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直觉、类比、笼统和整体式、感性化的思维方式，与创立一门具有严密体系的科学所必需的思维工具──逻辑思辨──相去甚远。[60]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具有逻辑思辨性质的“名学”，[61] 但它昙花一现，既未能形成系统的逻辑学，又未能整体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而占主流的传统中国士人在观察和研究问题时，不重视对客观现象的区别、解释、归类、推理和对于对象性质及其过程的分析与精确描述，而是借助经验证明、直觉体验和简单类比罗列，超越逻辑演进过程，直接把握某种结果或真理。笔者以为，逻辑（学）对法律科学的意义是通过命题、推理的方式，以证实或证伪命题，从而获得对法律原理的把握，最终确立理论体系。这必须借助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尤其是形式逻辑。传统中国的思维是通过举例、类比、归纳，[62] 以证实符合经验的知识。这样的知识缺乏对法律现象的概括和法律规律的把握，不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上升不到科学原理的层面。所以，在区分故意与过失、强奸与通奸（和奸）、律无正条不得为罪等方面，尽管中国要比西方早几百以至上千年，但严格的刑法学理论并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出现在西方。因为离开了逻辑（学）和思辨，就不能形成和把握明晰的概念，从而缺乏通过明晰的概念去分析并揭示事物的规律，建立起严密的理论体系的可能。西方法学之所以发展成为严密庞大的科学体系，在根本上主要得力于由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逻辑学和宗教普遍主义的思维（方式）。没有逻辑学，法学就难以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63] 没有决疑论宗教的普遍主义思维（方式），法学系统化和抽象化将受到限制。[64] 然而，毫无疑问，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体现经验、体会、断想和智慧的律学的发展提供了完全的可能。[65]
在传统中国，一门学问能不能得到发展以及朝什么方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对这门学问所持的态度。一般说，如果统治者采取提倡或鼓励的政策，这门学问便会得到发展；如果采取反对、压制、漠视的态度，它便会由窒息而夭折。这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统治者的态度直接决定了社会的取舍，社会的取舍直接决定了士人的追求。正如沈家本在《法学盛衰说》一文中所言：“纪文达编纂《四库全书》，政书类法令之属，仅收二部，存目仅收五部，其按语谓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所录略存梗概，不求备也。夫《四库目录》，乃奉命撰述之书，天下趋向之所属，今创此论于上，下之人从风而靡，此法学之所以日衰也。”其实，对法律、法吏、法律学术的轻视决非有清一代，早已是传统。这个传统源起于孔子，扎根于“刑为盛世所不尚”的礼教文化，所以，我们在传统中国的文献中，可以读到很多体现这一文化传统的各种言论。[66] 这不仅加重了法学生成的难度，也必然使得律学向“小学”、“末学”的方向发展。
统治者对法律和法律学术持什么样的态度，主要取决于社会的政治制度。一般说，民主社会或具有民主性政治的社会，对法律和法律学术自然十分重视，因为民主与法治、法治与法学是不可分割的。反之，专制社会或具有专制性质的社会，法律和法律学术必然不会受到目的性的重视，因为专制、人治与法治、法学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法律和法律学术不过是实现专制的工具而已，它们所占的份量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客观形势和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主观认识而定。在传统中国这样一个礼教化的社会中，法律自身已是道德的器具，法律学术自无独立繁荣之可能。不惟如此，传统中国持久强大的专制政治，只能使法律学术成为一种维持社会既定秩序的附属性技术。它既不能超越由经验世界构成的现实，也不具备创造性的批判功能，而这一些正是法学作为社会科学所必需的理论品格。
民主政治或具有民主性的政治是一种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政治形态，离开了商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和民主政治的高度发达。任何时候，经济制度对学术的影响虽不一定直接但却是根本性的，它通过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机制发挥作用。法学在传统中国之所以难以生成，与非商品性的宗法小农经济有着深层次、根本性的联系。[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