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条件。中国改革开放后私人和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开始有了正常市场经济下的景气循环，但由于中国在21世纪最初20年都将处在经济起飞期，所以在没有改革周期造成的波动时，景气周期应该不会很明显，正如台湾在1960年至1980年经济起飞时景气周期不明显一样。
中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改革开放后，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但同时，国有企业的问题却一直得不到根本解决。国有企业没有真老板，也没有科尔奈所说的硬预算约束，一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因此，每当政府放松对国有企业投资和集团消费的计划控制时，国有企业就热衷于上新项目、进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生产大量存货、修建楼堂馆所、公款购买汽车、修建超标准住房、滥发奖金等等。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和消费当然会带动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是非常低效和粗放的，总是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即所谓“一放就乱”。经济一乱，政府接着就“急刹车”，进行大量的“清理”、“整顿”，严格控制投资和集团消费，好的坏的都一棍子打死。“一乱就收”的结果是经济“一收就死”。经济增长一停滞，政府接着“一死就放”，国有企业就又故伎重演。如此循环不已，形成所谓的景气周期。可见，中国所谓的景气周期，其实“总开关”主要是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控制着，并不是西方市场经济下正常的景气循环（亦可参见樊纲，1994）。
四、近期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事倍功半？
但亚洲金融危机后，这种“景气循环”的模式似乎突然失灵了。由于净出口突然下降，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内在矛盾一下暴露出来，经济陷入了所谓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泥潭（参见马洪、王梦奎，1999）。于是，政府听从一些专家的意见，实施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发了上千亿元的国债投资基础设施，银行利息一降再降，但无奈经济却总是迟迟不见起色。为什么这些政策总是事倍功半？原因在于，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抓住中国经济的“病因”。
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及其它种种经济困难的原因，人们众说纷纭，但其中很多解释都难以完全令人信服。这些观点可以大致归纳如下。（1）有效需求不足是受中国全面向买方市场转变的影响。可是我们要问，美国这样的国家不也是处于买方市场条件下吗？为什么它没有因此而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况且，中国真的是全面进入了买方市场吗？尽管一般工业品出现了买方市场的某些特征，但我们在电信、医疗、教育、交通、服务、住房、汽车、新闻、出版等诸多领域却仍然十分短缺。如果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提供这方面的供给，还会有所谓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吗？是什么原因妨碍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呢？（2）受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迟缓的影响。可是，从来都是企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来组织生产，企业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怎么能够反过来怪消费结构呢？福特当年正是根据美国人的收入水平开发他们买得起的经济轿车，才成就了他构建汽车王国的事业。况且，消费结构也应是一个被解释的变量，它取决于人们的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又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则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这样，岂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前，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一直不可能得到解决？正如贝克尔（Becker）所说，我们不能求助于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来解释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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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而要在给定人们偏好的条件下，用人与人自利决策以及需求供给之间的交互作用来解释经济现象。（3）农村市场的不发达影响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人们指望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来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是不现实的，因为农民收入水平提高是一个农村工业化即经济增长的问题，它同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算农民收入水平有了提高，可这部分收入也会产生相应的供给，现在卖不出去的产品照样卖不出去；或者，即便这些产品能被农民消费掉，但农民收入提高产生的那部分供给又会过剩。我们不能将供给和需求割裂开来进行分析。在农民的需求中，只有那些因为供求不能直接见面（如交通、商品流通等原因）而产生的需求，才能用来解决一部分人们目前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4）认为是前几年政府宏观调控过紧的结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之后连续两年政府一再调低利率、增发国债也不见成效呢？这种说法显然也难以令人信服，并且会对今后政策取向产生一定的误导。（5）由于各项改革如医疗、教育、住房等措施的出台，提高了人们的风险预期，使人们不敢消费。但是，这更多地只是说明人们对保险、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有着强大的需求。如果这种需求得到满足的话，不正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一种好机会吗？怎么反过来成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真正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妨碍了这些产业的自由发展？如果要说改革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形成有责任的话，那就是目前的改革还不够彻底。（6）人民币汇率高估影响出口造成的影响。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经济学家根据计量模型来代替市场决定汇率，并进而推断其对进出口的影响，是一件很有争议的事情。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靠大量净出口来带动，就象中国前几年一样。贸易总量扩大带来国际分工水平的提高，才是国际贸易之于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好处。（7）企业微观主体效益下降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将中国经济的问题归结到微观主体，这种分析方向是对的。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追问，是什么导致企业主体不健全进而效益下降呢？况且，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企业利润率下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就企业论企业的观点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企业主体不健全背后的原因。（8）通货紧缩的影响。这种观点几乎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同样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正如我们后面要分析的，中国当前的通货紧缩同西方有很大的区别，它更多的是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它对中国经济实际的影响，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况且，当今全球性的通货紧缩为什么却同时伴随着经济的良好增长？可见，人们过去对通货紧缩的定义、原因以及影响的认识都未免失之简单。
可见，上述各种说法尽管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却没有更进一步触及问题的实质。当前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国有体制下供给和需求双向不吻合的结果，中国经济矛盾是长期实施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物，问题的根子出在政府和国有企业行为上。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矛盾仍然没有摆脱上述中国特色的“景气循环”模式。只不过，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在新的条件下发生了变化，问题背后的内在机理同过去仍然是没有区别。我们来看看在国有体制下政府、企业和银行不同行为产生的不同后果。
过去政府对经济一启就热，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多是将银行贷款拿去生产存货和攀比着上新项目。现在政府意识到重复建设造成经济结构扭曲后果的严重性（这种现象又正是现行体制下国有企业行为模式的必然结果），下决心制止重复建设，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故对国有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实行严格控制（马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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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梦奎，1999， p.37；p.122-36；）。国有企业在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等道路被堵死的情况下，对市场需求又不敏感，不知道根据市场选择项目，很多就只能停产半停产甚至关闭。
国有经济上不去的同时，非国有经济为什么也上不去呢？原因无外乎如下几点：第一，很多非国有企业本身就是靠为国有企业提供中间产品或服务而生存的，国有企业不景气，非国有企业当然也受连累，分工水平就下降。第二，大量行业不对非国有经济开放，民间资本“有钱不让投”，分工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如，政府规定36种国家计划商品的批发业务以及41种重要工业品生产资料的零售业务，如钢材、生铁、煤炭、木材、水泥、轮胎等，不准私营商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航空和铁路运输、电讯、石油、卷烟、金融、保险、出版、汽车等许多行业也不准个体和私营企业经营（陈清泰等，1999，p.61）。同时，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很多好项目也“无钱可投”（樊纲，1999；马洪、王梦奎，1999，p.109）。第三，经过二十年的高速增长，现有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潜力已越来越小。由于大量无原则的政府干预使私人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太大。要使经济增长进入起飞阶段，必须进行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开辟更大的空间（Sachs, Woo and Yang, 1999； 夏小林，1999）。
与此同时，由于有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政府担心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债务会触发金融危机，所以严令银行不准随意贷款而形成新的不良债务，国有银行又由过去的随意贷款转向“惜贷”（马洪、王梦奎：1999， p.108-109）。这样，银行再降息或者再增发货币，钱都没有流向实质经济，当然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可见，通货紧缩更多的是上述病因下的一个症状，而不是导致经济萧条的原因。
在人们大谈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同时，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等地，经济却是一派繁荣（吴敬琏，1999），这正好验证了上面的道理。因此，政府企图通过采用加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来使经济走出低谷，并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当然是“药不对症”，或者至少是事倍功半。这就是为什么连续下调利率和发行巨额国债也不能将中国经济拖出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泥潭的原因。
但是，在出台一系列“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而又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后，人们不去思考这些措施是否正对了中国经济的“病因”，反而认为是“药力还不够猛”的缘故，很多人于是极力主张继续大量增发国债、调低银行利率。这种政策主张成了当前主流的声音。这种作法的长期后果，可能是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埋下更大的隐患，使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的境地，而且同时伴随着严重通货膨胀及种种经济扭曲（马洪、王梦奎，1999，P.110）。如，银行一再降息可能使金融市场投机盛行，地下金融活动重新抬头；赤字财政除可能产生长期通货膨胀外，还必然会增加企业税负，影响企业活力和经济增长，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同时，大量财政资金进入一些本可以由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不仅会影响民间资本的效率，还会因为政府过多地介入“资源分配”而滋生大量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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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政府不再对经济发展实行“大包大揽”，国有经济全面从竞争性领域撤退，将政府垄断的市场对民间资本开放，建立自由资本市场和自由创业制度。如果能实现上述转变，以中国二十年改革开放奠定的良好基础，经济起飞应该是指日可待，从而可以避免改革循环而回到正常的景气循环。可以预料，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得进一步发展后，景气周期将会出现以下特点（杨，1997）。第一，市场化和经济增长会使与西方类似的景气循环变得愈来愈明显。这种趋势是加强经济周期的幅度。第二，中国已于1990年左右进入起飞期，由于中国市场广大，劳动分工演进和商业化潜力巨大，模仿港台工业化模式的潜力也大，所以大约会有20至30年强劲的经济增长。这种起飞的动能可以大大削弱景气循环的幅度，使之变得不明显。第三，民营企业发展的进度对改革周期会有决定性影响。民营企业发展愈快，改革周期就会消失得愈快，因而使中国的发展模式向台湾和香港的发展模式靠拢。台湾从60年代进入起飞阶段后，有20年强劲的经济增长。这期间景气循环不明显，基本没有失业和萧条。如果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很慢，则改革周期还会延续，而且这种改革周期的模式也会不断变化。
五、宏观调控：目标应该是什么？
我们主张放弃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而实行市场主导型发展战略，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并不意味着政府同时放弃宏观调控。只不过，宏观调控必须由现在的多目标或目标不清向内生目标回归。同时，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回归必须要以一套制度规则作保证。否则，政府干预经济的冲动就总会使宏观调控的目标发生偏离，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和扭曲。
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通过稳定币值来为经济系统提供一个准确的信号机制，以使价格信号发挥自动调节经济的功能。从历史上看，货币是在分工发达产生复杂的交换后才出现的（Yang and Ng, 1993, ch17）。最开始是那种“可交易性”最高的商品（从一般商品到贵金属）充当货币。此时货币是作为经济运行的内生变量而出现的，货币流通量的大小由市场自动调节，价格信号也不会发生紊乱，也就无所谓货币政策。而在纸币时代，货币的发行成为政府可以操纵的一个外生变量，其变动会影响价格信号机制。而政府由于也有自身的利益，其行为难以做到完全中立或操作正确，且在很多情况下有诱因制造通货膨胀。因此，政府操纵货币就隐含着很大的风险。这是为什么哈耶克等人主张货币由私人竞争发行的原因(哈耶克，1976)。但是，货币由私人竞争发行的成本也很大，多种交易媒质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增加了交易成本。最后权衡利弊的结果，各国的货币都采用了中央银行发行的制度。这种统一标准的交易媒质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所以，在货币由政府发行的条件下，如何调控货币量，以符合经济的内在要求，也就成了一件很“艺术”的工作。
可见，货币政策的内生目标应该是稳定币值。至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目标，都是建立在稳定币值基础上由市场调节的结果，不能反过来将其也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如果非要货币政策兼顾这些目标，则更可能会造成经济的扭曲和异常波动。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上通行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制定货币政策的原因。《中国人民银行法》也规定，“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稳定币值，并以此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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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经济增长”。可见，货币政策的目标本来是正确而清楚的。但是，由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受到政府其它目标的左右，货币政策的目标因而也就总是摇摆不定。从“适当的货币政策”到“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实质都是政策目标定位不明确的表现。
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同货币之间的关系本来取决于货币发行量的大小，正如弗里德曼所说的“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是，中国由于市场扭曲、市场主体（包括企业和金融机构）不健全从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也不健全，影响货币发行量同价格走势之间关系的变量比西方要多得多，从而构成了中国货币政策问题的复杂之所在。比如，不清楚中国的通货膨胀（或紧缩）究竟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或过少），还是由于市场主体不健全和体制缺陷等原因而形成。这些因素纠缠在一起，使人们难以分清究竟是哪些因素在真正起作用，结果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问题就出现了莫衷一是的解释。这些解释都各有一定的道理，从而在指导上给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了不确定性。比如，有人认为中国当前的通货紧缩是由于货币发行少了，于是极力主张再降利率，但中央银行其实很冤枉，因为货币确实没有比往年少发（程建胜，1999）。
尽管货币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有各种各样的操作困难，但只要掌握一个原则，就可以尽量减少政策失误。这就是，货币政策以稳定物价为唯一目标，货币发行量以往年为基准，同时中央银行不受政府的左右，具有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中国当前的通货紧缩最主要并不是货币政策引起，当然也就不可能通过货币政策来达到治理的目的。事实也正是如此，目前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治理通货紧缩的措施根本就没有多大效果。中央银行大可不必勉为其难，只要货币发行量达到了预定目标，再没有效果，则说明问题的根子在其它地方，如金融体制改革、企业改革、政府职能改革、市场体制建设等，而这已超出了中央银行的职能权限。 财政政策的目标也是由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内生地决定的，它同所谓公共品和外部性有关。我们以修建高速公路和街道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高速公路和城市街道都各有两种办法（收费或不收费）进行修建，而其中收费制度是可以将外部性消除的。但是，用这种方法消除外部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增加了精确界定产权的费用。比如，要对每个使用某一条街道的人进行收费，会因为造成严重交通拥堵而得不偿失。所谓市场选择最佳外部性程度，通俗地说就是市场选择一种方式，以将总交易费用降到最低（Cheung,1970）。象高速公路这类明确界定产权成本较低的基础设施，可以用很小的成本消除外部性，故私人资本就会进行投资。而对于城市街道这类基础设施，要精确界定产权成本很高，私人资本就不会投资。因此，在大部分西方国家，高速公路都由私人投资，因而也就没有外部性，而城市街道则采用政府投资的方式保留了外部性。因此，外部性的程度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市场的成功而不是市场的失败。我们过去通常认定必须由政府投资的一些领域，如高速公路、大学、邮政、铁路、公交等具有“外部性”的项目，其实都可以成功吸引私人资本进行投资，并不是非得政府去做不可。
特别是，就算一些看起来有明显外部性的产品，也不一定就意味着政府介入一定会比市场高明。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有时比政府介入要有效得多。电视业的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无线电视是一个看起来有明显外部性的行业，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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