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网络公共空间、社会功能与法律规制(5)

 
　　可见，如果利用得当，“人肉搜索”可以很好地引导公众监督和公众讨论，这种监督和讨论不仅可以针对政府公权力，以实现法治；还可以针对社会领域的道德事件和公众情感事件，并主要通过社会本身的道德资源和舆论力量完成行为矫正，并最终实现社会风气的维持与进步。
 
　　至于华南虎事件中的网民集体打假[25]，以及“金晶被打”事件中通过“人肉搜索”实现的全球通缉[26]，则分别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促进了公共事件的进程，限于篇幅，这里不作具体展开。

　　4、关于“人肉搜索”社会功能分析的一个小结
 
　　由此可见，“人肉搜索”在历经初期的发展之后已经开始了公益化的转向，成为一种提供、搜集、组织和展开公共讨论与网络公民行动的重要模式。在以上区别的窥探隐私型和公共事件型两者之间，笔者以为后者的比例会逐步增加，从而使得公益性本身成为“人肉搜索”的充分的正当化依据。对于单纯刺探个人隐私，恶意破坏个人名誉和家庭关系的“人肉搜索”行为，则应该分别情形通过行政法或刑法予以制裁。这样的类型区分与褒贬选择，将有利于“人肉搜索”扩展其正面功能，抑制其负面功能，从而走上一条健康良性的发展道路。并且由于人肉搜索是中国网络社会的独特现象，无论是参与的网民人数、所涉及公共事件的频率、对实体化公民社会与政府结构的影响，都是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如果我们把“人肉搜索”做好了，它会成为中国对整个人类的互联网文明的重要贡献。进而，笔者以为这样自发的网络社区参与模式，本身具有刺激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和国家法治文明进步的重要功能，比如在网络社区的公共讨论有利于公民交往知识和行动能力的培养，这些基本素质完全可以作为实体化的公民行动的准备，间接地为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基础[27]；国家为了规范这一涉及多方利益的新型网络社会生活模式，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并鼓励网络行业自治，这将刺激立法者和执法者发展更高的设计理性和区分理性，并积累网络立法规制的经验。
 
　　三、“人肉搜索”的规范化需求
 
　　1、“人肉搜索”的价值证成：兼与暴民政治相区分
 
　　“人肉搜索”已经显露出明显的社会正功能，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基本缺陷。一个重要的指责就是这种搜索方式对公民个人隐私的肆意侵犯（跟贴者往往抱着“法不责众”的暗示心理），可能鼓励一种类似文革风气的告密文化，导致每一个公民都生活在在一种毫无隐私和安全感保障的社会氛围之中。果真如此的话，“人肉搜索”将不可避免地打上“原罪”的烙印。这样的“暴民政治”的指责是否有合理之处呢？显然是有的。然而将“人肉搜索”简单地比附文革或暴民政治又是不够准确的。所谓文革，所谓暴民政治，重要的不是公民没有自由，而是没有法治，从而导致积极自由对消极自由的压抑。重要的是有法治，以及在法治基础上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合理尊重与限制。
 
　　我们不能由于历史不完整的实践错误而走向反思暴民政治的另一个极端，以消极自由主义的神话（这些神话至少包括天赋人权、市场经济和精英民主[28]）窒息公民精神与公民责任。以民主理论的眼光来看，这个极端上的民主图景大致表现为：将民主仅仅视为竞争决策权的程序制度安排，而将大众智慧和意见排斥于日常决策权过程之外，又称自由民主，它实际上是“消极自由+精英决策”，以选举民主建立日常政治与大众之间的“隔离之墙”，忽视了民主的参与本性和民主的社会政治训练功能，因而受到20世纪以来作为共和主义复苏现象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29]的重大挑战。尽管如此，精英民主仍然占据现代民主的主流地位，但其一统天下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一种体现更深刻人类理性的“分层民主”思维逐步占据了人们思考民主模式时的基本地位。密尔是“分层民主”的提倡者，尽管他自身同时是19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大师之一，他在承认宏观政治中的选举民主（即所谓的精英民主或自由民主）的主导地位的同时，为微观层次的参与式民主提供了正当化论证，从而使其自身成为参与民主理论谱系上的重要一环。[30]