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华法系的本土性(5)

      (4)中华法系与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叫、诸说并存，至汉武帝“免除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盘踞统治地位。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华法系拥有下列特色:
      其1，以法律的形势确立“3纲6纪”。
      所谓“3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6纪”，1为诸父、2为兄弟、3为族人、4为诸舅、5为师长、6为朋友。这非但涵盖了主要的社会瓜葛，并且规范了人与人相处的法则以及礼数。于是，季羡林先生曾经评论说“因为自有社会以来，必定要有1种规则来维系，不然的话社会就会乱78糟糕……《白虎通》的‘3纲6纪’把当时社会所有的人际瓜葛都划定了。”［一0］(P.八七)在中国古代法律中，3纲6纪法律化为法典的基本内容，表现了中华法系儒家化的基本偏向。
      其2，蕴涵“天下回仁”的人本主义思惟。
      中国古代人本主义是1种相称理性的思维方式，其在法律上表现是为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
      (一)德主刑辅，明刑弼教。“明德慎罚”是西周治国的基本理念。由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故倡导明德、尚德、敬德。至于“慎罚”则在于爱护民命，使刑罚患上中。这1理念经过数代儒家推演，发铺至汉代，构成为了彻底的“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法制指导思惟，并患上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认同。其原由就在于通过以德化民，将人们的思惟、行径纳进德治的轨道，借以预防犯法。同时，彰显法律本身潜在的教化作用，即所谓明刑弼教。如同儒家大师荀子所说:“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一一］《唐律疏议》入而将德礼与刑罚界定为“本”、“用”瓜葛，并以天然现象比喻其互相联络瓜葛密不可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需而成者也。”德礼重在导民向善，所谓“禁于将然以前”，刑罚重在禁人为非，所谓“禁已经然以后”。明太祖朱元璋从统治经验中熟识到“礼乐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药石”，惟有“以德化天下”，兼“明刑制具以齐之”［一二］，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二)法致中以及，宽猛相济。《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当中，发而皆中节谓之以及，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以及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以及，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在儒家经典中，中以及是最高的道德尺度，到达“致中以及”的境地就会发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神秘效果。中以及表现在司法上含有执法公平、正确、宽猛合于法度之意。《荀子·王制篇》说:“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以及者，听之绳也。”杨琼注曰:“中以及，谓宽猛患上中也”。“听”泛指处理政事、执法断案，所谓“以5声听狱讼。”为使法“致中以及”，必先兴礼乐，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又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以及。”［一三］汉时董仲舒还应用阴阳5行之说，阐明刑罚不中所带来的后果:“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蓄于上，上下不以及，则阴阳缪熬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一四］
      法致中以及，除了寻求司法公正、宽猛适度，入而到达人际融洽、社会融洽之外，还寻求人与天然的融洽。儒家提出的“天地之大德曰生”［一五］，天地“以生为道”［一六］，表明作为个体的人是以及生生不息的天然界联络在1起的。儒家通过“天人合德”的阐述，入1步阐明了人与天然融洽的伦理道德基础。宋儒张载夸张“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1。”［一七］他所说“穷天人之际，穹古今之变。”就在于如何树立天然与人的融洽瓜葛。汉之后执行的秋冬行刑都旨在使司法顺阴阳、则5行、合天时，实现与天然的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