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名家之学对传统中国的法律及其学术迈向科学化，即创立科学法律观与法学理论的影响，有两种对立的观点，胡旭晟教授基本上是否定的，高恒先生是肯定的。（参见前揭何勤华编：《律学考》，第532―574页）
[62] 关于传统中国思维的特点，参见〔美〕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63] 理性、逻辑、科学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西方法律学术从经验发展为科学，直接借助的正是基于理性的逻辑学这根拐杖，没有这根拐杖，科学的法学寸步难行。徐国栋教授的文章对此已有所说明（参见徐国栋：“共和晚期希腊哲学对罗马法之技术和内容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进一步说，作为完美体现逻辑的科学理性之王──数学──也是法学发生学中的重要元素。（参见柯柏生：“法律与作为西方理性精神核心的数学理性”，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4期）
[64] 宗教的普遍主义思维与系统理性的发展对科学的意义，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75，481，622页及前后有详细的论述。
[65] 王伯琦先生在其“吾国法学的衰微”一文中探讨了这一问题，论者中西比较、思路清晰，惜未深入系统，不免令人遗憾。参见氏著：《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106页。另，参见顾俊杰：“中国哲学与传统法律文化”，载《比较法研究》，1988年，第3期。
[66] 汉代思想家王充在《论衡·程材》一文中将通晓经、史的儒生喻为“牛刀”，而将熟悉法律的文吏比作“鸡刀”。他说：“牛刀可以割鸡，鸡刀难以屠牛。刺绣之师能缝帷裳；纳缕之工不能织锦。儒生能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学。文吏之能，诚劣不及；儒生之不习（引者按：指法律）实优而不为。”唐代政府对法律学术、法吏极不重视，所以白居易上书唐皇曰：“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于昔，而俗以宁壹？行于今，而人未休和？臣以为非刑法不便于时，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轻法学、贱法吏；故应其科与补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白居易集》卷六十五《策林四·论刑法之弊》）宋代司马光认为：“夫天下之事有难决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权衡之于轻重，规矩之于方圆，锱铢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务明先王之道而不习律令，知本根既植，则枝叶必茂故也。”（《司马文正公集》卷二十七《上体要疏》）
[67] 王伯琦先生对这个问题也有中西比较的认识，参见前揭氏著：《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第102―103页。
[68] 参见前揭何勤华汇编的《律学考》一书中的相关论述。
[69]〔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载前揭〔日〕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16页。
[70] 参见前揭李贵连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