的一面是在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并不经常用来刺激经济。 在英国和意大利货币当局脱离政治控制的独立性相对较小，以英国为例，英格兰银行按照法律规定从属于财政部，无论后者什么时候需要，它都必须提供短期贷款。因此银行经常面临增加货币供给、刺激经济的压力，而975年以来英国的平均通胀率一直高达12．4％。美国和日本的体系介于两者之间，其中央银行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但是仍然难免遭受一些政治压力。 50年代晚期，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威廉．麦切斯尼．马丁和总统艾森豪威尔之间发生一场的争论。这场争论日趋激烈，以至于艾森豪威尔威胁说要取消联储的自治权。更近一些．在1990年开始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期间，布什政府敦促联储加速降低利率，中央银行是否应该受到政治控制是一个仍在争论的政治议题。许多观察家相信，货币政策的问题最好能够置于政治进程之外。他们指出，联邦储备委员会和政治家之间的一些争论可能只是一场表演。例如，一个总统只能私下同意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却又宁愿让联储而不是他自己来承担失业率上升而引起的指责。新西兰和智利等国最近已经公布法律．给予中央银行更大的摆脱政治干预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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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人认为，在一个民主制度下，对于经济运行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问题都应由民选代表控制。他们担心联邦储备委员会过分顾及银行家和商业社团的看法，而没有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从更加均衡的观点进行考虑。当然，民选代表仍然难免受到来自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力。
资料来源：Joseph E．Stiglitz ,《经济学》小品和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六章 宏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
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反思及今后的取向 张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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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指导思想及其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各种社会经济矛盾一下突显出来。尽管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力图摆脱困境，但结果始终是事倍功半，远未收到预期的成效（社科院课题组，1999）。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正加快全球化的步伐，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因此，中国能否迅速摆脱国内经济的窘境，以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形象出现在国际竞争的大舞台上，实现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现实。面对中国经济当前的窘境，我们应该彻底反思其形成的原因，并在指导思想上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尽管中国已进行了长达20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并在十四大上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目标，但政府力图在经济发展中实行“大包大揽”的指导思想却一直没有根本改变（参见黄达，1999；郭树清，1999）。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政府“有形的手”一直居于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而市场“看不见的手”则居于从属地位。其主要表现是，政府对市场持不信任态度，经常突破其与市场的边界。如，对市场实行家长式的管制、政府代替市场作出选择、力图用国有经济控制整个国民经济、宏观调控承担很多本不应承担的任务，等等（参见马洪、陆百甫，1997，1998，1999）。
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本意是纠正所谓市场失效，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然而事实证明，很多时候，这种良好的愿望不仅没有达到，结果还走向了它的反面。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困扰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几乎都同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一，国有企业大量亏损、下岗失业现象严重。既然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政府当然就会大量投资兴办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内在矛盾的症结，而且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政府的一个大包袱。如，财政每年要投入技改资金、国企拖欠银行的巨额债务已成为金融危机的一个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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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各级政府除了忙于国有企业扭亏增盈外几乎无暇它顾、很多改革措施由于要顾及国企职工的承受能力而难以推行、国企职工生老病死都需要政府来负担，等等（参见张卓元等，1998，p.65-74）。相反，政府对民营企业就完全没有这种责任。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由于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一切都可以按照市场规则来处理，市场风险完全由个人来承担。第二，当前的“有效需求不足”。正如后面要进一步分析的，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表现是大量短缺和无效供给同时并存，是政府垄断和体制障碍下供给和需求双向不吻合的结果。第三，大量重复建设造成经济结构扭曲，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王永治，1999）。由于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各级政府就争相攀比进行投资，大搞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割据、地区经济缺乏分工、大量无效供给、资源浪费等现象，影响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第四，政府垄断妨碍市场自由公平的竞争。政府部门既制定规则，又参与游戏，当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垄断，不愿放开其所管制的市场，以限制其所在行业的竞争。这种垄断必然会大大提高社会交易成本，造成经济扭曲和效率低下（王诚，1999）。第五，腐败盛行。如果政府承担过多的“分配资源”的职能及干预经济的权力（参见胡家勇，1999），同时权力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必然会滋生大量的腐败。官员的廉洁和高效不能仅靠号召和良心来维持，他们也不过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普通人。只有削减官员不适当的权力，并建立起制度性的约束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腐败。此外，更严重的是，政府力图对经济发展大包大揽，实际上是将很大一部分风险集中到了自己身上，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参见国家计委课题组，1999a）。
这种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作法，本质上是对市场不信任的表现。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经济所以飞速发展，恰恰是因为推行市场取向改革的结果（张卓元等，1998）。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行业只要政府解除管制，什么行业就马上出现繁荣。在计划经济下，农产品供应短缺，但农村改革后，农产品生产和流通引入了市场机制，供应很快就变得丰富起来。工业品的供应也是如此，只要是政府放手让市场自由发展的，无不得到迅速发展。
世界各国在对待市场的态度上，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普遍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作法，这以美国罗斯福新政和英国的国有化最为典型。尽管这种国家干预在当时起到了较好效果，但却是一种饮鸩止渴的作法。70年代史无前例的“滞胀”后，凯恩斯主义理论走到了尽头。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主导工业化模式取得相对成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奉行了这一发展模式。但是，苏东剧变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却宣告了这种发展战略长期的失败（杨小凯、张永生，1999）。现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不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美国经济所以有今天的繁荣，也正是因为里根总统重新大力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政府与市场：边界如何划定？
毋容置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能起到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决非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可以替代的。历史上，各国政府在强大的内外竞争压力下进行的制度创新，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Baechler, 1976）。尽管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线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们还是可以确定一些基本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关系，即政府为公民提供各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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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如国防、治安、法律、仲裁及公共品等，主要用于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制定公正的竞争规则等，而公民则用税收的形式购买政府的服务(诺思，1981)。这些服务所以要政府来提供，是因为由私人单独运作成本太大，而政府出面则成本相对较小。这是为什么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主要原因。
但是，这种作用是在政府充分强调市场作用的前提下实现的。布坎南（Buchanan, 1989）、诺斯和温格斯特（North and Weingast, 1989）等人认为，政府对宪政规则可信的承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它是扼制机会主义行为和减少交易费用的条件。在这种可信的承诺下，理性国家不仅为公民提供各种服务，而且国家本身也由法律进行统治，私人企业的自由登记制度取代了审批制和政府对企业的垄断。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政府也被赋予了一些新的职能，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这种交换关系及其节省交易费用的功能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因此，政府的职能主要是作“市场做不了或不愿做”的事，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体经济获得最高的效率。这种原则的确定，不是根据某种先验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理想，而是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
但是，由于国家掌握着国家机器，具有强大的暴力潜能，国家权力也就能轻易地越出界线，政府很容易走向“大包大揽”的角色。诺贝尔奖得主诺思说，经济发展没有国家是万万不行的，但国家又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祸害，即著名的“诺思悖论”。这里的关键是界定国家与市场的边界，以及如何用一套宪政规则来控制“控制者”即国家权力的问题。否则，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盛行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根据奥尔森（Olson，1996）的经验研究，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差距，除了文化、历史等原因外，主要就是制度的好坏。一个好的制度可以激发人们努力工作，而一个不好的制度则使人们不思进取及产生经济的扭曲。衡量制度好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的高低。 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则。这个边界划定权随意地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对于任何市场行为，政府只要想干预，都可以随时下达一纸禁令。比如，政府对一些重要的市场进行强制垄断，如电信、出版、医疗、教育、汽车等；对企业间的正常价格竞争，主管部门如果想干预，则称之为恶性竞争；对于老百姓介入电信市场的行为，主管部门称之为违法并加以取缔；对于不符合“高技术”标准的企业，主管部门以不符合产业政策为名而关闭；对于一些“五小企业”，主管部门以浪费资源为借口强行关闭；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新兴市场，主管部门会突然规定，今后凡是要进入该行业的企业或从业人员都需经过该主管部门特别批准。
这些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实质上是政府对私人产权的随意侵犯。我们要问：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权力是天赋的还是公民后天赋予的？主管部门对市场的干预有没有一个原则？比如，是不是主管工业的部门就可以对任何与企业有关的行为进行干预？是不是主管物价的部门就可以对任何与价格有关的事情进行干预？中国正向法治国家迈进，但这种政府对市场的随意干预有没有法理依据？如果没有一个原则或原则可以随意破坏，我们就不能指望会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这些作法实际上都与政府职能相去太远，它依据的并不是市场效率的原则，更多地是官员们以政府暴力潜能为胁迫追求部门利益的结果。正是这种随意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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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产权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影响了人们的自由创业和自由竞争，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
三、决定中国景气循环的因素：政府还是市场？
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思想表现在宏观调控上，就是政府希图通过干预使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平稳增长。人们过去一直认为，经济周期是市场失败的产物，但无论是西方还是改革后的中国，都无法消除规律性景气循环和失业。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经济周期和周期性失业难道真是市场的失败吗？如果真是一种失败的话，为什么人们倾其所能也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矫正？只有前苏联等国家，才用中央计划方法避免了景气循环和周期失业，但代价却是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远远落后于实行自由市场制度的国家。景气周期和周期失业现象是工业革命后在发达市场国家出现的，它不同于工业革命前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产生的非规律现象。同一般人的结论正相反，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 1993， ch18）的宏观经济模型证明，景气循环不仅不是市场的失败，反而恰恰是市场的成功。这种理论证明，中国改革后形成的景气循环正好是市场化的结果，与前苏联式的没有景气循环但却有耐用商品长期缺乏的模式比起来是一个大的进步。中国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利用计划经济选择了长期短缺的模式，而改革后，市场更倾向于有一定景气循环和生产能力过剩的模式。市场选择的景气循环模式，绝对比计划机关选择的长期短缺模式更有效。因此，即使我们不了解景气循环产生的机制，也可能个人感情上不喜欢它，但绝不要轻易断言这是市场的失败，更不要试图用政府或其它垄断性力量去“纠正”它。
但是，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上述分析还不能完全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参见杨, 1997，p.173-83）。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历次出现的“过热”或“过冷”现象，基本上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景气循环问题，因为中国的景气循环与“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混在一起。中国的经济周期在改革前是由政治周期引起的，不管是1959年的“大跃进”还是1962年的经济调整都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每一次经济周期的变化，都以政府的发动为起点，以政府的紧缩为终结，经济波动直接受政府行为的主导，并不是一种纯经济现象。中国一些人喜欢直接运用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在经济增长快速时建议政府采用西方式的紧缩政策，而在经济增长放缓时增发国债和扩大货币发行量刺激经济。这种作法的有效性是十分值得怀疑的。西方的宏观经济学连自己的景气周期现象都难以解释，我们当然不能用它来解释有完全不同体制的中国经济现象？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变量，要比市场机制完善的西方国家复杂得多。 中国的景气循环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很大差别是，中国大部分资产是国有的，投资决策人对国有企业投资后果不负责任，所谓软预算约束可能使经济过热。这种过热与西方国家有效率的景气循环不同。以中国特有的集团消费为例，西方国家公司的财务开支最终都由公司所有者支付，所以这类开支不会无限膨胀。而中国国有企业的集团消费和投资则可以无限制膨胀，因为哪怕是失败的投资，投资决策人也可以不负责任。这种大锅饭制度可能产生真正的经济危机。而在没有私有财产权约束的条件下，对这种行为进行有效的行政管制是这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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