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工匠的角色定位——倡导注重细节的法学模式(7)

      五、法学工匠的培养
      法学教育是培养法律职业者的专门性教育活动，是法律职业得以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它应使法科学生掌握系统的法律学问，习得有效的法律技能，养成良好的职业伦理。如果我们的法学院能为社会培养出品德高尚、求真务实、乐于干脏活苦活的专门法律人才，将会有力地助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在中国，为了培养出社会急需的法学工匠，我们须对当下的观念、做法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其中，关注细节是一种重要的应对措施，这将在法的价值论、本体论、方法论等方面都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关注细节，以形成正确的法的价值论。法的价值，主要体现为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反映着法律制度所追求的社会理想。社会成员特别是法律职业者是否具有正确的法的价值论，直接影响到法制的运行状况。法的价值论上的偏颇，将有损于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一些现代心理学家提出“整合性人格”概念，他们把“自我”描绘成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指称着每个人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十足的“标准”人是一个被完全整合的自我。在民主社会，这种观念作为一种理想是愚蠢的，是一种虚假的陈述。“我们应当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他我(selves)的一种民主形式，在他的组织结构中，应当具有适度的异端或矛盾性——亦即适度的无政府状态。一个被过度整合的人——比如说希特勒——显然是极权主义者的理想。作为一种陈述，‘整合’这一概念显然是假想的。没有哪个人是单一的‘自我’(self)。每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具有许多他我，他们从来就没有被彻底地一体化，成为纯一。就法官、陪审员、律师、证人或诉讼当事人而言，‘古典主义’(或极权主义)把每个人看成是一个稳定而和谐的统一体，这种观念将严重地妨碍司法活动。”[3] (P445)对此，弗兰克认为：“在关心宏观世界的同时，我们也不得忽视微观世界，不能忽视那些琐碎的事件，它们在人类的个人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3] (P471)一种美化抽象的民众，却对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无动于衷、怠慢轻视的体制是令人厌恶的。[33] (P42)“一项法规，如果只想为公共利益服务，却拒绝为个人利益作任何辩护，那它也就根本不可能要求获得法之名分”。[34] (P25)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时代，每个人的法律地位、合法权益都是独立的、至上的，每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立法者在创制规范时，法官在处理案件时，都不能单纯地以统计学上的概率或历史发展趋势，基于“宏观”、“整体”、“公共利益”之考虑，“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轻视或抹杀个人的具体权益。正是从细节出发，对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及其身边小事的关切，才是法律制度崇高的价值目标。
      第二，关注细节，以掌握切实的法的本体论。法的本体论涉及法的本质，法的基本特征，法的构成要素、结构和体系，法的渊源、形式和效力，权利和义务等。其中，法的构成要素是法的本体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近代以来，关于法的要素的理论主要有命令说，规则说，规则、政策和原则说，概念、规则和原则说以及律令、技术和理想说。上述几种观点各有短长，美国法学家庞德将法律归结为律令、技术、理想三种要素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律令的外延大致相当于权利义务内容明确的法律规则。法律理想是指特定社会中关于秩序的理想图画，即社会秩序应该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等。技术是指解释和适用法律规则、概念的方法和在权威性资料中寻找审理特殊案件的根据的方法。法律不仅是由规则、原则所构成的，也包括了灵动的操作技术。“法律乃是一种知识和经验的组合体，而社会工程的上述部分活动就是在法律的支持下展开的。法律不只是一种规则体。的确，法律拥有一系列有关行为和审判的规则、原则、概念和标准，但是它还拥有使行为规则和审判规则得以适用、发展和变得有效的法律学说、职业思维模式和职业裁决技术。与工程师的公式一样，它们代表了经验、科学对这种经验的阐释以及这些科学阐释的逻辑发展，但是也代表了人们在用一种发达的手段认识新方法并系统阐释它们的要求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创造性的技艺”。[35] (P232)可以说，法律是以特定的创制技术、适用技术作为其内在的构成要素的，这些法律技术并非外在于法律，而是法律须臾不可离开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在我国尚未成为通说，但也不乏拥护者。参见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