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律学论辩（下）(5)

　　[注释]
　　[47] 这有不同的看法，参见〔美〕金勇义著：《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观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章。但对金勇义的看法同样有争论。
　　[48] 参见黄源盛著：《中国传统法制与思想》，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81―208页。
　　[49]“诉讼”是法律和法学成长并发达的原动力，无讼对传统中国法律学术的影响，滋贺秀三在他的“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中有所论及。另，参见范忠信：“中西法观念比较”，载《比较法研究》，1987年，第3期。
　　[50] 威格摩尔在比较了人类16大法系的命运后总结说：“决定法系生死存亡的最重要因素是严格法律意义上的法律思想体系的产生和存续；而这种法律思想体系本身又是法律职业阶层存在的结果。这些法律职业阶层中的法律思想家和实践者们独立创造并延续了这种法律思想体系，同时法律职业阶层的这种活动也独立于政体和人种之外，它不因政治体系的变迁而变迁，也不因人种的混杂而改变。简而言之，法系的产生和存续取决于一个训练有素的法律职业阶层的存续和发展。”（前揭〔美〕威格摩尔著：《世界法系概览》，下册，第956—957页）
　　[51]〔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73页。
　　[52] 有关传统中国法律教育的政策、宗旨、规模、性质和特点等情况，参见武树臣所撰的“中国古代法律教育杂谈”系列文章。文章刊于政法专业《自修大学》1984年第6期、第8期、第12期，1985年第2期；汤能松等编：《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2页。
　　[53] 张伟仁：“清代的法学教育”，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这是一篇有关清代法律教育最出色的论文，对现今我国的法学教育也不乏参考价值。
　　[54] 前揭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第238页。
　　[55] 吴建璠先生就清代律学指出：“由于清王朝倡导实用，所以清代律学走上一条讲求实用而不大重视理论的道路。清代律学者一般都是在肯定现行律例的合理性的前提下，研究条文如何理解，如何适用，而很少用批判的眼光来掂量律例的条文本身。”（前揭何勤华编：《律学考》，第402页）另，参见何敏的“清代注释律学的特点”和“清代私家释律及其方法”，两文收在前揭何勤华汇编的《律学考》一书中。
　　[56] 张晋藩先生对此的一段很好的概括，他说：“律学的发展方向受国家的宏观控制。律学基本上是官学，私家注律只是国家注律的补充。律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受到专制国家的关注。随着专制主义的强化，国家对律学的干预和控制日益加强，以确保其发展方向符合国家的利益。因此，从汉晋隋唐以来，律学一直是官学，即以官府注释为基本形式。明清时期国家对适用法律的要求更为迫切，对律学的期望值也愈益提高，因此鼓励私家注律以补充官府注律的不足。所谓私家，其实是具有官方或半官方身份的人士，他们注律或受命于朝廷，或被委聘于长官。他们注律时总结了从事刑名工作的经验，抒发了研究律学的体会，形式上是自由的，但不得逾越国家宏观控制的限度，不得违背传统的法律意识和礼的基本规范，不得别立异端思想。否则其所注之律不仅无效而且受到惩治。因此私家注律是寓自由于不自由之中的。”（前揭何勤华编：《律学考》，第415页）
　　[5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页。
　　[58] 沈家本：《天一阁书目跋》。
　　[59] 前揭〔日〕穗积陈重著：《法律进化论》，第68页。
　　[60] 有关中西逻辑思维的差异，一般性的介绍，参见徐忠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章；有关专门探讨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参见〔美〕艾兰等主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