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缺乏对老年人免除死刑、无期徒刑的规定。对老年人免除处罚，源自于西周。《礼记·曲礼上》说：“耄与悼，虽有罪不加刑焉。”意指对80岁以上的老人和7岁以下的孩子，即使犯了罪也不加处罚{7}。汉代对此做了适当约束，除杀伤人、诬告等罪以外，年80岁以上之人犯罪，一律不追究刑事责任，7岁以下犯各类杀人罪者，可以通过“上请”获得减死一等的刑罚{8}。《唐律》确立了对老幼残疾之人犯罪减免刑罚的标准：年70以上15以下及残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年80以上10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90以上7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9}。当今一些国家也在刑法中规定，对70岁以上老人不适用死刑。这些规定，体现了人类矜老恤幼的共同伦理和儒家仁爱思想，值得继续传承。为此，我国许多学者纷纷建议在《刑法》中明确规定对70岁以上老年人不适用死刑。笔者认为，我国已经逐步进入老年社会，更需要彰显尊老矜老伦理。老年人随着生理功能的下降，再犯能力自然降低，也无处死或者终身监禁之必要。同时，老年人长期处于被监禁状态，除了监禁成本问题外，还有亲情疏远淡化，家人拖累增加等一系列问题难以解决。反观日本，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快速的国家之一，65岁以上犯罪人口增长迅速，监狱内的老年罪犯平均年龄高达74岁，甚至还有88岁的服刑人。老年罪犯人口增加也让日本监狱出现新的“风貌”，到处可见药单、轮椅、担架、成人纸尿裤等。根据日本警事厅统计，从2000年到2006年，65岁以上罪犯人数从1.7万人上升到6.6万人，增长速度惊人；其中，五成四的老年受刑人因商店偷窃入狱，当然也有杀害重病卧床伴侣的重犯。日本全国60岁以上人口数，在上述6年中增长17%，但受刑人增长的幅度则高达87%。在全日本74个监狱里，老年受刑人增长比率从2000年的9.3％上升到去年的13.3%；同时期，20岁到30岁之间的受刑人数却锐减。日本老年受刑人比率高于所有西方社会[4]。
目前各地制定的有关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地方法规中，大多把70岁作为老年人的标志，少数地方规定为65岁，只有云南规定为60岁。随着生活质量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65岁以上70岁以下的老年人实施性犯罪、故意杀人罪的案件时有发生，故宜将免除死刑和无期徒刑的年龄规定为70岁以上。
(7)没有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一事不再理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内在要求，意指对于一个法院已做出实体的生效裁判或有关实体的程序性裁判的案件，不得对案件再次起诉和审判{10}。在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一事不再理原则不仅仅是一个宪法性原则，也是刑事诉讼的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同一罪行不得受两次惩罚被称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大陆法系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精神是相通的。早在13世纪中期，英国普通法中就确定了这个原则，在美国，除了联邦宪法外，还有45个州的宪法规定了这个原则，并且联邦最高法院亦通过判例确定了该原则{11}。一事不再理原则在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项中予以明确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以审判或惩罚。”这不仅仅是一项国际法原则，它是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在国际性文件中得到体现。我们考察西方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可以看到，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一事不再理或是禁止双重危险首先是一项宪法性原则，因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构成宪法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故这也是该原则作为一项公认的基本人权在国内宪法中的必然体现。
我国政府在1998年10月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早在1990年，中国政府就对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表明态度：“在中国法律制度下，中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会经过立法机关的批准程序或国务院的通过程序。条约一旦对中国有效，在中国便有法律效力，中国便有义务去施行该条约。”{12}故从履行国际法义务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必要对该原则加以规定。换个角度而言，即便该公约还未经我国立法机关批准，但我们就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内涵来看，通过立法对其加以规定符合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保障人权的要求以及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机关不得就同一行为更换罪名重复立案的规定，隐约可见该原则的身影，而《刑法》第十条甚至做出了相反的规定，即“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依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通说认为，这是主权原则延伸出来的“不受外国法院判决效力约束”原则，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