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俚俗语，以俗为雅
晚唐五代以来，词的内容日益离开市俗大众的生活，而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柳永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他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
柳永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与柳词语言的通俗化不无关系。
（三）表达方式上的大胆革新
柳永的词长于铺叙，善用白描，无论写景、叙事、抒情，都写得淋漓尽致，情辞婉转。
1、铺叙和白描
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
2、独特的结构方式
词的一般结构方式，是由过去和现在或加上将来的二重或三重时空构成的单线结构；柳永则扩展为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即体现为回环往复式的多重时间结构。
在空间结构方式上，柳永也将一般的人我双方互写的双重结构发展为从自我思念对方又设想对方思念自我的多重空间结构，如“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算得伊家，也应随分，烦恼心儿里”（《慢卷?》）。
3、抒情自我化（写心）
晚唐五代词，除韦庄、李煜后期词作以外，大多是表现离愁别恨、男欢女爱等类型化情感，柳永词则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早年进士考试落榜后写的《鹤冲天》，就预示了这一创作方向。
102、分析苏轼的人生观和创作道路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一）儒、道、禅的融合的人生观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二）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但是，一方面，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三）乌台诗案
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言官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弹劾为“包藏祸心”、“指斥乘舆”，于是在湖州任上被突然逮捕，送交御史台论罪。从元丰二年七月被押，到十一月释放，苏轼在狱中倍受诟辱，几置死地，幸得多方营救，才得贬出。这就是有名的 “乌台诗案”。
（四）逆境中的创作高峰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103、简析苏轼词是如何展示内省式的心路历程的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如《定风波》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
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
104、试论苏轼词对大自然壮丽景色的展现
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伸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1）形神兼备，寄托遥深的咏物词。代表作品有咏孤鸿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咏杨花的《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苏轼对咏物词有开拓之功，奠定了咏物词的体制特色。
（2）苏词对自然山水的描绘，或以奔走流动的气势取胜，如“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满江红》）；或以清新秀美的画面见称，如“山雨潇潇过，溪桥浏浏清。小园幽榭枕蘋汀。门外月华如水，彩舟横。”（《行香子·湖州作》）
（3）有时则把对自然山水的观照与对历史、人生的反思结合起来，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融注入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感慨，如《念奴娇·赤壁怀古》。
（4）有时又钟情于和谐宁静的自然山水，借以表现忘怀物我、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如《西江月》。
105、简析苏轼的农村词的特点
充满泥土芳香和生活气息的乡村，是以前的词人从未关注过的领域。苏轼则以“使君元是此中人”的身份，在五首《浣溪沙》组词中多角度地描写了徐州的乡村景色和村姑农叟的生活情态。在其他词作中，他也常表示对农作物丰收的喜悦和对农民生活的关心：“惭愧今年二麦丰，千畦细浪舞晴空”（《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浣溪沙》“万顷风涛不记苏”）
106、简析苏轼对宋词再变的贡献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107、分析苏轼以诗为词的意义
打破“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的藩篱，把词引向了正统诗文的道路，提高了词品。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作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作所抒的是何种情志或因何事生发，必须有所交代和说明。然而词体长于抒情，不宜叙事。为解决这一矛盾，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
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江神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事性，但写射猎打虎的过程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而作者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作替代性的概括描写，就一笔写出了太守一马当先、亲身射虎的英姿。词的下阕用冯唐故事，既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含着历史人物和身身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08、分析苏轼词中表现出来的鲜明的个性品格
苏轼有意打破“柳七郎风味”而力求“自是一家”，形成鲜明的个性品格。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
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俞文豹《吹剑录》云：“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
（《新轩乐府引》）。
109、简析苏轼词中歌与音乐的关系特点
打破声律束缚，“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陆游《老学庵笔记》）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
宋胡寅在《酒边集序》中称道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而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即揭示出苏轼这类词作所创造的一种新的美学风范。
110、简析苏轼词题材特点
苏轼开拓了题材，“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 “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111、分析晏几道词的艺术特色
（一）工于言情
工于言情是《小山词》的特色，但往往局限于爱情的回忆，尤其是对相见无缘的萍、莲、鸿、云四位歌女的苦恋，处处流露出惆怅伤感的情调。
1、现实社会既冷漠无情，只好建构梦境来寻找心灵的自我安慰和寄托。
晏几道借着对爱情的追求来建立一个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审美的情感世界，以消解现实人生中无法摆脱的孤独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