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海内地与澳门地区赦免制度之比较(4)

（3）关于赦免的种类以及效劳

由上所述，在实践中内地特赦是1种集大赦、特赦、赦免性减刑以及复权为1体的赦免制度，但是在立法上并无对于大赦、赦免性减刑以及复权等详细赦免形势及其效劳作出明确的划定，这就造成立法与实践相脱离的题目。前述学者以“拥有中国特征的较为特殊的特赦制度”来概括内地目前赦免制度，从另1个角度讲，也是1种不缜密的表述，因为良多国家关于赦免制度的内容都不绝相同，是否是都要据此称之为“拥有**国家特征的较为特殊的赦免制度”呢？如此笼统粗略的划定，在当前不稳定的社会情势下实行赦免，等闲给民众造成恣意赦免的印象，入而无益于赦免实践的顺利开铺。比拟较而言，澳门地区关于赦免的种类及其效劳的划定显著完备很多。大赦、普遍性赦免以及特赦及其效劳规模都拥有独立法定制度的地位，纵然其大赦、普遍性赦免以及特赦的效劳与国际通行做法其实不完整1致，但由于有基本法以及刑法典的划定而显患上明确且富有特征。于是笔者以为，可以借鉴澳门地区赦免制度，对于内地赦免制度从下列几个方面予以完美：

第1，关于赦免的种类。从内地历次赦免实践来望，特赦的效劳都是解除了已经经被裁决的犯法人承担的部门刑罚，然而这其实不表明内地特赦的效劳仅仅限于此。于是，在制订专门赦免法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以宪法修正案或者立法解释的方式将大赦、特赦、赦免性减刑以及复权从原本的特赦中剥离出来，对于各种赦免形势的规模、效劳、程序、法律后果等作出具体划定，使之成为独立的法定制度。这样做既可以适应客观情势变化以及社会发铺的需要，同时也相符宪法第六二条第一五项“应该由最高国家权利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之划定。有论者以为在现有的宪法制度框架内，将特赦解释成有大赦存在的空间，与现行宪法对于赦免制度的设计用意严峻违离。该论者还以为没有必要将中国赦免类型增设为包孕大赦、特赦、减刑、复权在内的多元化类型，因为特赦自身便可以承担减刑、复权的功能。[一二]笔者以为，这类观点有失偏颇。首先，大赦制度作为1种有效的刑事政策，在调理利益冲突、衡平社会瓜葛、填补法律之不足、营救法治之穷等方面拥有其踊跃的1面，将其纳进赦免制度当中相符其设计用意，而且我海内地刑事诉讼法第一五条也确认了大赦的存在。其次，作为赦免的详细形势，大赦、特赦、赦免性减刑以及复权地位平等，将其从特赦中独立出来相符赦免制度法定化的请求。假设仍然以“特赦”之名行大赦、特赦、赦免性减刑以及复权之实，则等闲导致赦免效劳上的凌乱。 第2，关于赦免的效劳。内地与澳门赦免之效劳都不影响累犯的成立，然而内地赦免的效劳还可以导致罪恶之歼灭，好比内地刑事诉讼法第一五条划定经特赦令罢黜了处分，已经经追究的应该宣布无罪，于是内地赦免的效劳规模显著大于澳门大赦的效劳。除了此之外，两地赦免效劳还存在诸多悬殊：首先，澳门大赦与内地赦免均能使刑事程序终止，然而澳门大赦的效劳还可以导致保安处罚的再也不履行。如前所述，笔者以为，赦免的适用是以犯法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没有犯法就不存在赦免题目。保安处罚是针对于犯法人或者有犯法危险偏向的人所采取的社会防范措施，对于于保安处罚能否赦免，不能1概而论。只有在形成犯法的情况下，赦免的效劳才能及于保安处罚，反之，对于于有犯法危险偏向的人则不适用赦免。其次，内地赦免实践中，针对于的对于象不单单包孕战犯，还包孕反革命罪犯以及普通刑事犯，但毫无例外的是这些赦免的对于象都是经过必然刑期的关押。与内地特赦不同的是，澳门特赦非但包孕罢黜了部门刑罚，还可以罢黜了全体刑罚，而且也能够用另1种对于行径人较为有益的刑罚来接替原判刑罚。笔者以为，其1，采取另1种对于行径人较为有益的刑罚来接替原判刑罚的方式较传统特赦制度灵便，更容易操纵，值患上内地借鉴。该种方式可以缓以及被害人及其近支属与普通民众的情绪，从而到达赦免之用意。其2，澳门地区作为特殊大赦的普遍性赦免，笔者以为与国际通行的特赦大同小异，可认为特赦所包容。再次，相对于于于澳门立法而言，内地可以依据详细赦免实践，在立法上确认赦免性减刑以及复权制度的存在以完美赦免制度。必要时赦免性减刑可以附加拥有实质内容的服刑条件或者悔改表现等前提性条件。而复权的详细内容，则可以依据我海内地刑法第五四条所划定的剥夺政治权力的详细权力来划定。最后，澳门对于各种赦免形势的效劳都作出了明确划定，这1方面为赦免实践提供了法律根据，另1方面也确保赦免权在法律框架里手使，防止滥赦的后果。这类对于各种形势的赦免效劳十一作出划定的做法应该为内地赦免立法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