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组织 依靠群众(2)

四是多数村干部能比较好地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干净干事。近年来，区委一方面加强对农村干部的纪律约束和监督，另一方面不断提高他们的工作生活待遇，村干部大多数比较注意自身形象，严格要求自己，干净干事，对村里的重大事务能够做到与村民代表民主协商和民主决策，在村账代理、财务公开制度的约束下，全区基本实现了村公务招待“零开支”，村民满意。
    然而，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随着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发展，我区农村已经出现了相当广泛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四个多样化”，而这种现象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还仅仅是苗头。此外，北仑作为沿海发达地区，近30万外来务工者不仅在新碶、大碶、小港的城区随处可见，就是在偏僻的山区海岛也有他们的身影。不少村的外来人口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本地人。有人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两个北仑”——本地人的北仑和外来人的北仑，实际上是社会学所指的“陌生人社会”在我区已经出现。“四个多样化”和外来人口增多，给全区村级组织的执政带来了诸多挑战，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信任挑战。信任是执政的第一资源。调查显示，这几年，我区农民对政府和干部的信任度并没有因为政府对三农反哺力度的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民所得实惠增多而上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呈下降趋势。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村民群众对村干部的信任度不高。在座谈和个人交谈中，党员和村民对干部的不满、不信任情绪相当明显。二是退下来的老党员，特别是当年叱咤于农村和镇办企业的老支部书记，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对现实、对政府有着诸多的牢骚与不满。在青林村开座谈会时，有个党员在讲述了一件不快的事情后，一脸愤懑地说：“现在听共产党的话就是吃亏！”其他党员也随声附和，而且言之凿凿。
    第二是控制力挑战。执政者的主要职责是调控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和谐与发展。由于信任度下降，目前我区村级组织的执政能力受到严重阻碍，它们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力下降，说话不响亮，制度不能认真执行，工作不能有效落实。村两委会虽然是执政主体，却不能有效地协调和控制其他的社会组织。譬如，对老年协会、计生协会，村里只能化钱让他们出去旅游，而基本不能派给他们任务；对花卉协会、养殖协会等经济组织不能有效地进行服务和管理；对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场所，包括以血源为纽带的宗族组织，村里是水泼不进，更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对那些村霸、地痞、“二赖子”，村干部只能是睁一眼闭一眼，村民对此意见很大。
    第三是凝聚力挑战。打铁需要自身硬，执政需要凝聚力。“现在有多少人愿意听我们的？做工作，完成上级任务，总是我们村干部在唱独角戏啊！”在执政主体内部，由于多种原因，支部书记与支委之间，支部书记与党员之间，书记与村长之间，村长与村民代表之间，联系少，感情淡，缺乏明确共同的目标。党组织学习、讨论等重要活动，对党员缺少吸引力；村委会开会讨论重要事情，村民代表也总是难以到齐。种种迹象表明，村级组织对党员和村民代表的向心力在下降，凝聚力在减弱，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村级组织执政的“凝聚力危机”。  
    二、 原因分析
    调查显示，当前我区多数村的执政情况之所以还比较好，大致有以下五个因素：一是从总体上看，多数村干部能够较好的廉洁自律、干净干事，公正办事。尽管也有少数村干部存在一些不廉不公问题，但对大局的影响还是有限的。二是村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总体上是信任的。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虽然村民群众对部分和少数的村干部、乡镇干部包括县以上的干部有这样那样的意见或不满（有的不满情绪是受一些媒体的影响所致），但北仑建区以来农村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农民实际生活的显著改善，再加上几十年来党的正面宣传教育，绝大多数村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是信任的。他们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同人民政府。他们说，上访是没有办法才去的，绝不是找政府的“岔”，是相信政府能解决问题，不然要上访干什么？既费工也化钱，吃饱饭撑的？ 三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农民心目中的强大权威，是我区村级组织执政的强大政治支撑。村民们每天收听收看广播电视，了解党、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信息，在村民心理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四是以书记为核心的村两委会“合二为一”的工作构架，符合我区当前农村生产和社会发展实际，合力大于摩擦力，运作简单便捷。在村干部和村民眼里，两委会的职责没有象《党章》和《村委会组织法》分的那么清楚，书记是当家人，没有疑问③。五是北仑尽管地处沿海发达地区，但农村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农村社会还是传统的地缘型社会，“息事宁人”“与邻为善”仍然是村民们处理矛盾纠纷的重要是非标准，农村稳定的心理基础没有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