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中国宪政——百年回眸、反思与展望

   内容提要：本文从宪政文化与制度互动的理论模式出发，探讨阻碍中国宪政进步的制度和文化原因。中国宪政百年历程表明，宪政的发展至少取决于三个条件：宪政理念和知识的引入、既得利益集团对宪政改革的让步以及公民宪政意识的觉醒。中国百年宪政历程之所以命途多舛，正是因为宪政理念因意识形态保守而迟迟没有引入、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进程和社会大众缺乏参与。文章最后指出，人民才是宪政的根本动力；只有广大人民在思想启蒙和制度改革的良性互动中真正觉醒了，中国宪政才有希望。 
         
        英文标题：The Worldly Emergence of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m: A Centennial Review
         
        一、引言——中国百年宪政的进化理路
         
        将历史的时钟倒拨一个世纪。1908年，中国的末代王朝颁布了第一部成文的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1] 对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或许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纪念的意义。在许多老百姓乃至学者眼里，它只不过是我们常说的“腐朽的清政府”在灭亡之前的“回光返照 ”而已。不到三年功夫，这部所谓的“宪法”就成了废纸，而不久之后清王朝自己也寿终正寝了。然而，不论我们如何看待满清政权及其统治下的产物，这部宪法无疑标志着中国宪政的起步。从此之后，中国宪政正式开始了一个世纪的风雨蹒跚之路。
         
        当然，这个标志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作为一部制度性文件，《大纲》是此前半个多世纪的思想积累的结果。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西两大文明发生激烈碰撞。西方通过更先进的军事技术强行打开了实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的大门，不仅严重挑战了满清政权的合法性，也不断威胁着颠覆整个中华文明的传统秩序，造成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场空前的冲突和转变过程中，中国少数知识分子首先觉醒了。他们敏锐地看到，西方不只是有洋枪洋炮而已；先进的军事技术是由发达的经济基础支撑的，而经济的背后是先进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因此，中国的落后归根结底是制度上的落后，而绝不只是经济和军事技术上的落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传播，大量西方思想被引入中国，其中也包括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宪政观念。这些思想不仅影响了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也影响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乃至最高统治者。到上个世纪之交，构成思想界主流的文人和士大夫都至少同意中国需要一部宪法。在社会精英力量的推动下，清朝统治者才颁布了1908年的《大纲》。
         
        其次，《大纲》本身的命运表明，一部制度性文件并不就等于制度。在这里，“制度”有两个层次的意义——纸上的制度和行动中的制度。《大纲》只是规定了纸上的制度，但是如果不能付诸实践，最后不论在理论上具有什么权威都是空的。《大纲》中规定了“议院”、“言论”、“自由”、“财产”这些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颇为新鲜的概念，但是并没有——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实质性地加以兑现。事实上，就连第一句“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也很快成为泡影。由此可见，“制度”显然不只是条文规定而已；文本只是一个起点，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文本规定的落实。在《大纲》制定后的一个世纪里，一部部中国宪法像走马灯一样轮换登场，但是落实者却寥寥无几。“实施难”不仅概括了《大纲》的短暂存在，而且也预示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宪政建设所面临的基本困难。如今颇为流行的各种“潜规则”和“执行难”，其实都是正统文本遭遇“实施难”的各种衍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